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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作为“北大教授”,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大概都是其中恶名最重又最莫名其妙的一个。在那个中国最高学府中,还未曾有他这样的“师者”,以不务正业名噪一时,同时不是以特立独行而是借装疯卖傻赢得毁誉交杂的存在感。

就价值取向和立场操守而言,他实是“两截人”,前后瓦解裂变的面目前非。他的人生,当然尚未能论定,但已在时光的过滤下,留给旁观者无限的想象空间。

他在知识界,被鄙夷为投机分子 ,但是他的前半生,其实是个著名的理想主义者,一介清流 。他的前后半生,立身之驳杂反差,出处之调性不一,可谓光怪陆离,世所罕见。

2000年以前的孔庆东,是个典型的热血青年、批判型学者、启蒙运动导师、自由主义知识人。出身哈尔滨,满怀理想,理科优异但志在可以改良人心的中文事业,少年心事所期就不是一饭之温饱、遗世之清雅;考取北大,如愿入中文系,投师名家,治现代文学,是严家炎钱理群等前辈耆旧尤为看中的学术接班人;倡幽默文学,写《47楼207》,洒然醉侠,以才华与锐利惊人耳目;热衷公共事务,雅擅团结同道,被推为学生会主席,爱游行,喜“抗上”,时时酝酿“造反”,事事嫉恶如仇,自视甚高,狂妄过头,当黑云压国时毫不犹豫挺身而斗,在最危机四伏的凶险时刻不惜以身试血。那时的他,作为一个坚定的怀疑论者、才华横溢的作家、不妥协的准启蒙思想家、激情澎湃反抗威权的斗士,赢得肃然起敬。

因为某段期间的作为,他被迫离开北大,屈抑心愿以中学教师的身份谋生,这段岁月他未曾告诉我们他到底作了多少努力以抵抗那些使人心灰意冷的不眠之夜;风平浪静之后,他重归北大,攻读博士学位,以钱理群的精神后学自居,溺爱青年学子余杰的才华,精心栽培日后以自由主义信仰名闻海内的许知远童鞋——虽然恰恰正是这些最密切的同道者,后来以最决绝的姿态与他割袍断义,分道扬镳,以其为耻。

那时候的孔庆东,让人看到了当代北大若存若亡的批判精神,与独立学人的梦想,当青春与知识、当独立与批判邂逅相逢时,它散发出斑斓的光彩。很多人视他为“五四”与北大精神的继承人,他也有着强烈的历史自觉性,凛凛然国士之风。

这是一段无论拥趸还是厌恶他的人,恐怕大都陌生未闻的“孔庆东前传”。

当大众传媒兴起,他的人格形象已经崩塌为奸险而猥琐“武丑”之角,舆论起哄,网名追击,四面楚歌,八方声讨,无论在民间还是在知识圈同行,几乎都是“公敌”。

他似乎特别乐意将一个精英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自我谋杀”的过程现场暴露给所有人看:言行自我喜剧性矮化,插科打诨;迷恋“阶集斗争”的暴力文化,相信枪杆子里出美女;不竭余力为鼓吹威权,誉朝但口是心非,反美又色厉内荏;政治化妆为新左与权力打手,政治理念本不妨孤芳自赏,但他的言论罔顾事实,曲学阿世,没有一丝真诚,所谓信仰只成赏玩的装饰、知识套现的终南捷径;

他的论战方式,早已跳脱学理,着意于污名化与粗话谩骂,“王八蛋”、“西崽”、“二鬼子”、“就他妈欠抽”、“狗崽子”、“走狗”等侮辱性语言随口即来,赤裸裸的诋毁和攻击,散播仇恨和挑拨矛盾;他的社会身份与教授角色,本该是社会善意与中立建言的承担,但是诸如“社会主义风景独好”、“不说普通话就是王八蛋”、“红契之下有汉奸”、“红哥一声震汉奸”、“卖国导致人民割命”、“中国互联网言论太自由而监管过于严苛”、“钢人是狗”等,实是以此换取“爱国者”的标签,以成其政治认同合法性的来源与权力的打赏。

可以说,他的“回到民间”,实际是回归“愚民主义”;他的“狂言无忌”,根本就是向着权力邀功请宠的,人情世故、文史风流、功名利禄,都在这沉渍厚重的翻云覆雨中。

孔庆东真是难以说尽的。我作为议论者,自己便身在局中,偏向也是明显的,于此求中立、客观的评价,无异于缘木求鱼。

但是不管如何,有一点是无疑的:是孔庆东教授自己,“亲自”把的人生过成了仿佛两次投胎,前后生幻开两朵,各表一枝。他的前半生,他的左冲右突、他的失落败北是如此吸引我们,又如此让我们心生敬意;但是后半页,他热心、野蛮、一厢情愿地充任某些势力的“爱心代理人”时,确实在不断地付出与兑换人格代价。当权力都视其为累赘和负担时,他一洗颓风,只能诉诸于民间极化群体的同情支持。这位聪明绝顶之人,可谓机关算尽,壮志未遂。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这是怎样一种文化现象,又潜藏着某种人何种心理动机,我们后知后不觉,已经无法理性和逻辑地解释。就我自己而言,我只看到时间的无情留白,还有支离破碎拼凑起来的一个结果。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他本人一句:这是为甚么?

作者:刘愚愚 更多原创人物文章关注公众号:参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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