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54歲河南法官因病犧牲 他的“最後留言”讓人心碎

隱藏祕密4年,54歲河南法官因病犧牲,他的“最後留言”讓人心碎……

他是李慶軍,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法官、立案二庭副庭長。2018年9月28日上午8時9分,年僅54歲的他因患尿毒症醫治無效,永遠離開了他眷戀的親人、同事和朋友,離開了他摯愛的法律事業。

本報記者 劉海濤 周青莎

一個祕密被他隱藏了四年。

四年來,他一天審查案件最多達幾十件,每週接待至少10個案件的當事人。

四年來,他從不在單位餐廳喫飯,每天中午奔波8公里回家,下午準時上班,風雨無阻。

多年來,他大把喫藥,日漸消瘦,但辦案量在全庭名列前茅,沒有一個當事人反映他辦案不公。

直到2018年9月28日上午8時9分,年僅54歲的他因患尿毒症醫治無效,永遠離開了他眷戀的親人、同事和朋友,離開了他摯愛的法律事業。

他是李慶軍,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法官、立案二庭副庭長。

保守了四年的祕密終於被揭開。噩耗傳來,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怎麼可能,前一段時間還見他開庭。”

“原來這麼重的病,從來沒聽他說過呀。”

朝夕相處的同事、遠在大山裏的鄉親、昔日的同窗,還有對他念念不忘的案件當事人……痛惜聲不絕於耳,在漣漣淚水中,人們發現,這位默默無聞的普通法官,原來早已在大家心中刻下深深的印記。

四年堅持,他對別人只有微笑

2018年9月1日,週六,晚6時30分,省高級人民法院簽到機上留下他的影像,這與他平時離開的時間差不多。然而,這成了李慶軍最後一次下班。

9月2日一大早,審判團隊成員任方方收到李慶軍的短信:“我要休息一段時間。禹州電纜案,6號以後聯繫當事人讓雙方再談一次,調不成還按原定方案辦。卷在櫃子上。”任方方沒想到,這條短信竟成爲李慶軍給她的最後留言。

當天是李慶軍做換腎手術的日子。上午躺在病牀上,他一邊做術前檢查和透析,一邊接連給同事打了13個電話,事無鉅細地安排交接工作。

醫生看得直搖頭:“你這哪像個要做大手術的人?”

下了手術檯他也不閒着,從重症監護室轉到特護病房不久,他就通過電話爲那些向他求助的人提供法律諮詢。

然而,誰也沒有料到,手術後的第26天,因病情惡化,李慶軍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

丈夫去世後,妻子馬鳳實從他的辦公室找到了19本日記。日記中除了少量的生活片段,大部分都是每天的工作,一頁又一頁,記了整整11年�

2013年10月18日:“週五,案件流水般一件件、一批批報來,這一週共批近60件案件,好像是最忙的審查周。”

2014年10月17日:“週五,下午批出15件案件,把桌上堆積的案件批完,加班到7:30。”

2016年5月14日:“週六,中雨,下午到單位,批了30多件案,6時回家。”

……

人們不知道,其實,早在2014年,李慶軍就被確診爲尿毒症。他沒有把病情告訴領導和同事,爲了不耽誤工作,連輸液他都要求放在晚上。醫生多次交代他要好好休息,他都照常到單位上班。

李慶軍並非不珍惜自己的身體,他曾在一篇日記中寫道:“活着要有活着的質量,我不想讓親人爲我的身體擔憂,給他人帶來精神壓力,我儘可能弱化自己的病情,裝得若無其事,這有點自欺欺人。我仍然想像常人一樣享受美好的生活。”

李慶軍的腹部常年插着一根硅膠“腹透管”,那是尿毒症患者做腹膜透析用的。

他被確診爲尿毒症後,醫生給出兩種治療方式:血液透析與腹膜透析。血液透析每週要到醫院3至4次,每次大約4個小時。“太影響上班了,不行不行!”李慶軍選擇了腹膜透析。

腹膜透析可以自己在家做,但是對環境、飲食、時間都有嚴格要求。一天做四到五次,每次要先洗手,戴口罩,房間裏每天兩次紫外線消毒。一袋透析液重2公斤,通過“腹透管”將透析液灌入和排出腹腔,來清除機體代謝物和多餘的水分。

