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7年開始，中國足協幾乎年年都要推出新政，從財務准入、轉會到青訓培養，足協試圖從各方面對職業聯賽施加影響。如今三年過去了，足協的一些政策的確起到了一定效果，例如強制讓U23球員首發出場，幫助中超湧現出了韋世豪、楊立瑜、黃紫昌等一批新生代；但是還有的新政，不僅作用不大，甚至淪爲廢紙一張，毫無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這個堪稱最“廢”的新政，就是規定本土球員轉會費不得超過2000萬，否則要徵收轉會調節費。衆所周知，2017年之前的中超轉會市場堪稱瘋狂，本土球員身價直逼兩億大關。面對這樣前所未有的局面，足協慌忙推出一紙規定：外援轉會費超過4500萬、內援超過2000萬，需要俱樂部繳納高達100%的調節費，俗稱“奢侈稅”。

足協這一“重磅”規定推出之後，中超轉會市場立刻變了風向。對於一些想引進大牌外援的俱樂部而言，規避4500萬的調節費比較麻煩，因此仍出現了卡拉斯科、保利尼奧等身價超標的轉會；但是內援市場上，別管多麼大牌的球員，轉會費一律到2000萬“封頂”——多一分都沒有。最著名的當屬去年廣州恒大引進韋世豪、劉奕鳴、何超、張修維、高準翼，身價全都是兩千萬；再往前推，北京國安2000萬簽下前延邊核心池忠國，儘管遭遇不少質疑，但足協依舊收不到調節費。

今年，這種情況還在繼續。國安從泰達簽下新晉國腳楊帆，竟然還“打包”引進了一名叫做李振秦的泰達梯隊球員，價格都是2000萬，完美規避了調節費。另有一家中甲俱樂部連籤兩名國字號球員，轉會費總額至少一億，但留下的轉會費數字卻依舊都是2000萬元。即使國內俱樂部聯手“做局”逃避調節費已經是公開的祕密，但是足協卻拿他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倘若局面得不到控制，影響的不僅僅是足協的“創收”。坦白講，足協能不能拿到俱樂部上繳的100%調節費，根本不是我們關注的話題；而是目前中國足壇各種遠遠低於實際成交價的轉會交易，已經嚴重損害了一些靠青訓爲生的俱樂部的利益。衆所周知，國際足聯在轉會規則中有一條“青訓補償制度”，球員轉會費中的一部分，將用來資助該球員青訓培養階段效力的俱樂部。但現在，足協迫使轉會“賬面”上的數字都降到兩千萬，對那些希望獲得青訓補助的俱樂部而言，簡直是申訴無門。

足協制定的引援調節費制度，其實就像所有“拍腦袋”、“一刀切”的決策一樣，只能滿足制定者表面上的虛榮：本土球員身價從兩億降到兩千萬，豈不美哉？但現實卻完全相反。除非足協未來能找到真正監管俱樂部財政收支的方法，否則，這種華而不實的“新政”，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