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一种独有的形式，在重要的官署、公共建筑、寺庙、街衢、道路和乡村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在官署、公共建筑和寺庙中的牌坊，主要是作为体现等级和礼仪的建筑形式，兼具教化警示作用；在街道、道路和乡村建成的牌坊，主要具有纪念性质，也具有劝化作用。据地方志记载，远在明代隆庆以前，澄江府城还在旧城，那里的牌坊就先后达40多座。自公元1571年（隆庆五年）迁到舞凤南麓营建新城，至今已历经了440多年，先后新建了大量木石牌坊，这些牌坊几乎每一座都有一段地方历史故事或有趣的民间传说。其中，与府城同时或稍后建成的大约有17座，分别是四城门前的“东来紫气”“爽气西来”“解愠阜财”“北门锁钥”4坊，府署大门左右的“凤城新治”“滇省雄邦”2坊，文庙的棂星门，劝学街巡道署前的“激扬昆左”“振肃华东”2坊，北门外的迎恩坊，北门内的三俊坊，南正街的御史进士坊，城隍庙前的“威灵显赫”“ 锡庆嘉师”2坊，凤祥寺的“湖山一览”“金粟来仪”2坊，五灵庙的魁斗文衡坊。明末清初到清中期是城内牌坊建造最集中的时期，比较著名的有16座：紫垣竣望坊（俗称“火烧牌坊”）、贞节坊（俗称“圣旨旌表坊”或“下马坊”）、百岁坊、少宰坊、翰林坊、中丞坊、方岳坊和文庙的“文明”“棂星门”“德配天地”“道冠古今”4坊，以及金科玉律坊、古今忠义坊、天衢人瑞坊、盛世贤书坊、忠孝坊。统计这两段时期先后兴建的牌坊多达33座，但各个时代的具体存量有所不同。清晚期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日渐式微及战争、祸乱的频仍陵替，新的牌坊再没有出现，上述牌坊一部分在自然状态或战争动乱中遭到损坏而消失，一部分经后人修葺重建得以延续。到了1856―1871年的战乱中，这些幸存的牌坊又大部分毁于战火，战乱结束后，整个澄江府城一片瓦砾烽烟，满目疮痍。

咸同滇变以后，历代官绅和社会各界在战争动荡相寻、物力拮据的情况下，毅然以光复旧物为己任，多方筹措，或是重建、或是修葺，但终究难以再现盛世气象。到了民国时期，全城只剩下10座牌坊，即城西北关厢的忠孝坊，北正街的三俊坊、中丞坊，东正街的方岳坊，文庙街的威灵显赫坊，府署内的金科玉律坊，文庙的棂星门、德配天地坊、道冠古今坊（后改建为“礼门”“义路”坊），武庙的古今忠义坊。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除文庙的棂星门一座外，其余牌坊连同城墙、城门等古建筑遗存一起，被作为反动没落的封建余孽拆除荡平，这不能不是400多年古城历史中沉重的一笔。

400多年来，澄江凤城的众多牌坊与其他建筑形式官署、寺庙、城墙、城门、城楼、角楼、照壁、桥梁等建筑元素一起，构成了传统城市一个不可或缺的躯体轮廓，是地方文化传统凝固的语言。这些牌坊要么承载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轨迹，要么深藏着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要么诉说着一个地域一个家族的兴衰，要么展现着一种特异的民众精神……有了这些东西，古老的凤城才会有血有肉、风骨卓异，才有记忆、才有情怀。对此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拂去厚厚的尘埃，走进历史迷宫中撷英探采。现在，让我们选取几个比较有意思的部分，聊作引玉。

三俊坊

这是位于北正街与劝学街交会处南口的一座木结构牌坊，是澄江府城迁城后最早建立的牌坊之一。府城从旧城迁到今址，有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谋虑，但人文湖光风水也是重要的考量，当时的堪舆家认为，旧城山水散漫，乃风气之余脉，又频遭水患，文曲紫垣晦暗不彰，所以开辟数百年来，阖府各属科第人才零落，而恰巧就在动工营建新城的那一年，本府所属河阳、江川两县的孙佶、王陛、侯必恭三人同时考中举人，一时间官民人等都十分兴奋，认为是迁城的吉兆，对于主持迁城而遇到百姓阻力的知府徐可久来说则更是天赐其便，于是建立了这座牌坊，作为永久的纪念。果然从那时起，直到咸同滇变前的近300年间，澄江府科举人物连绵不绝，成为名副其实的滇中人文名邦。20世纪50年代牌坊拆除，但“三俊坊”作为地名一直流传至今。

紫垣竣望坊

是位于人民西路与西正街交会处的一座砂石牌坊，民间俗称“火烧牌坊”。“紫垣”原是皇宫的别称，这里借指朝廷中枢机构，牌坊的主人吴弘业，明朝崇祯年间官至太仆寺正卿，永历皇帝播迁云南，授刑部尚书，太子少保。这座牌坊应该就是建成于永历时期，也就是清代的顺治年间。由于这座牌坊的主人吴弘业出任与清朝为敌的南明政权的官职，南明灭亡后，他在南明时期的履历、事迹被涂抹得干干净净，成了南明史和澄江地方史上的一大哑谜，他在澄江宏大的府邸、别墅和这座刚建成不久的宏大牌坊也遭到破坏，围绕吴弘业和他的“火烧牌坊”的各种民间传说越传越多、越传越奇、越传谜团越大，但你要靠这些传奇探寻历史的真相，那么你就会发觉白忙活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