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武二職在中國古代王朝之中佔用重要地位，很多時候，因爲朝廷局勢的原因，兩者其實是一種相互競爭的狀態，文官和武官也會自發的結成自己的勢力團體，在朝廷內部發揮一定的影響力。雖然說自宋朝以後，文官的力量上升，武官有了一定的限制力量，但是兩者的競爭狀態依然存在。同時，如果王朝能夠合理處理好這兩者的關係，對於王朝力量的發展十分有利。

在遠古時期，也就是早期的部落時代，武術以及原始兵器使用是打敗對手爭奪生存空間的物質條件，又是抵禦外來侵略，延續種族基本的保障。武力在那個時期有着絕對的話語權。中華民族的誕生就是祖先們崇尚武力的結果，當時很多部落之間常常發生衝突，戰鬥是當時的生活常態。《呂氏春秋蕩兵》之中有記載：“民固剝林木以戰…….爭鬥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可見人們對於武力的崇尚是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內容。

而題目中提到的“出將入相”也是我國古代王朝的一種政治形勢，這種人出征可爲將帥，入朝可爲宰相。他們既可以帶兵打仗，並且有不小的成就，同時歸朝之後，又能夠擔當宰相的職責，處理全國政務，這也是早期王朝經常會出現的現象，但這樣做的一個結果就是可能會導致某個人的權力以及勢力過大，威脅到王朝的統治，所以經常會有一些大臣亂政的現象。這也是早期王朝經常動盪的原因之一。

至於從“出將入相”的狀態轉入到“文武分途”的政治局面，應該是從唐中期以後。雖然說在這之前王朝的領導者有過一定的政治牽制，但並沒有實行切爲可行的政治保障措施。也就是在唐朝中期以後，準確的說應該就是在唐朝安史之亂之後，對於武官集團的牽制被後世王朝領導者尤爲重視，可以說“安史之亂”的後果，他們絕對是不願意再看到的。“安史之亂“之中的武人力量

“安史之亂”由武人所引起，這自然是不必懷疑了。因爲這次災難，給唐朝帶來了深刻的災難，甚至有了滅頂之災。在“安史之亂”之後，唐朝出現了藩鎮割據，而這些藩鎮割據的領導者也幾乎都是軍人政權。當時的軍人掌控了絕對的領導力，他們在地方的勢力已經超過了中央王朝的管控，這些藩鎮割據也給唐朝社會留下了沉重的影響，天子對於這些武人們還得有所忍讓，可見這些人勢力之大。

上面這些人可能本來就有二心，但即便是那些忠於唐中央的人，也會經常出現一些叛亂的情況。在唐德宗削藩的時候，就曾接二連三的出現了叛亂。剛開始，地方勢力能夠幫助中央對抗一些勢力，但後來各個藩鎮又聯合起來反對中央，有所謂的“四王”等勢力。後來，涇原兵馬使的兵馬——防秋兵災路過長安的時候掀起了兵變，長安可是當時的國都，但他們還是起來反叛，唐德宗被迫逃往奉天，結果還遭到了別人的圍攻，差點命喪奉天城。唐德宗也成了歷史上爲數不多的被趕出國都的帝王。後來幫助他平定叛亂的朔方節度使李懷光，也發生了叛亂，他又被迫逃往了涼州。帝王一生被趕出一次都城都是少見了，唐德宗卻被自己的臣子趕出幾次，這也給他留下了很重的心理陰影。

唐德宗畫像圖

唐德宗統治的後半期，因爲自己多次不尋常的經歷，意志逐漸消沉，厭煩了征伐之事。唐朝的藩鎮割據，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武人集團與中央集權之間的一種對抗。這自然會生出對武人集團的警覺。尤其是當時的文人，將自己的所想表述於文字之中。所以我們在史料之中，我們會發現，這個時期，文人集團對於武人，有着強烈的敵視。可以說這個時期的史料之中，武人就是一個貶義詞。誰要是被歸結爲武人，就等於說是一種輕視和蔑視。

“安史之亂”之後的武人形象

前面我們說到武人在唐中期變成了一個貶義詞。在《因話錄》中記載過一件事情。當時，郭子儀曾經向皇帝提過一個要求，說想給某一個人授予一個州縣官，皇上沒有批准這件事情。當時他的首先有一個人叫做張曇，說這是宰相不知體，你看咱們郭將軍立下了汗馬功勞，竟然一個要求都不答應。作爲平定安史之亂，大唐再造之臣，竟然都沒有這點權利。但是郭子儀卻不這樣想。他說了這樣的一段話：“自艱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以事方鎮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儀奏一屬官不下，不過是所請不當聖意。上恩親厚，不以武臣待子儀，諸公可以見賀矣”

這段話的大致意思是說，那些割據一方的武臣，朝廷不敢得罪他們，生怕引起新的叛亂。所以他們的請求皇帝幾乎都會答應。但是他郭子儀這個時候向皇帝求個官職，皇帝竟然不同意，說明在皇帝的眼中，他並不屬於藩鎮割據的代表，也就是說他不是那種需要提防的武臣，皇上對他是信任的。這可是個好事。

唐朝時期，因爲武人勢力龐大，文人也不可能從軍事上去壓制他們。那怎麼辦呢？就從文化上壓制他們，用自己的筆桿子，儘可能的在史書中留下一點武人不好的東西。所以在唐朝後期就出現了一個現象，就是文人對武人的敵視。

比如說，武成王廟是唐朝國家祭祀體系的組成部分。而誰是武成王呢？就是著名的姜太公，姜子牙。可能許多人都認爲武聖是關羽，但是唐朝人並不崇拜關羽，關羽真正成爲武聖的形象是很晚的，可能還要追溯到明清時期。

