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烏臺詩案發生於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御史何正臣上表彈劾蘇軾，奏蘇軾調任湖州後在謝恩的上表中用語暗諷朝政，御史李定也上疏指出蘇軾四大可廢之罪。

本案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後在御史臺獄受審。所謂“烏臺”，即御史臺，因官署內遍植柏樹，又稱“柏臺”。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築巢，稱爲烏臺。所以此案稱爲“烏臺詩案”。

神宗皇帝在熙寧年間（1068 年～1077年）重用王安石爲宰相，實行變法。變法失利後，王安石退居金陵，神宗又在元豐年間（1078 年～1085年）從事改制。

烏臺詩案即是發生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之年，即元豐二年（1079年）。

02

這年三月，蘇軾由徐州調任太湖之濱的湖州。按照例行公事的慣例，爲臣者調任他處須上表謝恩，蘇軾作一篇《湖州謝上表》的奏章，簡要敘述自己過去幾年無政績可言，然後再敘皇恩浩蕩。

行文到此，本來就算很標準了，但他竟然在後面又夾帶上幾句牢騷話：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蘇軾發牢騷是有原因的，當初因反對王安石變法，他自請出京通判杭州。自從到杭州以後就是綿延不斷的地方官任職生涯，杭州、密州、徐州，一連三番外任，這次又是調任湖州，蘇軾好像被朝廷忘記了。

眼看着歲月不饒人，而自己的政治抱負一直沒有實現的希望，蘇軾發發牢騷，實屬人之常情。但問題就出在此時的朝廷風向依然沒有發生變化，掌權派仍然看不上蘇軾，甚至要不停的打擊他。

除了王安石以外，改革派的人品大多不值一提，王安石罷相後，這些人搞政治投機的力度有增無減。

這回蘇軾的把柄被人抓住了，他們藉此大做文章，大肆排除異己。

03

單憑《湖州謝上表》那幾句話還不足以定蘇軾的罪，新黨欲置蘇軾於死地，於是他們繼續找所謂的證據。

當時社會上出版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臺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

御史臺的新進員工舒亶經過幾個月的潛心鑽研，終於找到了幾首蘇軾的疑似諷刺朝政的詩，就開始上疏彈劾。

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腳後腳殺到，他們歷數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將其定罪斬首。

當年蘇軾通判杭州的時候，沈括到杭州抄了他的很多詩文，還將疑似誹謗朝政的重點圈起來上交，這些材料此時也派上用場了。

一時間，朝廷上一片倒蘇之聲。

此時的蘇軾人在湖州，消息並不靈通。駙馬王詵是蘇軾的好友，他首先給蘇軾送去消息。

王詵派人去給在南京做官的蘇轍送信，蘇轍又派人去告訴蘇軾，朝廷派出去拘捕蘇軾的欽差皇甫遵也同時出發，但蘇轍的人先到湖州。

04

皇甫遵到時，太守官衙的人慌作一團，不知道朝廷的命令是什麼。蘇軾不敢出來，擔任湖州二把手的通判說:

“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需出見之。”

蘇軾只好硬着頭皮見皇甫遵，祖無頗連忙提示:“衣服，衣服。”

蘇軾說:

“既有罪，不可穿朝服。”

祖無頗提醒道:

“未知罪名，仍當以朝服相見。”

於是蘇軾穿上官服，出來面見欽差皇甫遵。

蘇軾不知罪名，以爲必死，他對皇甫遵說道：

“蘇軾自來疏於口舌筆墨，着惱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賜死。死固不敢辭，乞歸與家人訣別。”

皇甫遵淡然說道：

“不至於此。”

打開公文一看，是份普通公文，因蘇軾以詩文訕謗朝廷，傳喚進京，要蘇軾立即啓程。

還沒有定罪，當然還不至於馬上就死，大概類似於今天的犯罪嫌疑人被帶走時，辦案人員都會來一句：“跟我們走一趟吧！”

05

蘇軾途經揚州江面和太湖時，想跳水自殺。但又不知道要判什麼罪，怕他的案子會牽連親人朋友。再一想，真跳了水，又會給弟弟蘇轍招致麻煩。於是還不敢死。

家裏燒了他與友人通信的大部分手稿，御史臺果然又派人搜查他們的行李，找蘇軾的詩文，書信和其他文件。

蘇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入京，經過半個多月的長途跋涉，八月十八日被送進京師御史臺的監獄。二十日，被正式提訊。

一段最艱苦的日子就要降臨到蘇軾的頭上。

《湖心亭看雪》用崇禎年號，明末清初明朝遺民張岱的代表作

一首《江城子·別徐州》，抒發了蘇軾對徐州的無限留戀之情

司馬相如漢賦《鳳求凰》，卓文君爲之傾倒一生

蘇軾通判杭州，官邸在鳳凰山北側、可俯瞰西湖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