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碎金留影 樹樹繁花（逐夢40外） ——中國古文字研究40年回眸）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載體，中國的文字系統經過了幾千年的發展演變使用至今，如果從西漢人破解西周青銅銘文算起，從事古文字研究者前赴後繼，這門研究也從“冷門”逐漸成爲“熱門”。

2018年10月，“紀念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4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吉林省長春市召開，150餘名參會者中年紀最長的林澐先生，曾見證了40年前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的成立，也見證了中國古文字研究40年的足跡。

40年白駒過隙。當年的創會元老於省吾、容庚、徐中舒等先生已歸道山；當年還是中青年學者代表的李學勤、裘錫圭現已成爲古文字學界的元老；而以研究生身份列席當年會議的年輕人吳振武等也成長爲學科帶頭人。令人欣慰的是，當年的主力是白髮蒼蒼的學者，40年後的今天，參會發言的多是年輕才俊。

凝神聚力，共謀發展

20世紀70年代是我國考古發現的黃金時代，馬王堆漢墓、銀雀山漢墓、侯馬盟書、岐山鳳雛村的成坑西周甲骨、莊白村窖藏青銅器、隨縣曾侯乙墓的編鐘等考古發現石破天驚，層出不窮，令海內外學術界爲之轟動，國家文物局一次次組織包括古文字學專家在內的團隊進行整理研究，古文字學這門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學科其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然而當時古文字研究的現狀堪憂，專業隊伍青黃不接，後繼乏人。在古文字學界享有崇高威望的郭沫若剛剛謝世，唐蘭先生臥牀不起，容庚和徐中舒二老也因年邁不能遠行；40歲以上的專業人員數量不多，30歲左右的專業人員更是鳳毛麟角。工具書奇缺，知識庫不足，這與考古所湧現出的大量古文字資料形成了強烈落差。

吉林大學的於省吾等老一輩學者深感需要召開一次會議，聚集全國的力量，扭轉古文字研究的現狀。會議經過精密籌劃如願召開。這次會議之後，爲了我國古文字學科的發展，也爲了加強學術交流和隊伍建設，大家一致同意成立了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之後古文字研究會又在廣州、成都、太原連續組織了三次年會，使古文字研究工作取得了初步成績。那幾次古文字的年會影響深遠，比如香港中文大學的饒宗頤先生分析了不爲人注意的曾侯乙墓中的一段漆書文字，指出了這段文字與同墓出土的二十八宿圖之間的關係，認爲曾侯乙可能是楚國的樂官。婦好墓發掘以來，卜辭的斷代研究十分活躍，而殷墟小屯南地甲骨的發掘又爲卜辭的斷代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前幾次年會，甲骨的斷代一直是討論的焦點。當時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古文獻研究室的李學勤、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裘錫圭主張“歷組卜辭”屬於武丁時期，北京大學歷史系的鄒衡、中山大學中文系的陳煒湛則贊成“歷組卜辭”屬於武乙、文丁時期，大家各抒己見，精彩紛呈。在年會的熱烈討論中，古文字研究的活潑局面開始形成。

多元培養，後繼有人

1978年伊始，在國家教育政策推動下，一些有條件的高等院校，如北京大學、吉林大學、中山大學、四川大學等，開始恢復招收古文字學方向研究生，培養高層次專門人才。在於省吾、容庚、胡厚宣、徐中舒等研究會元老的悉心指導下，年輕學人迅速成長起來，成爲古文字研究的新鮮力量。除了培養研究生，研究會的理事還通過舉辦培訓班的方式，培養專業人才。1984年，在教育部的統一規劃下，吉林大學於省吾教授承擔了古文字培訓班的教學工作，開設說文解字、甲骨文研究、金文研究、戰國文字研究等專題課，培訓出一批古文字學專門人才。

進入新世紀，古文字學科在人才培養上開創了多家單位協同培養的模式，強化複合型創新人才的培育。2012年，國家推行“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2011計劃）。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大學、吉林大學、中山大學等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單位，聯合組建“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並於2014年入選“2011”計劃。協同中心以“積極探索人才培養創新模式，培養優秀的複合型拔尖人才”爲建設目標，積極探索人才培養新模式，採取學術論壇、交流班、訪問研究、學術考察等多元培養方式，全方位提高了古文字學研究生和青年學者的學術水平與創新能力。

