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课堂｜吴晓明：金文的诞生

吴晓明

“金文”是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形成于商，盛于两周，延至秦汉。而其主体为商周时期的青铜铭文，盖因商周之际铭文的主要载体为青铜器，秦汉开始转为石刻。

书法领域使用“金文”一词，实起自清代中晚期。清代中晚期之前对“金文”多以钟鼎文、吉金等概念名之。“金文”书法概念形成之后，其內涵就有了两个层面：一是指商周秦汉的青铜器铭文；二是指秦汉之后形成的以“金文”为学习对象的书法。

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

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

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1952年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近现代中日韩书法领域出版的字帖中，总会有《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大克鼎》等西周著名青铜器銘文的身影，这些国之重器皆为清代中后期出土，那么从汉代以来至清代中期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为什么没有成为“金文”书法的经典，反而是清代出土的“金文”很快成为了法帖，其中的原因何在？是汉代至清代中期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字数少、质量差，还是另有原因导致其进入不了法帖系统呢？

大盂鼎铭文拓片

我们都知道中国书法的观念形成于汉代，成熟于两晋，至唐初而大备，而其核心则是名家法帖系列的形成，书以人传是其观念的重点。汉代至清代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其中不乏铭文在五百字以上的重器，皆因无法找到青铜铭文的书写者而无法进入法帖，回顾汉代至清代“金文”书法的形成，可以大致了解这个过程。

大克鼎铭文拓片

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古文经学的文本主要来自孔壁出土的竹简，应为战国时期齐系文字，战国竹简文字在汉代被命名为“古文”，在传抄的同时，被部分收入到《说文解字》中，成为经学研究的主要参考材料之一，而汉代虽有商周青铜器出土，但其铭文未成为经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材料。所以从汉代至宋代的先秦文字书写主要类型即是“古文”，存世以《三体石经》中的古文为代表。

为了恢复周礼，北宋立国之初即开始了系统地进行商周青铜器收藏，因而导源了宋代发达的金石学。宋代经学以义理阐释为主，青铜器铭文之学虽有长足的进展并出现了《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这样的著作。然此书虽名为法帖，实为著录青铜器铭文之著述，并未具备书法学习典范的作用。

毛公鼎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700公斤

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从宋代至明代几乎所有的青铜器铭文著录均未涉及书法视野的观照，而青铜器铭文的文献化是宋代以来金石学的主要目标。另外，“钟鼎文”之字典亦未真正形成，所以尽管有大量金石著录中对青铜器铭文的摹录，亦有北宋宫廷仿制商周青铜礼器而对铭文的模仿，甚至有从精英文人如米芾到民间墓志尝试将“钟鼎文”化为日用，然法帖观念的障碍，导致“金文”法帖和字典在清代中期之前一直未形成，也导致“金文”书法无法真正形成。

毛公鼎拓片

清代书法领域的重要变化是碑学的兴起，其最重要的成果是为了将金石资料纳入书法，开始改变一千年来以名家书法为唯一标准的法帖系统，加入了经过风格分类，但无书写者的书迹，由此大量无法确证书写者的汉碑、魏碑、金文逐渐进入到中国书法法帖系统中，而“金文”书法的诞生即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

清人认为传抄之“古文”字形讹误已甚，与翻刻多次的法帖一样不堪使用。所以青铜器铭文在经学研究中之重要性上升，青铜器的收藏热潮在清代中期再度兴起，由此大批青铜器进入金石学的视野。

散氏盘盘高20.6公分，腹深9.8公分，口径54.6公分，底径41.4公分

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

清乾隆年间出土于陕西凤翔（今宝鸡市凤翔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金石学的带动下，张廷济（1768—1848）为代表的嘉兴学者群开始尝试金文的书写，与宋代以来的文献摹录方式不同，放大临摹开始应用，并出现了集字成联的书写方式，如嘉兴学者徐同柏（1775—1854）的对联以青铜器铭文为之，有集联之雏形，同时每字注明出土器物之来历。所以此时虽无“金文”书法之名，而实已萌发。其后的西泠八家之一的赵之琛（1781—1852）、何绍基（1799—1873）对钟鼎铭文书法均有深入的实践，或临长篇铭文，或以己意写之。

散氏盘铭文拓片

与此同时，更大规模的经学整理和青铜器收藏则来自阮元（1764—1849年）的倡导和实践。阮元是清代学术的中坚人物，不仅倡导经学的研究，也带动青铜器的收藏和铭文的考释。同时阮元也是清代碑学的中坚人物，其所著《南北书派论》开清代碑学理论之先河，其青铜器著录《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亦开一时风气。

赵之琛篆书对联

而随后的青铜器收藏大家潘祖荫（1830—1890）、陈介祺（1813—1884年）、吴大澂（1835—1902）等，在拓本流传、铭文考证和书法应用方面多有建树。

其中陈介祺对“金文”这一概念的形成和传播起到关键的作用，陈介祺在其金石著路、拓本题跋、师友探讨中以“金文”来指称商周的青铜器铭文，因其在金石学界的影响，使“金文”一词迅速在学界流传开来，“金文”书法的名实开始走向統一，而其时间则在道光年间。

翁同和集散氏盘铭八言联

“金文”书法真正成形所需要的法帖系列、字典和大规模书写实践即将到来，吴大澂即是开启这一新局面的关键人物，吴大澂是晚清著名学者和官员，为政之余从事金石书画的收藏和金石月的研究，基于经学研究之需要，吴大澂成为此时“金文”研究的核心人物，其在“金文”书法方面的研究和全面实践，奠定了金文书法成熟的基础，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在历代金石学者和古文字学家的积累下，吴大澂完成了古文字学领域开创性的著述《说文古籀补》，此书以补充《说文解字》的先秦古文字为主要特点，一改《说文》以收传抄“古文”及籀文为主的传统，代之以历代出土金石文字为主，基本做到字字有来历，实际所收先秦文字资料以“金文”为大宗，所以此书实际是一本以说文部首为体例的金文字典，此字典迅速成为“金文”书写的必备参考书。此字典屡经增补，至民国时期由容庚先生增订后更名为《金文编》，成为“金文”书法书写者沿用至今的字典。

张廷济临虢叔旅钟铭轴

其次，吴大澂在前人时贤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金文”书法实践，一是广泛临摹“金文”，估计存世临摹数量有百余种之多，已完全脱离了摹录体的形态；二在杨沂孙（1812—1881年）的启发下，以合大小篆的方式逐步推进“金文”书法的书写，其实践有《篆书孝经》《篆书论语》《大篆楹联》，其中《大篆楹联》开创了大篆集联的传统，直接导引了民国时期秦文锦《金文集联》的出现。其后，黄士陵、吴昌硕、黄宾虹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拓“金文”书法的多元境界。

徐同柏金文七言联

再者是在摹录和创作“金文”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对金文风格的分类和总结，最终形成以西周青铜器铭文为核心，其中春秋战国金文为补充的“金文”法帖系统，这一法帖系统在民国初年有李瑞清的初步总结。这一法帖系统大致包括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西周重器铭文，也包括秦公敦、王孙钟、齐子仲姜镈等春秋战国器物铭文。这一法帖系统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得到了继承，在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出版的法帖系列中均纳入了“金文”的书法，在以上地区所进行的书法教育中无不将西周金文为主的两周金文作为法帖来传承。至于这些“金文”如何被转化为法帖的具体过程，需另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