在他的臥室,成箱的透析液幾乎堆滿一面牆,牀邊有兩個特殊的“牀頭櫃”,一個小冰箱保存針劑;一個臺式培養箱用來加熱透析液,旁邊架着紫外線消毒燈。

無論前一天多晚休息,每天早上他都6點起牀,開庭的日子起得更早。腹痛腹脹、乏力怕冷、噁心甚至嘔吐,透析反應讓他常常喫不下飯就趕去上班。

整理遺物時,拉開他辦公室的抽屜,馬鳳實的眼淚奪眶而出。

一抽屜藥品,一抽屜餅乾。餅乾是他帶到單位沒來得及喫的早餐……

K180次列車上每月總會出現一位特別的乘客,他提着裝有透析液和透析裝置的箱子,步履匆匆。在車上治療時,面對好奇的詢問,他淡淡一笑:“沒啥,做個小透析。”

開始透析後,李慶軍要定期去北京做檢查。爲節約時間,他專挑夜裏10點多的火車,第二天上午去醫院,下午就急忙往回趕。下了火車,直奔省高院,把當天落下的工作補上,才拖着疲憊的身體回家。

妻子勸他歇歇,他總說:“現在法院案件多,大家手裏都有一堆活兒,我少幹了,別人就得幫我幹。”他也不願把生病的事告訴親朋好友,怕大家爲他擔憂。馬鳳實只好一邊心疼得掉淚,一邊幫他保守祕密。

同事們只知道他身體不好,每次問他,他都笑笑說:“老毛病了,沒事。”甚至連兄弟姐妹和對門兒鄰居也不清楚他的病情。無論多難受,他給周圍的人永遠都是溫和的笑臉,從未叫過一聲苦。

他的隱忍和堅強只有日記本知道。

立案二庭庭長卜發忠至今還在自責:“慶軍請假時說要做個小手術,半個月後就來上班。後來,因爲要辦續假手續,從他家屬那裏看到診斷證明書,我才知道他平時是忍着多麼大的病痛在工作。”

說起這些,省高院退休法官張古淮老淚縱橫,陷入深深的痛苦,“不知道他這麼拼命啊,我這當‘師傅’的什麼也沒幫上他。”

在他生命的最後8個月,李慶軍審判團隊共結案360件,佔全庭總結案量的三分之一,僅他個人就結案121件,是全庭辦案最多的法官。

身爲法官,他最看重的是公正

作爲李慶軍一入職就搭檔的同事,張古淮深深理解他的選擇。“當了20多年法官,他對這份職業的熱愛早已融入血液、融入靈魂,工作就是他的精神寄託,只有辦好每一個案件,他才覺得人生沒有虛度。”

共同生活了28年,妻子馬鳳實更瞭解丈夫,“他太熱愛法官這個職業了,他常說,‘我一個農家子弟,能從山裏出來上大學,當上省高院的法官,多光榮多幸運啊!’”

▲李慶軍生前手抄黨章

1986年,李慶軍從河南大學政治系畢業,被分配到鄭州牧業工程高等專科學校工作。1989年他考入西南政法大學,攻讀民事訴訟法專業碩士學位。1993年,他考入河南省高院,從書記員幹起,歷任民事審判庭助理審判員、審判監督庭副調研員、審判員、賠償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立案二庭副庭長,並於1997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不管是棘手案件還是緊急任務,他召之即來,任勞任怨,從無二話,是大家最喜歡的辦案搭檔。

“老李常說,法院是說理的地兒,大家做這份工作,一定要對得起良心,對得起雙方當事人,不能給黨抹黑,不能給法院抹黑!”法官於保林對他的話記憶猶新。

辦案難免遇到一些情緒激動的當事人,李慶軍總是先端上一杯熱水,認真傾聽,耐心解釋,很多案件被他調解得雙方都心服口服。他對法官助理王衛霞說:“一些老百姓不懂法,理解有偏差很正常,但我們要善於引導他們用法律思維看問題,避免擴大矛盾。”

2010年的一天,李慶軍到永城面見一位情緒激動的當事人雷某。爲了打開對方的心結,李慶軍與他長談到深夜十二點,最後,曾揚言要拉着植物人兒子上訪的雷某主動撤回案件申請。而李慶軍返回鄭州時已是第二天凌晨三點多。

認識他的人都說,老李脾氣特別溫和,就沒見他高聲說過話。其實,好脾氣李慶軍也有固執的一面。遇到棘手的案件,他總是對團隊成員說:“底線絕不能突破,對法律要有敬畏之心。大家只管依法辦案,誰有意見讓他們來找我!”

