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因为周王室的没落，原本秩序井然的周王国，瞬间陷入了一片混乱：诸侯不再到王室朝觐，而是互相征伐；戎狄异族也强势崛起，频繁侵凌弱小诸侯。

为在乱世中抢得先机，那些明智的诸侯们却率先发起了制度性变革：在不断的对外扩张过程中，楚武王创立了县制；齐桓公启用管仲，进行了“三国五鄙”、“士、农、工、商”分类聚居、“官山海”、“相地而衰征”等等改革；晋献公建立起“无蓄公子”制度，晋惠公推动了“作爰田”、“作州兵”改革……。

这三个诸侯国在制度性变革后，都走向了强大：自楚武王时崛起，楚国在春秋时期与齐、晋两大中原霸主对抗了将近两百年，长期不落下风；管仲改革之后，齐国在齐桓公时期成为东周霸主，此后长期牵制楚、晋两大“超级大国”，成为东周重要一极；在经历晋献公、晋惠公的变革之后，晋国在晋文公回国后一举称霸，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仅在楚庄王时期短暂失去过霸业……。

这三大强国之所以能长盛而不衰，动力就来源于各自的制度性变革：县制极大地增强了楚国公室的中央集权，使得楚国能集中资源一致对外；管仲的系列改革让齐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并在整个春秋时代都能保持相当的实力；“无蓄公子”、“作爰田”、“作州兵”三大改革，让晋国人才辈出，长期保持向上发展态势……。

虽然制度性变革并不一定会促进国家发展，毕竟还需衡量改革举措是否能真正解决积弊；但那些在乱世中抱残守缺、不愿变革的诸侯国，却一定会走向衰落，最终为强者所制。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所谓“制度性”变革不以为然：再好的制度，都是由人制定；既然人制定了制度，那么制度必然也可经由人来改变。所以任何制度，对于独裁的君王而言，都没有约束力。

果真如此吗？

晋献公在位期间，深受公族掣肘政事之苦。为排除威胁，他血腥清理了桓、庄之族，制定了“无蓄公子”的铁律。为确保此项制度能得到彻底执行，晋献公还特意进行了盟诅——谁敢违反，就必将遭到神仙诅咒！所以，尽管秦穆姬一再嘱托将群公子召回，可晋惠公依然不敢从命。此后历代晋国国君，即便强势如晋文公、晋悼公都不敢违反，足见晋献公盟诅的功效。

“无蓄公子”成为制度后，晋国不再存在强大公族，公室的执政自然也顺畅了许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晋献公这一制度性变革是成功了。

但晋献公没想到的是，很快其负面效应也随之而来。

因为晋献公生前待诸公子不公，引发了诸公子党徒的不满。晋献公死后，大臣作乱，杀死了奚齐与卓子，扶持晋惠公坐上了国君之位。

公元前645年，因战败被秦人俘虏的晋惠公为收买人心，委托吕诒甥进行了“作爰田”与“作州兵”改革，将公室土地全部私有化给士大夫阶层。

“作爰田”改革之后，晋国公室事实上将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大权部分让渡给了卿大夫阶层。改革之初，晋国人心都向于公室。因此，这种权力让渡对卿大夫们起到了极大的激励效用，促使他们奋发图强、忠心为国，促进了晋国的长期发展。

但卿族长期掌控军政大权，晋国又没有强大公族，使得卿族代替公族，对公室形成制衡效应：晋灵公为人奢侈而残暴，被赵盾杀死、改立晋成公；晋厉公一举杀死“三郤”，却令栾书、荀偃深感威胁，二人联手杀死晋厉公、改立晋悼公……。

此后，晋国公室与卿族就形成了长期的相互制衡：国君权力部分让渡出去，但一国之主的名份还在；卿大夫们手握实权，但却名望不足。因此，晋国国君昏乱，大臣可以弑君；大臣骄纵，国君也可以讨伐。

正是这种相互制衡，使得晋国政坛长期保持活力，成为东周称霸最长久的诸侯国。晋国能成为“超级大国”，两次制度性变革的成功是其中主因。

早在晋国之前，楚国也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制度性变革。

在杀死侄儿篡位后，楚武王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创立了县制。县制改革的威力，到楚灵王之时已充分显现出来。

在将陈、蔡、东西不羹等等灭国为县后，楚国实力大增，这让楚灵王对死敌吴国又增添了几成胜算。公元前530年冬，楚灵王派大军前往围攻徐国，并自率大军驻扎在干溪（今安徽亳州东南），以震慑吴人。

在军队还未开拔的间隙，楚灵王对右尹子革夸口道：“以前，诸侯都疏远楚国而害怕晋国，如今我们在陈、蔡、不羹筑城，每处都能供养千乘兵马，诸侯现在会怕楚国了吗？”

在灭了陈、蔡、东西不羹后，楚灵王灭国为县，竟然就让楚国兵力增加了三千乘——从楚武王到楚灵王之间，历代楚王所灭诸侯国不下数十；这数十个诸侯国又能抵得上多少个陈、蔡、不羹？由此估算，在楚灵王之时，楚国极有可能是春秋时代第一个兵力达到万乘的诸侯国！

即便县制威力如此巨大，可在楚国并非没遭遇过挑战。

公元前594年，在围困宋国长达半年多后，宋人终于答应与楚国议和。原本骑虎难下的楚庄王侥幸取得了一场胜利，心情也极为畅快。这时，兄弟公子婴齐趁机请求将申县（今河南南阳）、吕县（今河南南阳西）分封给他。楚庄王一时兴起，也没多想，满口答应了。

