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歐：戰略互動的開始

歐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後者也是前者第二大貿易伙伴，二者在經貿關係上聯繫緊密，而且相對“和平”。但需要注意的是，歐盟仍未與中國還沒有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和建立自貿區。即使在2018年歐盟與日本達成自貿協定後，中國商務部發言人表示“中國和歐盟領導人也在以實際行動推動自由貿易——中歐雙方已經就中國和歐盟投資協定談判交換了清單出價，標誌着中歐投資協定談判進入新的階段，爭取早日達成一致，並在此基礎上將中歐自貿區提上議事日程。”然而，今年初進行的仍然是始於七年前的中國歐盟投資協定談判，發言人稱雙方都希望在今年內結束談判取得成果，這是樂觀估計。至於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就需要更長一段的時間了，既然互爲大型貿易伙伴

面對迅速崛起的中國，西方世界是又需要親近也又比以往加倍警戒，這似乎成爲了默認模式。在2019年金融時報上刊登了一篇《歐洲對華政策的7條建議》，文章中透露出來歐盟對於中國的警惕。由於美國目前對於國際規則秩序漠不關心，所以幾乎由歐洲來“做最後的貴族”，獨立捍衛原本由它規劃、也是其賴以繁榮的國際秩序；並且它認爲中國正在中國在構建一個以自己爲中心的全球經濟網絡。具體表現在“一帶一路”倡議、謀求科技領導地位以及目前不太明顯的爭取貨幣支配權，而支付科技和新的數字人民幣將是其中一部分。結果是促使其他國家向中國而非歐洲的經濟和規則靠攏。以上是歐盟在應對中歐關係時考慮的因素。

在2019年早前，布魯塞爾稱中國是一個“系統性競爭對手”。而《七條建議》除了在歐盟認爲不觸犯根本的領域比如氣候等，與中國進行合作以外，再就是要“效仿”中國加強對其他地區的吸引。歐盟需要搞清楚自己擅長什麼，哪些方面對其他國傢俱有吸引力；並且“胡蘿蔔和大棒並用”那些選擇不與歐盟站在一起的國家，必定要讓他們知道會面臨歐洲用於保護其價值和利益的壁壘。

進入21世紀10年代，中國向外的步伐愈加迅速，並更加積極和深化：廣爲人知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在歐洲的“中國-中東歐合作機制”（17+1）。積極“興沖沖”而來的中國，也使歐盟更加提防。“17+1”機制在初期曾被詬病爲“中國試圖對歐洲分而治之的機制”，德國有媒體曾經形容“16+1”是“東方公主和16個小矮人”，這一說法帶着對中東歐國家的蔑視和對中國嘲諷否定，仍然具有一些意識形態因素。

就在合作倡議提出的當年，斯洛伐克亞洲研究所以理查德•圖爾克薩尼( Richard Turcsányi)爲代表的一衆學者對中國—中東歐關係展開了研究。在他們看來“目前中國在中東歐的所作所爲始終遵循着中國於 2003 年發佈的歐盟政策文件相關要求”，同時在對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的 2013 年度報告的分析中，得出“中國—中東歐關係三大主要內容是——經濟、政治和人文教育，其中經濟是重點”這樣的結論。當然，各國精英學者的反應也不盡相同。捷克布拉格國際關係研究所的魯道夫•菲爾斯特( Rudolf Fürst) 與菲利普•特薩日( Filip Tesaǐ)在題爲《中國在中東歐捲土重來：既非同志，也非戰略合作伙伴》的文章中表達了對於“16+1”合作機制的深切關注和中國意圖的深刻懷疑。波蘭頂尖學府——弗羅茨瓦夫經濟大學的一篇由著名經濟學教授著的題爲《21 世紀的中國對中東歐外貿政策研究，以波蘭爲例》的論文中，甚至將“16+1”合作倡議描述成“精心設計”和“精確定義”的“經濟擴張”。這三篇文章分別發表於 2012 和 2013 年，即機制平臺落成運行之初，可以說代表了當時中東歐國家中部分研究機構和精英階層的複雜態度，尤其是弗羅茨瓦夫經濟大學的教職員工時常進駐董事會與國內外政府相關機關充當諮詢和顧問。

現已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但是歐盟對於該機制或是對於中國的疑慮仍然未見減少，而且在《七條建議》中也提出，爲了應對“17+1”可能帶來的“歐洲分裂衝擊”，歐盟要向歐洲的東部，尤其是東南部提供更多的支持。加入（中國-中東歐合作機制）“17+1”的17個國家之所以那樣做，不是因爲中國投入了大量資金（中國並沒有），而是因爲這些國家覺得歐洲拿出的更少。這個地區仍是歐洲互聯互通最差的地區。這種情況必須改變。

所以談到中歐經貿合作，除了經濟因素外也需注意到 “心理認同”。因爲“認同”會影響宏觀評判，進而影響到具體政策的落實。加之缺乏透明度、歧視外國公司的產業政策和非關稅措施、政府對經濟的強力干預，導致國有企業處於主導地位，獲得補貼的機會不平等，融資成本低廉、知識產權保護和執法不力，這些歐盟對於中國經濟評估認爲存在的問題，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中歐投資談判、商定自由貿易區的進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