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總之，古代日本以中國爲師，學習和吸收了很多東西。在政治制度“以誰爲師”這個問題上，日本的選擇是德國。

　　原標題：秦朔談日本啓示錄：大國以誰爲師？

　　上週“大視野”寫了《京都職人記》。京都是秦朔朋友圈和第一財經公益基金會發起的“全球商業文明之旅”的第一站。日本有“職人精神”，正如德國有“隱形冠軍”，都是值得心態比較浮躁的我們借鑑的。

　　在日本歷史上，有過三次以外國爲師的經歷。古代以中國爲師；近代脫亞入歐，以西方爲師，特別是以德國爲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美國爲師。有意思的是，儘管不斷以外國爲師，日本依然保持了鮮明特色，日本依然是日本。日本求學於世界，促進了自身發展，但以德爲師也激發了軍國主義的擴張性，給亞洲造成巨大災難。

　　可見以誰爲師，究竟向老師學習什麼，背後是國家道路的選擇問題，實乃要務。

　　古代：以中國爲師

　　中國文明開化的歷史遠早於日本，秦始皇統一六國時，日本列島還處在原始社會母系氏族時期。中日交往在公元一世紀的《漢書·地理志》已有記載。三世紀末期，中國的儒學和佛教開始傳入日本。四世紀和五世紀，不少大陸移民來到日本。隋朝，日本4次向中國派出“遣隋使”學習。唐朝，在公元630年到894年間日本先後派出18批遣唐使及衆多留學生、留學僧，平均15年左右就有一批。中國對日本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文學、建築、藝術、曆法、衣食風俗、生活方式，都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仿照唐朝的制度，頒佈《改新之詔》，實行改革，即“大化改新”。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廢除貴族世襲特權，建立以天皇爲首的國家。改革所頒律令中，與唐律相同相似的條文達420多條。日本以唐朝三省六部制和郡縣制爲藍本，建立中央官制和國、郡、裏三級地方行政體系；以唐朝均田制爲藍本，廢除部民制，實行“班田收授法”；以唐朝府兵制爲藍本，建立“防人制”軍事體制，在京師設五衛府，在地方設軍團，所有軍隊一律歸中央統一指揮。

　　唐朝（618~907年）是古代中國的鼎盛期，也是對日本影響最大的時期。日本當代學者木宮泰彥說：“唐朝三百年間，由於學生、學問僧學來和帶回的中國文化產物，不斷給予日本新的啓迪，中國前進，日本也前進。”當時日本形成了所謂“唐風文化”，以奈良時代（710~794年）和平安時代（794~1192年）早期爲盛。桓武天皇時，中國的天台宗、密教傳入日本，後來形成了日本佛教。

　　但在平安時代中後期，由於唐朝衰落，日本遣唐使冒着橫渡東海的風險來到唐土，感到所獲甚微，公元894年後就沒有再派過遣唐使。

　　宋朝，程朱理學傳入日本，日本成立了宋學的“藩校”，教育士紳。蒙元之後，日本對中國的態度開始轉變，他們認爲原來的中國已“亡國滅種”。但1368年明朝建立後，從1401年到1547年，日本又派出了19次遣明使團，既是朝貢，也有很多文化交流。

　　總之，古代日本以中國爲師，學習和吸收了很多東西。

　　近代：以西方爲師

　　如果說古代日本對中國的學習是落後一方的主動行爲，近代日本的國門則是在美國軍艦威脅下被迫打開的。但打開後，日本採取了積極對外學習的態度，推行明治維新，很快完成了近代化，在亞洲取得了領先。

　　19世紀西方列強完成工業革命後，爲擴大市場進入亞洲。日本近海的外國船隻在登陸後提出通商要求，但當時主導日本政局的江戶幕府一直拒絕。1853年7月8日，美國海軍准將馬修·佩裏率領四艘艦船組成的船隊，帶着美國總統的親筆信，在日本浦賀入港，向日本提出開國要求，史稱“黑船事件”。1854年，日美締結《日美親善條約》，日本開放下田和箱館（函館）的港口，之後又與英、俄、荷蘭簽署了同樣的條約。1858年簽訂的《日美修好通商條約》中，日本還向美國單方面提供了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等條款。

　　在西方列強衝擊下，日本的革新派爲打倒腐朽的幕府統治，重新擡出長期皇權旁落的天皇作爲領袖。1868年，剛即位的睦仁天皇發佈《王政復古大號令》，宣佈廢除幕府，一切權力歸天皇，成立天皇政府。經過一年多“戊辰戰爭”，推翻了700多年的幕府統治。

　　1868年9月8日，日本新政府改年號爲“明治”，明治維新開始，決心“破除從來之陋習，一秉天地之公道；求知識於世界，以大振皇基”。先是將土地、人口從大名（封建領主）手中收歸國家，然後“廢藩置縣”，進行全國行政區劃改革，分爲3府72縣；1872年將土地分給農民，解除長期土地買賣禁令；在江戶時代（1603~1868年），長期由武士統治庶民，而明治政府廢除了武士階層的稱號和特權，改稱其爲“士族”，士民工商“四民平等”，並取消通婚、遷徙、徵兵、擇業等限制，以建立平等的全民身份認同。