可申县县尹申公巫臣却大感不妙，上前劝阻道：“不行啊！申、吕之所以要建成县，就是为了征收军赋，以防御北方之敌。如果分封出去，公室就失去了申、吕二县。那么晋、郑二国随时都可攻打到汉水之滨了！”

申县、吕县是楚国与晋、郑二国的边境线，一旦分封给个人，不但公室失去了两个县赋税，还失去了对这两县的直接控制。这样一来，在敌国入侵之时，还如何抵御外敌？巫臣将这一厉害关系陈述完毕后，楚庄王立刻清醒过来，回头就拒绝了公子婴齐。

从楚武王时起，历经楚文王、堵敖、楚成王、楚穆王、楚庄王、楚共王、楚康王、郏敖、楚灵王，县制仍然牢不可破，足见楚国这一制度性建设极为成功。

县制在楚国取得了极大成功，但楚国在人才使用上的制度性建设，却存在缺失。

楚武王去世后，楚文王继位成为国君。但楚文王明显是位不称职的君王，继位后整天沉溺于声色犬马，长期不理朝政。太保申为此痛心疾首，多次劝谏，但楚文王却始终如故。

有天太保申再也忍耐不住，当面谴责楚文王道：“先王占卜我为太保，卦象吉利。现在君王沉迷于田猎，三月不归；纵情于女色，一年不理朝政，这都是您的罪过，应受鞭刑！”

太保就是国君的老师；楚文王虽然顽劣，但从小跟随太保申学习，对老师还是颇为敬重。一听说老师要惩罚自己，楚文王居然露出了一脸羞涩：“我从小就位列于诸侯，受鞭刑实在是太丢人了。希望您能变更刑罚，不要用鞭刑！”

可太保申却坚决不愿让步：“执行先王法令，下臣不敢退让。您若是不接受鞭刑，就是废弃先王法令，我宁肯获罪于君王您，也不敢获罪于先王。”

见老师如此坚决，楚文王顿时软了下来：“遵命。”于是，楚文王马上趴在席子上，等待太保申施刑。

只见太保申拿来五十根荆条，然后跪下，轻轻地放在楚文王背上，如此反复做了两次。完事后，太保申开口说道：“您起来吧，刑罚结束了。”

见鞭刑不过是如此，楚文王反倒不以为意了：“其实真打与假打名声都一样，这又何必呢？”此后楚文王仍然不思悔改，一切照旧。

太保申痛心不已，说：“君子认为受刑是一种耻辱，会因此而改过自新；只有小人要经历皮肉之苦后才会悔改。遭受羞辱还不能悔改，痛打又有何用？”于是，他自称没能完成教导国君之责，向楚文王请死。

见老师如此，楚文王终于醒悟了过来：“这原本就是我的罪过，您有何罪？”经过太保申的死谏后，楚文王终于痛改前非，开始励精图治。楚文王执政时共吞并了三十九个国家，并率楚人突破了南阳盆地，将楚国领土扩张到了淮河流域！

楚文王本性顽劣而好色，如果不是有太保申、鬻拳这样的忠臣长期劝谏，也许他早就堕落成为昏君了。楚文王身边的这些忠臣，大部分都是楚武王为他选用的。楚武王选用的大臣，能辅佐不太适合做国君的楚文王成为一代明君，这就是楚武王的法度。

可春秋中晚期之后，像太保申、鬻拳一样能强谏的忠臣，在楚国就几乎看不到了。与之相反，此时楚国大臣逃亡国外的案例屡见不鲜，其中很多还与楚为敌——这其中，申公巫臣、伍子胥更是成为楚国最致命的敌人！

楚国政局出现了前后如此巨大的差异，核心就在于缺乏人才任用的制度性建设：楚武王再雄才伟略，他留下的人才最多也就能管住两代国君；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之后，楚武王的用人法度还能约束得住谁？

从晋、楚两国改革之旅看，晋献公的“无蓄公子”制度，晋惠公的“作爰田”改革，楚武王的“县制”改革，都取得了成功；但楚武王的用人法度，却无法在楚国有效传承。

同样是制度，有些能一而贯之，有些却无法长期坚守，其中差别性究竟在哪？

为确保后世国君能遵守“无蓄公子”的铁律，晋献公特地进行了“盟诅”——在迷信盛行时代，这保证了晋国后世国君谁不敢违反；楚武王创立县制后，楚庄王之所以无法将申、吕二县分封给亲戚，是因为一违背县制，就将对楚国公室产生巨大危害。由此，就可得出制度性建设的第一项基本原则：一旦有人违反制度，就会让违背者付出难以承受的巨大代价。

晋惠公“作爰田”改革后，土地私有化给了卿大夫，晋国国民也转入了卿大夫门下。这一变革，实质上是将晋国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权力部分让渡给了卿大夫阶层。虽然后来因为卿族过于强盛而导致了不可预期的后果，但由此就可得出制度性建设的第二项基本原则：让渡出权力以实现权力的制衡，避免人亡政息。当然，权力分割设计时必须极为慎重，否则就会与晋国掉入同样的陷阱——最终被韩、赵、魏三家所分。

楚武王的选材制度之所以无法得到传承，就是因为缺少这两项原则性的约束，以致他去世后就“人亡政息”，再好的法度都难以得到坚持。

所以，再好的制度也约束不了君王？关键在于制度本身是否真正有效，以及制度的建设者有没有考虑到以上这两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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