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考特與羅德-拉沃爾

剝離主角的慶祝儀式

半個世紀前的1969年和1970年，無疑是澳大利亞網球史上迄今最爲輝煌的兩年——這期間，羅德·拉沃爾和瑪格麗特·考特先後締造了男女網壇公開賽年代的首個“年度全滿貫”記錄。50年後，在2019年澳網開賽之時，澳網官方爲拉沃爾舉辦了“全滿貫”50週年紀念儀式。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球館裏，已經白髮蒼蒼的拉沃爾從時任世界第一德約科維奇手中接過光彩奪目的特製獎盃，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一年以後，1月27日，澳洲網協還是在瑪格麗特·考特球場爲24屆大滿貫冠軍舉行了紀念儀式。但瑪格麗特-考特本人沒有被安排發言環節。因爲澳洲網協需要盡全力避免在此期間出現節外生枝的“抓馬”，消解掉可能產生的尷尬，在此之前，他們就已經擺明了立場——“我們承認她在1970年所做的一切，但我們不會慶祝這個人。”

瑪格麗特-考特在今年澳網的紀念儀式上

這一切並非是由於考特的成就配不上這樣的盛大慶典——不然，澳網官方也不會於2003年將他們的次中心球館命名爲“瑪格麗特·考特球館”。相反，縱觀整個網球史，能在球場統治力上與考特並肩的也是屈指可數。除她以外，無論男女，還沒有任何一位球員能夠拿到24座單打大滿貫冠軍獎盃。迄今爲止，考特仍是僅有的三位能夠包攬一個自然年內四座大滿貫的女子球員之一。即使只算公開賽年代開啓之後的表現，考特91.37%的總勝率和91.7%的大滿貫決賽勝率依然是無人可與之匹敵。

真正讓人在談起這位名宿時皺起眉頭的，是她在掛拍後的一系列爭議性言論。考特在退役後發表的一連串的“反同性戀”言論，成了她在離開賽場許久之後仍能登上媒體頭條的重要理由，多數時候甚至是唯一理由。

同性戀是魔鬼？

在考特看來，同性戀就是魔鬼，女子網球“充斥着”女同性戀者，而她們“毀掉了這項運動”。1990年，對於早在1981年就宣佈出櫃的納芙拉蒂諾娃，考特發表了這樣的“點評”：“作爲球員她很出色，但我更希望看到一位可以充當年輕球員榜樣的頂尖球員。孩子們接觸到了有關同性戀的內容讓人難過。瑪蒂娜（納芙拉蒂諾娃）是個好人，只是在生活上誤入了歧途。”

隨着同性戀平權運動愈發深入人心，爲同性婚姻正名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對此，考特自然是坐不住的，2012年，考特公開聲稱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有關同性婚姻的提案是“將上帝所厭惡的同性行爲合法化”。

德拉奎爾的同性家庭

考特在這一問題上發聲的熱情沒有就此熄滅。2013年，考特揮起言語的重錘，砸向了她的同胞、與她有私人交情的後輩德拉奎爾。當時德拉奎爾剛宣佈她和同性女友賈德首個孩子的出世，正處於初爲人母的喜悅之中，可考特卻撰文“哀嘆”道：“看起來這個孩子被剝奪了父親，這讓我很難過。”2017年，考特在一次電臺講話中發表了更讓人瞠目結舌的言論。對於LGBTQ（性少數羣體，包括同性戀、雙性戀等等）在年輕人中接受度越來越高這一現象，她毫不留情地將其比作是“希特勒的行爲”。

即便是接受了澳網組委會的邀約，將要前往墨爾本公園參加紀念儀式的前夕，考特也依然是“火力全開”，全然不顧自己的言論可能會給澳網組委會帶來安保壓力——2019年年底的一次佈道活動中，考特指責跨性別者違背了上帝的旨意：“LGBTQ就是惡魔的傑作，在學校裏讓兒童認同這些羣體，簡直是被惡魔控制，讀讀《創世記》的前兩章吧，那就是我要說的，‘男人和女人。’”

納芙拉蒂諾娃很早就公開性取向

在開放與包容逐漸成爲社會主流價值觀一部分的背景下，考特一系列與之背道而馳的言論雖然得到了一些人的追隨，但更多的是來自各方的反擊。考特對“同性婚姻”提案的批評引發了相當一部分人的不滿，活動家們召集人們舉起彩虹旗到瑪格麗特·考特球館進行抗議，將“瑪格麗特·考特”從球館名字上“下架”的要求也第一次得到了大規模的聲援；2013年考特對德拉奎爾的那次中傷讓後者無奈地在推特上寫道：“瑪格麗特，適可而止吧。”2018年澳網前，終於無法忍受的比利·簡·金也站出來呼籲澳網替換掉次中心球場的名字：“我想，如果談論的是土著人、猶太人或者是別的什麼人羣，我是無法想象公衆能夠接受有什麼事物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要知道，起初，在人們探討以“瑪格麗特·考特”作爲這座球場的名字是否合適時，“金夫人”可是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

而這次對考特發出50週年紀念活動邀約的澳網官方，也不得不發出聲明表明自己的立場：“我們不認同瑪格麗特（考特）的個人看法，她的看法這些年來貶損並傷害了我們這個共同體內的許多成員，與我們追求平等、多樣性以及包容性的價值觀不符。”

