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有风雅颂，“赋比兴”是最基本表现手法，它们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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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们一起读了《诗经》的风、雅、颂，体会了《诗经》动人心弦的真情之美。
古人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对诗歌的表现方法，总结出了“六义”之说。
《周礼·春官》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这里，就把风、雅、颂和赋、比、兴都列为了诗歌的题材。
后来，《毛诗·大序》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解释是：“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也就是说，风、雅、颂是诗不同的作法，是告诉你诗歌是怎么做出来、用来做什么的；赋、比、兴是诗选用的体裁，是怎么让诗歌去表现它的意图的。
虽然对风雅颂和赋比兴的作用有争议，但有一点却是共识：
《诗经》开创了赋比兴，从此，赋比兴也就被当成了诗歌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赋、比、兴到底指什么呢？
历代对赋、比、兴的解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有三个视角比较典型。
{!-- PGC_COLUMN --}第一种，是政治解读。以儒家观点，将赋比兴看做表达政治观点的方式。
汉代经学家郑玄在《周礼注》中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郑玄认为，赋、比、兴在诗歌中的用法，不同之处在于诗在政教上的不同运用。赋的特点是“直说”善恶；比和兴的特点都是含蓄，不同的是，比用于怨刺，兴用于美颂。
唐代评论家也比较看重诗歌的美刺讽谕功能。
孔颖达《毛诗序疏》：“赋者，直陈其事，无所讳避，故得失俱言。”
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凡言赋者，直陈君之善恶，更假外物为喻，故云铺陈者也。”
这些说法，都是从政治角度上，来看待诗歌创作的功用的，是把诗歌当成了政治活动的工具。
03第二种，是情感解读。从创作者的情感出发，将情感和客观事物联系在一起，将“赋比兴”做为寄情于物的表达方式。
南北朝锺嵘在其《诗品序》中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意思是：文章写完了，但余意未尽，这是兴；借着外物来表达自己的心志，这是比；直接叙述事情，或者把想说的话寄于外物，这是赋。而且，赋比兴各有所长，如果只用比兴，毛病就在于意思深奥；意思深奥,文辞就会不流畅。如果只用赋体，毛病就在于意思浅薄；意思浅薄，文辞就会松散，轻浮油滑，文辞无所依归，必然成为芜杂散漫的累赘了。
这种概括，强调了诗歌的”意“，把文学创作的方法，从政治功用转向了文学本身的审美情感，同时，他还强调，在诗歌创作时，要采三者之长，这样才能让诗歌有滋有味。这在创作理论上，是一大突破。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赋者，铺也，体物写志也”，“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
唐王昌龄《诗格》云：“赋者，错杂万物，谓之赋也。”“比者，直比其身，如‘关关雎鸠’之类是也。”“兴者，指物及比其身说之为兴，盖托谕谓之兴也”。
明代的郝敬：“ 诗言微婉 ，托物为比，陈辞为赋，感动为兴，三义合而诗成。”
这些解释，也都是从情感角度来阐述赋比兴的。
04第三种，是技巧解读。把赋比兴当做一种诗歌创作技巧，来进行阐述。
宋代朱熹的说法，被人们引用的最多：“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又说：“赋者，直陈其事；比者，以彼状此；兴者，托物兴词。”
又说：“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说其事如何；兴，则引物以发其意，而终说破其事也。”
说来说去，都是讲：赋是铺陈叙述事件，直接描述；比，是用这个事物来比喻那个事物；兴，是先说别的事物，来引起想抒发的情感和表达的想法。
这其实在强调，赋比兴是诗歌创作中的修辞手段，是一种语言技巧。
晋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
这些说法，都是从创作手法的角度上，来解读赋比兴的，你认同哪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