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者》：商業片邏輯融合主旋律拍出來就是贏

1905電影網專稿國慶檔鉅製《攀登者》的海報上，印着這樣8個字：爲國登頂，寸土不讓。

近100年前，《紐約時報》問英國探險家喬治·馬洛爲何要攀登珠穆朗瑪峯，馬洛的答案成了電影中登山隊員們的口頭禪：“山就在那裏。”如今，山還在那裏，“登珠峯”卻早已不似曾經那般神祕，只要有資金、設備、團隊支持，普通人也能揭開她雲縈霧遮的面紗一窺其脫俗絕致的面容。

如果不拋開現代語境，或許很難理解“完成人類首次從北坡登頂的壯舉”所包蘊的時代意義，很難理解“爲國登頂，寸土不讓”背後沉甸甸的歷史分量。

20世紀50年代，我國與尼泊爾存在領土分歧，中方提出以珠峯頂端爲國境線，尼方卻堅稱整個珠峯都位於尼泊爾境內。幕後自然有複雜的政治交鋒，臺前匯成一句通俗的質疑：“中國人都沒上去過，怎麼能說是你們的？”

而在那時，“珠穆朗瑪”這個名字甚至都不爲世界所認可，它叫“埃弗勒斯峯”——由最早組隊登頂的英國掌握命名權。

特定背景之下，我國第一次登山行動便被賦予了無上莊嚴的國家意義。登頂珠峯，是在向世界證明中國的力量與高度，是在爲當時成立10週年的新中國獻禮，更是在宣示領土主權。

箇中曲折難以言喻——中蘇關係惡化，原本合作的蘇聯退出；當地局勢不穩，登山隊人人配槍；天氣莫測加之經驗不足，登山隊員歷經氧氣耗盡、24小時斷食、手腳凍傷壞死等等生存極限……

但在那個“爲國爭光”的榮譽感大於一切的年代，四位英雄揹負着舉國期盼與集體使命感，紅旗下宣誓、懷揣主席像，終究克服萬難讓五星紅旗在雪峯頂端迎寒飄揚，1960年，中國登山隊完成了屬於全人類的壯舉。

這段故事在電影《攀登者》裏得到濃縮還原，作爲電影開場，將觀衆瞬間拉回了那個屬於紅色與熱血的年代。

半個世紀過去，作爲獻禮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重點影片，《攀登者》選擇了勇攀珠峯的題材，集結吳京、章子怡、張譯、井柏然、胡歌、王景春等實力演員，徐克監製，阿來編劇，自前期預熱起就備受矚目。

如前所述，“爲國登頂”本身的意義就描摹好了本片恢宏的底色，能將這段傳奇在今時的大銀幕上重現，讓當代的觀衆自發去了解那批登山英雄，《攀登者》的價值就會得以凸顯。比如有網友發掘出，張譯所飾演的人物原型在現實裏因爲凍傷，切除腳掌的部分比影片更觸目驚心，比如多家媒體都對胡歌飾演的人物原型做了報道，用一雙假肢登上珠峯的夏伯渝無疑令人動容。

除了這重天然具備的現實意義，《攀登者》還再次開拓了中國電影的題材類型。主演吳京表達了他在拍《流浪地球》時就說過的觀點：“如果能夠開創一個新的類型，就是你最大的成功。能拍出來，就已經贏了。”

但僅僅這樣還不夠。大部分同類電影都面臨如何拉近與觀衆距離的問題，即如何排除刻板的印象、讓更多人真正愛上“主旋律”？《決勝時刻》選擇展現更接地氣的領袖，《我和我的祖國》選擇模糊事件本身轉而敘述背景裏的人，《攀登者》同樣給出了嘗試的答案——採用完全商業片的拍法，去融合主旋律的氣質。正如《戰狼》系列曾經做到的那樣。

因此看上去意義更重大的1960年登頂僅作爲片頭的引子，敘事主體對準了1975年的二次攀登。有了15年的時間跨度，愛情的矛盾與釋放、人物的變化成長、兩代人的精神傳承才得以合理地鋪開。

《攀登者》將大量筆墨花在了兩位領銜主演的感情戲上，吳京與章子怡牽手交付定情信物的一幕直到結尾仍有閃回。這份情感與國家情懷相連，也在最後一次攀登時，以電臺連線的方式落下悲劇的終音。除登山的激昂之外，影片爲觀衆的情感宣泄提供了另一個柔和的出口。

強大的卡司保障了表演全程在線，吳京和章子怡的發揮純熟老練，井柏然、胡歌等年輕演員也可圈可點。而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是張譯，他飾演的曲松林是全片心理變化最大的角色。1960年因攝影機丟失沒能留下證據，自責與不甘讓他起初觀點冒進，隊員犧牲後又轉而保守求穩，張譯拿捏好了兩個極端之間的過渡。要知道曲松林大部分時間都在山下的大本營裏負責謀劃指揮，本不容易出彩，張譯卻充分賦予了角色表演張力，現在的他只缺一座影帝獎盃來證明自己。

1975年再次挑戰珠峯，重組的登山隊吸收了不少新鮮血液，這給了電影塑造羣像的可能。井柏然、胡歌的角色身上各有可挖掘的故事，的確讓“攀登者”形象的意涵更爲豐滿。尤其是片尾彩蛋裏，成龍客串登場，當他以一雙假肢踏上隊友們曾努力過的路途，親身證明“山就在那裏”的承諾時，“攀登者”的精神傳承無疑得到了最大化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