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雅事

摘自《讀書讀書》,陳平原編,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8年6月出版。

推薦理由:這是一本關於“讀書”“買書”“藏書”等讀書人雅事的集子,由陳平原編寫,共收入了林語堂、老舍、周作人、王力、葉靈鳳等24位知名學者、作家的48篇文章,以文學爲緯,文化爲經,帶你分享他們的讀書智慧和心得。

讀書、買書、藏書,這無疑是古今中外讀書人共有的雅事,非獨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爲然。這裏談的是關於讀書的文章,不想標舉什麼“雅馴”或“韻味”,只是要求入選的文章起碼談出了一點讀書的情趣。

既然識得幾個字,就不免翻弄翻弄書本,這也是人之常情,說不上雅不雅。可自從讀書成爲一種職業準備,成爲一種致化的手段,讀書人的“韻事”一轉而爲十足的“俗務”。千百年來,“頭懸樑,錐刺股”的苦讀,居然成了讀書人的正道;至於憑興趣讀書這一天經地義的讀書方式反倒成了歪門邪道──起碼是誤人子弟。於是造出一代代拿書本當敲門磚而全然不懂“讀書”的凡夫俗子,讀書人的形象自然也就只能是一臉苦相、呆相、窮酸相。

殊不知“讀書”乃人生一大樂趣,用林語堂的話來說,就是“天下讀書成名的人皆以讀書爲樂”(《論讀書》),能不能品味到讀書之樂,是讀書是否入門的標誌。不少人枉讀了一輩子書仍不入其門,就因爲他是“苦讀”,只讀出書本的“苦味”──“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讀書理想就是典型的例證。必須靠“黃金屋”“顏如玉”來證明讀書的價值,就好像小孩子喝完藥後父母必須賞幾顆糖一樣,只能證明喝藥(讀書)本身的確是苦差事。所謂“讀書的藝術”,首先得把“苦差”變成“美差”。

據說,“真正的讀書”是“興味到時,拿起書本來就讀”(《讀書的藝術》)。林語堂教人怎麼讀書,老舍則教人讀什麼書:“不懂的放下,使我糊塗的放下,沒趣味的放下,不客氣”(《讀書》)。其實,說是一點不讀“沒興味”的書,那是騙人的;起碼那樣你就無法知道什麼書是“有興味”的。況且,每個人總還有些書確實是非讀不可的。魯迅就曾區分兩種讀書方法:一種是“看非看不可的書籍”,那必須費神費力;另一種是“消閒的讀書──隨便翻翻”(《隨便翻翻》)。前者目的在求知,不免正襟危坐;後者意在消遣,自然更可體味到讀書的樂趣。至於獲益,則實在難分軒輊。對於過分嚴肅的中國讀書界來說,提倡一點憑興趣讀書或者意在消閒的“隨便翻翻”,或許不無裨益。

這種讀書方法當然應付不了考試;可讀書難道就爲了應付那無窮無盡的考試?善讀書者與善考試者很難畫等號。如果說中小學教育藉助考試爲動力與指揮棒還略有點道理的話,那麼大學教育則應根本拒絕這種讀書的指揮棒。林語堂除主張“找到思想相近之作家,找到文學上之情人”作爲讀書嚮導外(《論讀書》),還對現代中國流行的以考試爲軸心的大學教育制度表示極大的憤慨,以爲理想的大學教育應是“薰陶”。“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與“頭懸樑,錐刺股”,的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讀書境界。前者雖也講“求知”,卻仍不忘興致,這纔是“讀書”之精髓。

俗雲:“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其實,要想讀懂讀通“聖賢書”,恰恰必須關心“窗外事”。不是放下書本只問“窗外事”,而是從書裏讀到書外,或者借書外解讀書裏、“翻開故紙,與活人對照,死書就變成活書”(周作人《閉戶讀書論》)。“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也算是中國讀書人的真實寫照。並非都如東林黨人那樣直接介入政治鬥爭,但關心時世洞察人心,卻是將死書變成活書、將苦讀變成人生一大樂趣的關鍵。

其實,即使你無心於時世,時代風尚照樣會影響你讀書的口味。這裏選擇的幾篇不同時代談線裝書(古書)之是否可讀、如何讀的文章,即是明證。五四時代之談論如何不讀或少讀古書,與上世紀八十年代之主張從小誦讀主要的古代經典,都是面對自己時代的課題。

讀書是一件樂事,正因爲其樂無窮,才引得一代代讀書人如癡如醉。此等如癡如醉的讀書人,古時謂之“書癡”,是個雅稱;如今則改爲“書呆子”,不無鄙夷的意思。書呆子“喜歡讀書做文章,而不肯犧牲了自己的興趣,和自己認爲有意義的事業,去博取安富尊榮”(王力《書呆子》),這在商品經濟日益發達的現代社會里,實在是不合時宜。可“書呆子自有其樂趣,也許還可以說是其樂無窮”(同上)。鎮日價哭喪着臉的“書呆子”必是冒牌貨。但願儘管時勢艱難,那維繫中國文化的書呆子們不會絕種。