瑪格麗特-考特痛恨的彩虹族

上帝爲她背書？

完全可以憑藉在網壇爭取到的地位安享退役生活的考特，緣何會一而再再而三地不顧大衆感受“深入雷區”，甚至不惜傷害同行以及敬愛自己的後輩？這似乎要從她與上帝的“結緣”說起。

原來，當考特於1977年帶着前無古人的網球成就告別職業賽場時，她並沒法如願過上放鬆閒適的日子，需要同時照顧四個孩子的壓力讓她喘不過氣，產後抑鬱、心臟病以及失眠等諸多身體問題相繼找上門來。此時，是“上帝”讓她從這段困境中得到了解脫，按考特的原話來說：“在聖經學校的第二年，我的心臟問題和抑鬱症狀完全被治癒了，我的生活發生了全方位的改變。”

瑪格麗特-考特與丈夫和孩子

於1983年從聖經學校畢業後，考特更加積極地投身於自己的信仰。1991年，她正式成爲了一名牧師，四年後，她在珀斯建起了一座名爲“勝利生活中心”的教堂。至今，考特仍擔任着牧師的工作，不遺餘力地傳播宗教影響。

只是，“上帝”在撫平考特傷痛的同時，似乎也在無意之中觸碰到了後者身上的一個開關。自考特以五旬節派牧師的身份出現在世人面前，她也成爲了網壇最堅定的“反同”衛道士。

曾經被同時代的南希·裏奇（前世界第二，兩屆大滿貫得主）描述爲害羞到連在公衆場合發言都會慌得起疹子的考特，有了“上帝”爲自己“背書”，似乎有了與任何人爲敵的勇氣。其實，考特很清楚自己的言論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正如她在2011年所說：“我的言論就像是拉開了一枚手榴彈，將它投進了滿是人的房間裏。”但每每她的言論在人羣中炸開，對來不及躲開的人們造成殺傷時，考特又會請出“上帝”，給自己的所作所爲尋找一個理由。2012年，面對可能發生的抗議行動，考特回應道：“我實際上對同性戀者是懷有愛意的。我沒有任何針對他們的意思，這只是我（關於同性婚姻）的看法，這是寫在《聖經》裏的……聖經永遠都會是我的生活指南。我相信婚姻僅僅是男女之間的事情。”

網壇兩大名宿納芙拉蒂諾娃和麥肯羅都提出抗議，希望將瑪格麗特-考特球場改名

種族歧視者

很難說清楚考特是像納芙拉蒂諾娃曾說的那樣，“藏身於《聖經》之後”，還是爲了堅持踐行信仰不懼“千夫所指”，確實是一位虔誠而勇敢的基督教徒，但毋庸置疑的是，她的言論確確實實給她所“轟擊”的對象（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造成了傷害，還進一步波及到了更加無辜的孩子們（試想，在同性戀家庭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們該如何面對考特對他們家長的指責？），而這是考特強調再多遍“愛”與“上帝”都難以彌補的。更何況，早在考特投身“信仰”事業之前，她也曾有過一些值得商榷的做法。

1970年，比利·簡·金聯合其他八位女子球員建立起了一項名爲“維珍妮香菸巡迴賽”的新賽事，意圖對當時男女球員之間收入差距巨大的狀況進行反抗。這個組織最終成爲了影響深遠的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爲後來的女子球員們爭取到了巨大的權益，但考特卻並不是最初這九位球員中的一員。

這絕不是因爲考特視利益如糞土，三年後的1973年，考特便在鉅額獎金的驅使下，先於比利·簡·金參加過一次“性別大戰”，尷尬地遭遇了55歲的鮑比·裏格斯6-2，6-1橫掃，讓當時本來就遭到質疑的女子網球更加陷入泥潭。要不是之後有比利·簡·金在四個月後站出來救場，以6-4，6-3，6-3的直落比分擊敗裏格斯，光指望考特，恐怕直到現在，女網還會停滯在那個收入難以望男網項背的時代——就和如今多數的女子項目無異。

1971年，當考特的雙打搭檔古拉貢可能因帶有土著血統而無法前往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參賽時，考特原本可以以放棄參賽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場，但她沒有這麼做，執意要前往南非公開賽進行衛冕。實際上，前一年她還稱讚了南非臭名昭著的種族政策：“在這方面，南非做得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有條理一些，特別是美國。我愛南非，我隨時都願意重返那個地方。”

舊秩序守護者？

也許，考特更適合被看作是一位頑固的秩序守護者，任何對舊規則的挑戰，都會被考特看作是對自己“舒適區”的踐踏。所以她纔會在某些時候保持沉默，又在別的一些場合言辭激烈。

至今，考特似乎仍然不懂爲何有那麼多的人會選擇與她“隔網相對”，以至於讓她本該五彩斑斕的運動生涯都被蒙上了一層陰影。在她看來，她一直以來所做的是正確的事情，只是現在的年輕人無法理解罷了，而這不應該影響對她作爲一個運動員的評判。

但她或許沒有想到的是，我們會願意將一個人視作偶像和標杆，併成爲TA的追隨者，並不僅僅是因爲其成就，更多地會是因爲，我們能在他/她找到自己理想形象的投射，以及某種意義上的精神指引。而正是對於許多人來說，他們無法在如今的考特身上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