古文字研究所有的學問都是開放的，今天的結論明天就會因爲新材料的出現而有所改變，年輕學者一旦進入這個象牙塔，付出的將是一生的癡迷，得到的也是一生的快樂。

夯實根基，完善體系

1978年—1982年，由郭沫若主編、胡厚宣擔任總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負責編輯的《甲骨文合集》陸續出版齊備。《甲骨文合集》收錄了自甲骨文發現80年來已著錄和未著錄的殷墟甲骨拓片、照片和摹本4萬餘片。基本收齊當時已有的甲骨文資料，爲甲骨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1984—199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的《殷周金文集成》陸續出版齊全。全書對商代到戰國時期的各類有銘銅器系統整理、分類輯錄，爲金文研究提供了完備的資料基礎。它們的出版，不僅大大便利了研究者的資料收集工作，亦使得珍貴的古文字資料得以廣泛流傳，在古文字研究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爲完善學科體系建設，研究會着手策劃了古文字各類資料庫的建設和學科基礎知識的構建。甲骨文字研究方面，饒宗頤啓動《甲骨文通檢》撰寫，姚孝遂和趙誠主持編撰《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和《殷墟甲骨刻辭類纂》，於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學界出版了不同類型的甲骨文字編，如《甲骨文編》《新甲骨文編》《甲骨文字編》等。金文研究方面，《金文編》經修訂增補後重版，《殷周金文集成引得》《金文形義通解》等大型工具書亦編輯出版。目前，通過編撰各類大型工具書，古文字學已經建立了完善的數據庫體系，爲各學科提供了中國古典時期豐富的語料和史料。

歷經40年發展，古文字學科形成了甲骨學、金文學、戰國文字學和簡帛學等完善的學科體系。作爲學科基礎的古文字釋讀，在理論和方法上均頗有建樹，許多疑難文字得到正確釋讀，完善了古老漢字的發展序列。在甲骨學領域，建立了甲骨文分類與斷代研究的完整體系，爲甲骨文字考釋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堅實基礎。金文研究中，各諸侯國青銅器銘文的發現與研究，深化了人們對周代國家結構和地域文化的認知。戰國文字分域研究在理論與實踐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揭示了戰國時期各國語言文字的複雜性和交融性。

寓古於新，傳承有序

王國維總結學術史時說：“古來新學問之起，大都由於新發現。”新出土新發現的古文字資料對於古文字研究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

1991年，社科院考古所安陽工作隊在殷墟花園莊東地發掘了一個甲骨坑，坑內出土刻辭甲骨近700片，且以大塊的和完整的卜甲居多，這是殷墟甲骨文的第三次重大發現，備受學界矚目。這批資料因占卜主體是“子”而稱爲“花東子卜辭”，是殷代貴族家族占卜資料的重大發現，對深刻了解殷代的社會結構有重要價值，新資料所揭示的新字形、新辭例，大大促進了甲骨學的發展。

1998年，《郭店楚墓竹簡》一書出版，公佈了1993年在湖北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所出土的700多枚竹簡資料。這些楚簡包含多種古籍，重要篇章有《老子》《五行》《緇衣》等，宛如打開一座古代的圖書館。郭店竹簡的公佈，揭開了古書類竹簡大發現的序幕。中國古文字研究由此邁入一個新階段，開闢了依據出土古書實物開展中國古典學研究的新領域。簡帛研究成爲古文字研究的新熱點，激發了境內外學者的廣泛興趣，漸成國際顯學。

2008年，古文字研究會成立30週年紀念大會在吉林大學召開，當時恰逢清華大學自香港購回一批戰國竹簡，“清華簡”成爲與會學者熱議的話題。數量近2500枚的“清華簡”多爲經、史一類典籍，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價值不可估量。清華大學專門成立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凝聚各學科專門人才，整理、保護和研究這批竹簡。該中心自2011年開始，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爲名，一年一輯陸續出版研究成果，前不久剛剛出版發佈了第八輯的研究成果，受到國內外學者的持續關注，對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文獻學等學科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在古文字研究者的努力下，進行了一系列重大學術課題的攻關，古文字研究取得了豐富的學術成果，爲古史重建和古典學重建，爲正確估價中國古代文明，提供了豐厚的學術支持。

120年前的1899年，甲骨文的偶然發現掀開了中國文字研究及中國學術的新篇章，直到今天，無數人依然在這一領域精耕細作。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還有一些學科事關文化傳承的問題，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視這些學科，確保有人做、有傳承。”改革開放以來，正是在黨和國家的關懷支持下，古文字學才實現了良好的傳承與創新性的發展。

經過40年的建設和發展，古文字研究已經徹底扭轉了研究會成立時期較爲困窘的狀況。源源不斷出土的新資料、新技術的吸收與應用、年輕學者的不斷培養，都使古文字研究會保持着蓬勃的生機與活力，不斷推動着中國古文字學的發展。 製圖：郭祥 《 人民日報 》（ 2018年11月28日2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