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年前的哲學問題，腦科學回答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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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盲人復明帶來的哲學問題，科學能解決嗎？

文/曹安潔

來源：神經現實（ID:neureality）

莫利紐克斯問題上的爭鋒

“假設一個人天生失明，現在已經成年。他能通過觸摸來分辨材質相同、大小相同的立方體和球體。”愛爾蘭作家威廉·莫利紐克斯（William Molyneux）在致友人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信中寫道，“然後，如果我們將立方體和球體放在桌子上，讓這個盲人突然復明：問，在觸摸這兩個物體之前，剛剛恢復視力的盲人是否能辨別出哪個是立方體，哪個是球體？”

這個在一定程度上由他的盲人妻子所啓發的問題，在後來成爲世世代代哲學家們交鋒的戰場。哲學家們以見微知著聞名，對於那些正在探究人類知識的起源、心靈的本質的哲學家們來說，這看似無足輕重的思想實驗——如今也被稱作莫利紐克斯問題（Molyneux's Problem）——是一個極爲關鍵而迷人的問題。

作爲一位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他的《人類理解論》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他給出的答案，是堅定的“否”。他認爲，儘管這位盲人已經擁有關於立方體和球體對他觸覺影響的經驗，但是他尚未獲得這些物體對他視覺影響的經驗，從而也無法建立觸覺與視覺間的關聯。換句話說，洛克相信，我們所有的知識都必須通過感官體驗獲得，這個立場也稱爲經驗主義。

與此相對的是理性主義。理性主義認爲並非所有知識都來源於經驗，而這一派傾向於對莫利紐克斯問題給出肯定的回答。理性主義的代表哲學家萊布尼茲認爲，人類出生時就擁有形狀的心理表徵。這樣的表徵由不同的感官模式共享，無論是觸覺還是視覺，它們觸發的都是相同的心理表徵。因此，如果人可以通過觸摸來區分立方體和球體，那麼，他自然也能通過視覺區分二者。

幾個世紀以來，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不斷交鋒，雙方都爲自己的觀點進行了激烈的辯護。但是就如同大多數的哲學問題一樣，這個問題也始終沒有定論，直到腦科學進入人們的視野。

“光計劃”給出的答案

2005年，麻省理工學院的一組研究人員，在帕萬·辛哈（Pawan Sinha）的帶領下，發起了致力於幫助印度盲童的“光計劃”（Project Prakesh，“Prakesh”在梵語裏是光的意思）。他們幫扶的目標是先天患有可治癒眼疾的盲童。可治癒的眼疾主要有兩類：白內障和角膜混濁。在發達國家，這類異常通常是在嬰兒期被發現的，孩子們在很早的時候就能得到治療。然而不幸的是，由於醫療條件不佳，很多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的孩子無法得到及時的治療。

而光計劃的目標就是幫助這些孩子。與此同時，研究人員也獲得一個理解人類大腦的獨特機會。在團隊幫助盲童恢復視力的過程中，他們偶然發現可以藉此探索莫利紐克斯問題：他們所治療的許多患者在青春期末期都保持着失明的狀態，那麼，在復明之後，這些人是否可以區分立方體和球體呢？

五名光計劃的受益者參加了這項實驗。在他們當中，年齡最小的孩子只有8歲，而年齡最大的已經16歲。這五個孩子全都患有先天性角膜混濁。在手術之前，他們的視覺能力都不足以支持他們辨別形狀。這些孩子們在手術前接受了一些觸覺上的訓練。研究人員保證他們可以通過觸摸的方式來區分二十對三維物體。而在他們的第一隻眼睛接受手術之後的48小時內，研究人員們立即對他們進行了“匹配樣本”（match-to-sample）測試。這些孩子們會首先通過視覺或觸覺來熟悉一個物體，之後，他們需要在給定的兩個選項中，挑出與他們熟悉的物體所匹配的那個選項。根據測試的分組，這些孩子們接觸選項的方式是用眼睛看，有的時候則是用手摸。

這些孩子們在用觸覺熟悉過一個物體之後，能準確地用視覺辨認出那個物體嗎？莫利紐克斯問題的答案，似乎近在咫尺。

實驗的結果或許會讓經驗主義者們歡欣鼓舞。這些僅獲得48小時視覺經驗的參與者們，並不能很好地用視覺辨認出剛剛用觸覺熟悉過的物體。值得指出的是，這種能力的確不能全然歸於視覺能力。如果這些孩子們在一開始就是通過視覺來熟悉物體，那麼他們在測試階段，也能準確無誤地用視覺辨認出那個物體。這樣的視覺辨識能力與觸覺相當。也就是說，問題或許只存在於在於視覺和觸覺之間的對應關係上。

這樣的結果自然是令人感到驚奇的。在除了慶祝四個孩子恢復視力之外，我們是否也應該趁機慶祝一番莫利紐克斯問題的落幕呢？而我們也是否應當恭喜經驗主義者，他們在三百年前就已經掌握了正確答案呢？

是辨認不出，還是立體感缺失？

事情遠遠沒有那麼簡單。

在哲學家約翰·史威克勒（John Schwenkler）撰寫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如果想完成光計劃的研究團隊所設計的任務，被試們不僅僅需要擁有視覺與觸覺之間的對應關係。視覺和觸覺之間的差異，不光在於兩種感官信息的 “現象學”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兩種感官系統中包含的空間信息也不同。這些被試在通過觸覺熟悉物體時，往往可以通過多種角度觸摸這個物體。然而，當被試在使用視覺來接觸物體的時候，他們僅僅能面向物體的一面。儘管研究人們允許這些被試調整自己的視角，但他們從未規定過這些被試調整視角的頻率。在這種情況下，用視覺和觸覺進行比較似乎有所不公。