2004年,家住南陽市宛城區的周光華因土地和房屋使用權與一家企業打官司,每到執行階段,對方都提出新的異議阻撓案件執行。案件到了李慶軍案頭,周光華擔心之前她勝訴的結果會被推翻:“對方有錢有關係,我連個律師都沒有。”李慶軍在聽證會上的話讓她喫了定心丸:“不管什麼案子,都得按法按理來辦!”

不久,周光華收到了維持原判、自己勝訴的裁定書,案件得到順利執行。

許多年過去了,她對此念念不忘,逢人便說:“我遇到了一位好法官!”

聽到李慶軍去世的消息,老人痛哭失聲,一定要來鄭州看看。

10月13日,年逾古稀的周光華帶着一籃土雞蛋,在女兒的攙扶下走進李慶軍家。

桌上的遺像一下子映入她的眼簾!是他,就是他!還是那憨厚朴實的模樣,可是,卻再也聽不到他熱情地招呼讓座。

老人用顫抖的雙手撫摸着遺像,淚眼婆娑:“孩子啊,我再也見不到你了,這雞蛋大娘多想讓你嚐嚐啊!”

從山裏娃成長爲一名人民法官,李慶軍對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常說:“越是扛着麻袋、大包小包來開庭的當事人,越要對他們傾注更多的心血和注意力,一個標的額再小的案件,對普通家庭來說都是天大的事,案件結果將直接影響他們對司法公正的信心。”

李慶軍所在的立案二庭主要從事再審審查工作及建設工程、房地產開發等合同糾紛案件一審、二審裁判,這類案件在民事審判中最爲複雜、繁瑣。

他業務精湛,早在2001年就獲得了“全國法院優秀民商事裁判文書”三等獎,被最高人民法院評價爲“針對性強,邏輯嚴謹,言之有據,判決結果具有說服力。體現了法官居中裁判的身份和地位,避免了法官憑主觀之嫌,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

在2017年的法官入額考試中,李慶軍的民事專業考試成績在全院排第四名。審監庭副庭長林秀敏回憶說:“慶軍提審的案件都非常到位、專業,抓問題非常準,與我們的改判意見也基本一致。”

對法律的信仰和對法官職業的熱愛讓李慶軍有着強烈的職業尊榮感,一路走來的不易也讓他倍加珍惜身上的法袍。

2017年11月8日的日記裏,他這樣寫道:“把關要把嚴,不同審級有不同審級的職責、任務,辦好案,是對自己最好的保護,對法律負責,對當事人負責,也是對自己負責。”

在省高院開展的“親情寄語”活動中,妻子給李慶軍寫了八個字:“廉潔辦案,平安一生。”對此,他在日記中專門寫下感言:“平安一生,是家人最高的希望,也是最低的要求。做到了廉潔辦案,才能平安一生,要想得到一生平安,也就不能有私心,生貪念,以案件做交易,拿公正換利益。夫人的期望很樸實,很簡單,沒有說教,沒有作秀,也沒有大道理。其實個人、家庭能過上安寧、踏實的生活,何嘗不是一種幸福。”

淡泊名利,他用真誠對待每個人

濟源市邵原鎮北李凹村是李慶軍的家鄉。這是一個太行與王屋之間的小山村,愚公移山的故事就誕生在這裏。1964年4月,李慶軍出生在這大山深處的貧苦農家,兄妹四人,他是老大。父親早年因車禍落下殘疾,幾乎是母親一人扛起了家庭重擔。

生活的艱辛磨鍊了他堅韌不拔的意志,巍巍太行養育了他淳樸寬厚的胸懷。學習上他異常刻苦,一放假就上山採草藥補貼家用,風雨無阻。在鄉親們的印象中,少年時的李慶軍總是憨憨地笑着,默默地做好自己該做的事。

盧有枝是李慶軍的大學同班同學,也是老鄉。“當年物價低,食堂一份魚2毛錢,大學四年他從沒捨得喫過。”盧有枝見他整天饅頭加鹹菜,就把節省下來的飯票給他,他堅決不要:“家裏日子都不好過,我能撐過去。”