唐朝從開元時期，就由政府主持對姜子牙的祭祀。當時姜子牙的地位是與孔子的地位是相當的。當時孔子的廟裏有“十哲”，而姜子牙的武成王廟裏同樣有“十哲”，祭祀的是張良、白起、孫武等人，這些也都是歷史上的武術名人。

但是“安史之亂”之後，知識分子就對武成王廟發起了輿論上的進攻。他們認爲武成王廟是屬於武官系統的，這是武人應該祭祀的東西，我們應該把他壓低。讓武成王的級別、規格要低於文宣王，從而讓武人明白，你們的地位要低於文人集團。文人對於武人的鬥爭在這個時期是十分激烈的，不僅僅是在一個方面，而是從許多方面對他們進行抨擊。“安史之亂”後文人對武人的抨擊

在唐朝“安史之亂”之後，崛起了一個春秋學派。這個春秋學派的特點就主張放棄“三傳”，也就是放棄《左傳》、《公羊》和《穀梁》，轉而回到《春秋》的原文當中尋找真諦。因爲《春秋》之中的一些解釋是十分符合他們的價值觀的。他們的政治主張是“明王道”，什麼是“明王道”，就是要讓這些武人記住忠。作爲帝王的權力以及臣子應該遵守的道義，都是十分必要宣傳的。而我們在前面提到的，關於武成王廟的討論中，春秋學派可是十分積極參與的。

春秋學派就是希望通過崇古、尊古的方式來重新申明王道，強化中央集權，而且唐憲宗時期曾經一度收復了河北三鎮，但是到了唐穆宗時期，河北三鎮降而復判。至於降而復判的原因，就是河北三鎮割據已久，唐朝重新收復之後，勢力並不是很穩固。這是一方面的原因，導火索則是因爲文武之間的衝突所致。

當時河北地區的節帥，雖然是地方割據的軍閥，但是與士兵們是同甘共苦的，地方凝聚力相對較強。並且當時文化水平較低，胡化的色彩十分濃厚，而憲宗時期，河北三鎮投降之後，中央派往河北三鎮的官員與他們的行爲舉止引起了當地人民的不滿。我們知道古代文官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宣揚高調，那些中央官，去河北三鎮的時候大講排場，讓當地的人十分詫異與震驚。並且這些中央官，認爲這些地區的人就是反賊的後代，諷刺那些武將，就是這樣的狀態下，導致了河北三鎮的再次叛亂。

在杜牧後來寫的《注孫子序》中，他就曾經指出了當時的這種社會現象，說“復不知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瑨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一位粗暴異人，人不比數。”大概意思就是說在唐初的時候，會有“出將入相”的人存在，這是一種很正常的現象。結果到了安史之亂之後，文化上使得文武出現分裂，文人集團和武人集團成了兩個對立的羣體。當時的文人拒絕“言兵”，誰要是談論軍事，是絕對會被恥笑的，這樣的心態其實是十分不正常的。但當時的社會現象就是這樣。

文人集團對於武人集團的壓制，還表現在了科舉制度方面：

武則天統治時期，增設了武舉的考試形式。在唐德宗統治時期們，那些反對武成王廟的那些文人，甚至又把矛頭指向了武舉。武舉當中如果要考射箭的話，也是需要殿試的。所以皇上就需要這些考生帶着弓箭進入皇城。這當然是無可厚非的。但是那些文人集團們，認爲這麼多的考生，帶着弓箭進入皇城，這是不合適的。所以當唐德宗聽了之後，下令停止了射箭考試。爲什麼以前沒有反對者，而恰好就是這個時期呢？其實就是當時這些文人想要想盡辦法去抨擊那些武人集團者。唐朝的抑武對後世王朝的影響

唐滅之後，進入了五代時期。五代政權交替出現，並且清一色的都是軍人政權，並且都是通過一些非正常的手段來獲得權利的。包括之後的大宋王朝的開創者趙匡胤也是通過兵變上臺的。而趙匡胤上臺之後，已經深刻認識到了武人集團的力量。著名的“杯酒釋兵權”就是他對武人力量削弱的一個表現，而他所開創的宋朝，更是採取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儘可能想要壓制軍人集團的力量。

在陳峯先生的《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現象透析》中，他分析了北宋的這個基本國策，從最初產生到成爲所謂的祖宗之法，日漸強化，並且定型的變遷過程。他指出，崇文抑武政策對宋朝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不僅導致了宋朝的武將羣體的萎靡無能以及自卑，更是造成了“尚武精神”的淪喪。而宋朝的歷次對外戰爭中，備受屈辱，也許武將羣體的戰鬥力喪失有着重要關係。總結

從“出將入相”到“文武分途”的一個轉變過程，我們也可以將它理解爲中央集權不斷加強的過程。因爲在見到武將力量放任之後可能產生的後果的時候，他們就會盡可能的對這些人做出一定的限制，以保證封建王權的正常進行。而這也是中國古代王朝發展的必然現象，在宋以後的王朝政治中，我們會發現在同品級的官僚隊伍中，武將是比文官低一級的，因爲帝王們相信，即使這些文官們有再大的權力，也沒有傾覆一個王朝的能力，而武官們因爲有着強大的戰鬥力，是很容易形成反抗勢力的。

但是因爲對武將的過分制約，也會有一定的不良影響。當時的宋朝對外戰爭自建國初期就很少有勝機，甚至於連西夏這樣的地方性政權它也無力應對，原因當然很多。但是軍隊戰鬥力的低下是其中重中之重，而軍隊戰鬥力的低下與武人集團的消沉是密切相關的，這是宋朝在汲取歷史教訓中一個矯枉過正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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