　　脫亞入歐，向西方學習，爲日本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但不能忽視，日本能在短時間內騰飛與其自身基礎也是分不開的。江戶時代的日本，武士入藩校學習，平民百姓也到寺子屋（寺院設立的以庶民子弟爲對象的初等教育機構）學習讀寫，初等教育很發達。佩裏在簽署《日美親善條約》時，向日本贈送了美國的武器、電報機和蒸汽機車模型，一年後日本的佐賀藩便獨自成功研製出了蒸汽機車，伊予宇和島藩建造了蒸汽船，佐賀藩設置了大炮製造所，仿製出英國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炮。也就是說，日本自身的文明基礎使其一旦開放，就能很快擁有模仿西方文明和技術的實力。佩裏曾言：“如果日本打開國門，恐怕會成爲美國強勁的對手。”

　　明治憲法：以德爲師

　　日本學習西方富國強兵後，很快就開始軍國主義擴張，變成災難製造者。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日本並沒有選擇以民權、人權爲本，而是選擇了天皇至上。在政治制度“以誰爲師”這個問題上，日本的選擇是德國。

　　德國和日本的憲政體制相似，兩國在富國強兵方面的速度都很快，也都走上了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道路。他們都是“未成熟的政治民族”。明治憲法規定陸海軍的統帥、編制、兵力的決定權屬於天皇，與議會和內閣毫無關係，因此軍部的勢力權力極大。軍事參議院由元帥、陸海軍大臣、參謀總長和軍令部總長等組成，可將軍部意見上奏天皇，掌握軍部實權就能控制軍事大權，左右內閣，沒有制約。這是日本不斷擴充軍備、侵略鄰邦、通過掠奪他國財富實現富強的制度因素。

　　當然，德國和日本也有一些文化上的相似性，比如都有“不可抑制的向遠方發展的衝動”（斯賓格勒），都有強烈的危機感（德國作爲森林民族要與動物周旋，日本作爲島國自然災害頻繁），都有民族優越感。這些文化和制度因素結合在一起，加劇了對外武力擴張的侵略性，使他們像“病孩子”一樣，身體已經發育起來，但精神思想仍未完全成熟。日本有“榮光的明治”，但很快就轉向“黑暗的昭和”，並不是偶然的。

　　二戰之後：以美國爲師

　　接下來的日本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作爲戰敗國，被迫進行了民主化的憲法改造，重新成爲一個正常化國家。

　　1945年9月2日，日本簽署了投降書，盟軍總部開始遣散700萬日軍並銷燬其軍事裝備與設施。很快盟軍總部發布“自由指令”，命令日本政府立即廢除限制人民自由的一切法律、敕令、條例和規則；發佈廢除神道的指令，禁止日本政府官員以公職身份參拜神社，宣佈神道與政府的行政、財政、教育脫鉤，禁止宣揚軍國主義、極端國家主義以及天皇和日本民族的特殊起源論。1946年11月3日，日本政府頒佈了獲得麥克阿瑟完全贊同的《日本國憲法》。

　　這部新憲法與明治憲法相比，主要特徵是：

　　一、“主權在民”，而非“主權在君”。將一系列十分廣泛的民主、自由權利賦予日本國民，實行“象徵天皇制”，天皇的權力和作用受到十分嚴格的限制，廢除輔佐天皇的樞密院、貴族院及天皇制的支柱——軍部；

　　二、放棄戰爭；

　　三、廢除對天皇負責的“敕命內閣”，建立對議會負責的“責任內閣”，總理大臣由國會確定，一般由在衆議院中佔多數席位的政黨總裁擔任；

　　四、建立體現國家主權的國會。戰前的國會只是“協贊”天皇立法的橡皮圖章，戰後的國會成爲體現國家主權的最高權力機關。取消了貴族院，設衆議院和參議院，兩院均由20歲以上男女公民直接選舉產生。國會權力包括：制定法律，批准條約和國家預算，通過憲法修正案，調查國政，選舉和罷免內閣總理大臣，質詢內閣官員，彈劫法官等。

　　日本出臺的憲法草案被稱爲《麥克阿瑟草案》，它實際是美國製度與英國制度的結合物。天皇降到只是國家象徵的地位，三權分立體制得以確立。

　　國家驅動力

　　每一個國家的發展，都需要驅動力。有的國家的驅動力是內生的，有的是外源性的；有的源自內部國民的要求，有的源自外患，有的則是對外擴張的需要；有的是追趕驅動，有的是競爭驅動，有的是自我超越的驅動。

　　這些驅動力中，包含着一個國家的使命、慾望、利益、實力、權衡、價值判斷，以及機會的抉擇。

　　近代日本從“民志劃一”和“一君萬民”中獲得了應對外來壓力的動力，因此而崛起；而此後，“七生報國，效忠天皇”的癡信，加上“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國，乃世界萬國之根本。若要體現此根本，當使全世界悉爲皇國（日本）之郡縣，使萬國君主皆爲日本之臣僕”的擴張欲，糾纏在一起，使日本陷入了將侵犯他國“一統五洲”當作“國務”的歧途。

　　但是，一個國家的驅動力並不是不可以調節與引導的。這種調節，有時依靠自我的反思，有時只能依靠外部因素的矯正。

　　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以日本爲例探討大國之師，希望得到的結論，並不是某個具體的國家，以及孰優孰劣。以天下爲師博採衆長，以文明爲師反思不足，以人民爲師兼聽則明，這大概是恰當的選擇吧。

　　時值新中國成立70週年。我也以此文祝願我們這個飽經滄桑的國家，既擁有綿長浩蕩的力量，也擁有以人爲本的健康理性。祝她生日快樂，和她一起進步成長！

 

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