2016年秋天,李慶軍去北京看病。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雨將他困在路邊,攔不到出租車,也沒有傘,痛風發作,溼冷的褲子貼在腿上,每挪一步都鑽心地疼。

獨立異鄉街頭,病痛折磨讓這個素來堅強的漢子快要支撐不住。他顫抖着手撥通了盧有枝的電話:“老同學,我一個大男人疼得想坐在地上哭……”

回憶這一幕,盧有枝泣不成聲:“那是唯一一次聽他訴苦,我埋怨他不向北京的同學求助。他卻說:‘麻煩別人幹啥呢,我這一輩子最不喜歡做的就是給別人添麻煩。給你打個電話,轉移下注意力,就不恁疼了。’”

在單位,同事們給李慶軍總結爲“三不伸手”:不向領導伸手,不向當事人伸手,不向同事朋友伸手。

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不願意給別人添麻煩的李慶軍,卻從不怕別人給他“找麻煩”。

從重症監護室出來的第三天,他還處在高危監護期,小妹鳳蓮隔着玻璃看到他躺在病牀上接電話,急得直跺腳。

“哥,醫生不讓接電話,你有多大的事打那麼長時間的電話?”

“沒事兒,是咱村的戰勝,凡是打電話的都是遇到了困難,我不就懂點法嗎,能幫就幫一把。”

他是家鄉的驕傲。每年春節回去,鄉親們都圍着他諮詢個不停。團圓飯熱了又涼,他還在跟鄉親們說話。

妹妹埋怨,他抱歉地笑笑:“鄉親們問我事兒是信任咱,合法的靠法律維權,不合法的就給人家講明白,別把有理的事情用過激的手段變成沒理。”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李慶軍不抽菸不喝酒,一年到頭穿着法官制服,對自己摳門,對別人卻很慷慨。

在日記本里,馬鳳實發現了一張匯款單,上面顯示2008年5月15日,李慶軍向中國紅十字會捐款500元。那年汶川地震,在單位集體捐款後,他又悄悄去銀行捐了錢。

每年回老家,他都藉口給孩子壓歲錢接濟困難村民。別人來諮詢案件,他總是說:“案子上的事兒我不能打招呼,法院會秉公處理,生活上有啥困難,跟我說。”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李慶軍去世的消息,鞏義市法院法官王雪玲悲痛萬分。

“基層法院經常去省高院彙報案件,李庭長再忙都會把手頭工作先放下,爲我們分析解答。到了飯點兒,想請他出去喫碗燴麪,他總是推辭。僅有的兩回,還是他搶着埋單。他說:‘你們大老遠跑來,應該我請。’”

面對工作中的困難,他不推不躲;在榮譽和利益面前,他卻往後縮。單位要給他記功授獎時,他總是婉拒:“把機會留給年輕人吧,激勵他們更好地工作。”

10月11日,省高院黨組決定爲李慶軍追記個人一等功。而這一次,他再也無法謙讓。

陽臺上,一把舊躺椅靜靜地放着,坐墊破了個大口子,露出海綿。這是李慶軍生前在家裏最喜歡待的地方。

“父親經常躺在那把椅子上,戴着老花鏡,看書或研究案卷,有時候還喊我一起討論法律問題。”受父親影響,兒子李然也選擇了法律專業。

每當這時,馬鳳實一邊做着家務,一邊看着爺倆認真的樣子,覺得這是最幸福的時刻。

家裏到處都是他的影子。走進臥室,妻子恍惚看見他依在牀頭做透析;來到陽臺,彷彿又看到他在那兒苦思冥想……

妹妹在微信上訴說着對哥哥的思念:“夜深了,淚水溼透了我的枕頭。我一次次努力地想要記起哥哥的音容,你用單薄的身軀擔起山一樣的責任,爲親人們撐起一片天,可是當你最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卻無能爲力。如果有來生,讓我來爲你遮風擋雨……”

他離世的消息至今瞞着近八十歲的雙親。在大山深處的故鄉,爲迎接他假期歸來,老母親買的柿子放壞了也沒捨得扔,還有他愛喫的小麻花。兩位老人每天都在唸叨着盼望着:“兒子咋不接電話哩?兒子說要接俺們去城裏住,他出差啥時候才能回來?”

在省高院立案二庭的辦公室裏,同事們每次經過時都忍不住望一眼那張桌子,桌上厚厚的案卷彷彿在等待着那個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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