無獨有偶，哲學家邁克爾·布魯諾（Michael Bruno）和埃裏克·曼德爾鮑姆（Eric Mandelbaum）也強調了莫利紐克斯問題中的模糊性。這個問題可以被拆解成兩個小問題：第一，這些復明的人是否能將二維的正方形和圓形與觸覺上的刺激相關聯。而第二個問題，纔是三維物體在觸覺與視覺上的聯繫。早在洛克寫作的十七世紀，光學家們就已發現我們收到的視覺信息其實是二維的。洛克本人就曾寫道，當人們看到一個凸面的時候，人們看到的其實是 “一個有各種陰影的扁平圓”。我們之所以能感知三維物體，是因爲我們擁有足夠的視覺經驗，能夠即時地進行一些“判斷”，從二維的視覺信息中構建出一個三維物體。

而在光計劃進行的一項較早的研究中，研究小組發現，這些復明的患者們即使在數週和數月的康復後，仍然難以辨識三維物體。比如說，當看到三維物體時，這些患者會告訴研究人員他們看到了多個物體。他們報告的物體數量正好對應於他們可以能看到物體的多少面。這樣的證據表明，這些患者們的視覺系統很難利用陰影線索，將同一個物體的不同幾面整合成一個個體。

因此，光計劃的孩子們不能通過視覺辨認出觸覺上所熟悉的物體，也許是因爲視覺上的立體感缺失，而並不一定源於視覺和觸覺兩種感官經驗間缺乏對應關係。

大腦可塑性的暗示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莫利紐克斯問題之所以還不能落下帷幕，也許與大腦的可塑性有關。也許，這些被試者在人生早期沒有得到所必需的視覺刺激，他們的視覺皮層的功能已異於常人。除非光計劃能將這些患者的大腦皮層也重新排布，否則，將他們視爲莫利紐克斯問題中那個“復明人”只能是答非所問。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兩位傑出的神經科學家，託斯坦·維厄瑟爾（Torsten Wiesel）和大衛·休伯爾（David Hubel）曾做過一系列開創先河的工作。他們發現，如果剝脫了小貓剛出生兩個月時的視覺經驗，這些小貓的外側膝狀體中的細胞會出現明顯萎縮的症狀，而這恰好是視覺通路中的關鍵組成部分。這一發現與之後的許多研究一起，表明大腦的發育也許有一個“關鍵時期”。在此期間，外部環境的變化會對大腦的功能型結構產生深遠的影響。儘管我們的大腦在一生中都保持可塑性，但這種隨着經驗而變化的能力唯在“關鍵時期”達到頂峯。在這期間，突觸的可塑性，神經元彼此形成連結、改變連接的能力，都達到頂峯。

有大量證據表明，失明會如何改變大腦的功能組織。九十年代末期，就有研究表示盲人在閱讀盲文時，會出現從中枕葉到雙側紋狀皮層的增強激活。而這些區域在正常人中，通常被認爲是主要負責加工視覺信息。不僅如此，研究人員還發現，當盲人從事語音處理任務，或者聽覺定位任務的時候，視覺皮層中都會出現激活增強。顯然，失明帶來的影響超出了“看不見”的範圍。也許，這些患者沒有像光計劃或經驗主義者所希望的那樣“完全康復”。

光計劃的研究雖然有趣且意義深遠，但它提供的證據，仍然不能給莫利紐克斯問題一個斬釘截鐵的回答。

科學可以回答哲學問題嗎？

歸根結底，莫利紐克斯問題只是一首序曲。它背後，是一個更宏大的問題：哲學與科學之間的關係。隨着科學的發展，有朝一日，我們是否能夠通過科學回答哲學問題？

奎因（W.V. Quine）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他創造了“自然化認識論”（naturalized epistemology）一詞。他曾經寫道：“認識論，或類似的東西，應當作爲心理學的一章，被歸入自然科學之中。心理學研究一種自然現象：即一個自然人類主體。”在他後期的學說中，他還補充道，自然化認識論並不僅僅依託於心理學。認識論也應當從神經學、物理學中尋求答案，在最後，它應當被視爲工程學的一個分支：“規範化認識論是工程學的一個分支，它是一項尋求真理的技術。”

當然，並非所有人都認同這樣的“自然化認識論”，認爲認識論應當從自然科學中尋找答案。很多人提出了反對意見。一些人批評它循環論證，而另一些人則認爲這種方法遺漏了認識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規範性。心智哲學家金在權曾經論證過規範性的重要性。“……很難相信，當認識論缺失了規範性的時候，當它缺乏適當的規範性證明或證據的概念的時候，”金在他的書中評論道，“（這樣的自然化認識）與傳統認識論還有什麼樣的共同點。除非，自然化認識論與古典認識論涉及一些相同的問題，否則，很難看到一種流派如何能取代另外一種，或者放棄（一種更好的方式）選擇另外一種方式。”

科學可以回答哲學嗎？這個問題本身，就具有重大的哲學意義。也許，我們應當採取的策略，不是去猜測“最終答案”花落誰家，哪個學科笑到最後，也不是去猜測哪個學科應該被另一個學科取代。在理想的情況下，哲學應當能從經驗科學中受益，反之亦然。

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被問及他對科學哲學在心理學、人工智能和神經科學的作用時，他幽默地回答：“當然是討人厭了。”這位傑出的哲學家、邏輯學家隨後解釋說：“ ……科學哲學最激動人心的任務，是將科學概念的澄清和科學理論中可能的影響相結合——其中包括已經提出的理論和尚未得到證實的理論相結合——從而解決重大的形而上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