書呆子之手不釋卷,並非爲了裝門面,尤其是在知識貶值的年頭,更無門面可裝。“他是將書當作了友人,將讀書當作了和朋友談話一樣的一件樂事”(葉靈鳳《書癡》)。

宋代詩人尤袤流傳千古的藏書名言:“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說的也是這個意思。這才能解釋爲什麼古今中外有那麼多絕頂聰明的腦袋瓜放着大把的錢不去賺,反而“雖九死其猶未悔”地買書、藏書、讀書。

幾乎每個喜歡讀書的書呆子都連帶喜歡“書本”這種“東西”,更多的帶有一種審美的眼光。這就難怪讀書人在字跡清楚、正確無誤之外,還要講求版本、版式設計乃至裝幀和插圖。至於在藏書上蓋上藏書印或貼上藏書票,更是主要出於賞心悅目這一審美的需要。正是這無關緊要的小小點綴,明白無誤地說明讀書確實應該是一種高級的精神享受,而不是苦不堪言的“勞作”。

真正的讀書人沒有幻想靠藏書發財的,換句話說,讀書人逛書店是一種百分之百的賠本生意。要不是在書店的巡禮中,在書籍的摩挲中能得到一種特殊的精神愉悅,單是求知慾還不能促使藏書家如此花大血本收書藏書──特別是在有圖書館可供利用的現代社會。就好像集郵一樣,硬要說從中得到多大的教益實在有點勉強,只不過使得樂於此道者感覺生活充實精神愉悅就是了。而這難道還不夠?讓一個讀書人做夢中都“無視一切,直奔那賣書的地方”(孫犁《書的夢》),可見逛書店的魅力。鄭振鐸的感覺是真實的:“喜歡得弗得了”(葉聖陶《〈西諦書話〉序》)。正因爲這種“喜歡”沒有摻雜多少功利打算,純粹出於興趣,方見真性情,也才真正當得起一個“雅”字。

平日裏這不過是一種文人的閒情逸致,可在炮火連天的戰爭年代,爲保存古今典籍而置個人生死於度外,此時此地的收書藏書可就頗有壯烈的味道。鄭振鐸稱:“夫保存國家徵獻,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攻堅陷陣,捨生衛國之男兒,然以餘之孤軍與諸賈競,得此千百種書,誠亦艱苦備嚐矣”(《〈劫中得書記〉序》)。藏書極難而散書極易,千百年來,幸有一代代愛書如命的“書呆子”爲保存、流傳中華文化典籍而嘔心瀝血。

當然,不能忽略讀書還有接受教益的一面,像黃永玉那樣“在顛沛的生活中一直靠書本支持信念”的(《書和回憶》),實在不可勝數。可從這個角度切入的文章本書選得很少,原因是一涉及“書和人”這樣的題目,重心很自然就滑向“人”,而“書”則成了起興的“關關雎鳩”。再說,大概因爲這種經驗太普遍了,誰都能說上幾句,反而難見出奇制勝者。

最後一輯六篇文情並茂的散文,分別介紹了國內外四個大城市的書店:日本的東京、英國的倫敦、中國的北京和上海。各篇文章敘述的角度不大一樣,可主要的着眼點卻出奇地一致,那就是突出書店與文化人的精神聯繫。書店當然是商業活動的場所,老闆當然也以盈利爲主要目的;可經營書籍畢竟不同於經營其他商品,它同時也是一種傳播文化的準精神活動。這就難怪好的書店老闆,於“生意經”外,還加上一點“文化味”。正是這一點,使得讀書人與書店的關係,並非一般的買賣關係,更有休慼相關、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味道。書業的景氣與不景氣,不只關涉書店的生意,更從一個特定的角度折射出當代讀書人的心態與價值追求。書業的凋零,“不勝感傷之至”的不只是書店的掌櫃,更包括常跑書店的讀書人,因其同時顯示出文化衰落的跡象(阿英《城隍廟的書市》)。

以書商而兼學者的固然有,但不是很多;書店的文化味道主要來源於對讀書人的尊重,以及由此而千方百計爲讀書人的讀書活動提供便利。朱自清介紹的倫敦的書店,不單有不時舉辦藝術展覽以擴大影響者,甚至有組織讀詩會,影響一時的文學風氣的詩人辦的“詩籍鋪”(《三家書店》)。書店而成爲文學活動或人文科學研究的組織者,這談何容易。不過,辦得好的書店,確實可以在整個社會的文化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

而對於讀書人來說,有機會常逛此等格調高雅而氣氛輕鬆融洽的書店,自是一大樂事。這就難怪周作人懷念東京的“丸善”、阿英懷念上海城隍廟的舊書攤、黃裳懷念北京琉璃廠衆多的書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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