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旷野恐惧症患者都应该拥有一间缮写室。

你也可以说：每个缮写士都是一名恐旷症患者。

若你出生于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受过良好教育，希冀安稳体面的工作且厌恶与人打交道，热爱知识，无意担任神职，那么缮写士（scribe）可能是你的理想职业。

进入缮写室（scriptorium），这个打开门的动作同时是对外面的世界阖上门。这一切都发生在精神层面，而非制度层面上。没有什么可以真的将你禁足，除了你自己渴望独处、静默、专注而简纯劳作的心。

进入缮写室，进入历史的幽暗区间；是退隐最深的人将“幽暗的千年”照亮。

对于所有艾柯笔下“生在有电视机的年代，灵魂却属于中世纪”的人而言，天堂就是手抄本缮写室的模样。

......

摘自《缮写室》

《缮写室》图文索引（Concordance）

缮写室是欧洲中世纪制作书籍的地方，但《缮写室》不是一本关于中古手抄本或者它们的缮写员的书，而是中世纪文学博士、诗人包慧怡的一本私人文学地理，一本记录在其成长过程中影响甚远的作家及其作品的阅读笔记。

在这图文并茂的二十来篇小品里，包慧怡从容不迫地游走于诗歌、小说、批评、绘画，以至地图和电视剧之间，为真心喜爱文学和艺术的读者摆下了一场色香味俱全的盛宴。 

比如她写莎士比亚，顺道画出了一幅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歌剧院的浮世绘；她从《爱丽丝漫游仙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这两本书里，看到两个交相辉映的疯人乌托邦；就连观察我们熟知的旋转木马，她从“飞升”带来的全新视角切入，窥见了一个典型中世纪的、洋葱结构的宇宙模型的运作。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天堂是缮写室的模样

小程序

《缮写室》

包慧怡 著

2018年8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借用许知远对《缮写室》的评价，他说，“在中世纪以来漫长的书写传统，和一间小小的书房之间，你得以理解一位作家的历程”。

本周五晚，我们将跟随作者包慧怡一起诵读《缮写室》，走进中世纪的文艺花园。

天堂是缮写室的模样

思南经典诵读会第29期

《缮写室》

时间

11.2(星期五) 19:30—21:00

地点

思南书局3楼

嘉宾

包慧怡

包慧怡，1985年生于上海，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中世纪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英文系讲师，上海市“浦江人才”学者。出版诗集《我坐在火山的最边缘》，散文集《缮写室》；出版译著十二种，包括毕肖普诗集《唯有孤独恒常如新》、普拉斯诗集《爱丽尔》、《岛屿和远航：当代爱尔兰四诗人选》等。获中国首届书店文学奖、DJS—诗东西评论奖、爱尔兰文学交流会国际译者奖。

参与方式

参与诵读的读者需要在指定篇目中选取一篇。

小南会将指定篇目贴在下方，想要到场参与朗诵的读者，请点击“阅读原文”参与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11月1日（本周四）下午6点。

我们会对报名的读者进行筛选，请大家务必认真填写报名表，将你对缮写室的理解以及你喜欢的一篇告诉小南。被选中诵读的读者，将于周五上午收到电话和短信通知。请提前做好诵读准备，并于周五晚上7点准时到达思南书局三楼参与活动。

诵读篇目

天堂是缮写室的模样

读者1：

我的手因握笔而麻木

我的鹅毛笔生着锥形尖

从它的鸟喙中汩泪溢出

甲虫般闪亮的蓝黑墨水。

智慧的小溪奔流如泉涌

从我精细的土黄字体中；

绿皮冬青浆果制成墨水

在羊皮纸上奔流如河川。

我小小的湿润的羽毛笔

在书页间穿梭，有粗有细

丰富着学者们的藏书：

我的手因握笔而麻木。

（十一世纪爱尔兰语诗歌《缮写士科伦基尔》）

一

所有的旷野恐惧症患者都应该拥有一间缮写室。

你也可以说：每个缮写士都是一名恐旷症患者。

若你出生于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受过良好教育，希冀安稳体面的工作且厌恶与人打交道，热爱知识，无意担任神职，那么缮写士（scribe）可能是你的理想职业。虽然作为文化生产中心的修道院大多由本院僧侣担任缮写一职，但假如俗众精于书法，或工于细密画，或擅长手抄本制作过程中的其他装饰工序（打羊皮纸或研磨矿物颜料不算，它们被默认为每个缮写士的自带功能），受许进人缮写室供职的例子屡见不鲜。

进入缮写室（scriptorium），这个打开门的动作同时是对外面的世界阖上门。从此，来自宫廷、法庭、街衢的风声、雨声、市声，乃至来自广场——agora，“旷野恐惧症”（agoraphobia）的词源，引申为一切人群聚集的公共生活的喧嚣与骚动都将在你耳边轻轻划上休止符，让位于羽毛笔在羊皮或牛犊皮上游走的沙沙声、邻座的翻页声、你自己打翻墨水瓶时的叹息声、鸟儿隔着一世界的光轻叩窗棂之声。

你成了一个艾米莉·狄金森。

读者2:

二

你成为一种隐修士（anchorite），缮写室成为你的锚（anchor），茫茫海洋中你不愿离开的船只；或成为一种隐修女（anchoress），自愿进入一个密闭空间并发誓永不离开，从此天上的那位是你唯一侍奉的新郎，对世界而言你已宣布死亡。

这一切都发生在精神层面，而非制度层面上。没有什么可以真的将你禁足，除了你自己渴望独处、静默、专注而简纯劳作的心。

你成了一个生活在土星标志下的人。

可你不被要求从事研究或严格意义上的创作，你甚至不被鼓励独立思考“思考是别字之母”，拉丁谚语说。所谓“严格意义上的创作”，在中世纪是个可疑的观念，因为一切与纸笔打交道之人，首先是一名书籍制作者，确切地说是手抄本制作者——手抄本是中世纪文化道成肉身的全部基础。波纳文图拉在十三世纪转述道：“有四种制作书籍的方法。有时个人写别人的字，不添也不改，他只被称作‘抄写员＇。有时一个人写别人的字，把别人的片断汇聚在一起，他就叫作汇编者。有时一个人兼写别人和自己的字，但以别人的字为主他就不能被称为作家，而只是评论者。又或一个人兼写自己和别人的字，而用别人的字来作为证据，他就应该被称为作者。”

这里的“抄写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缮写士，虽然不被划入“严格意义上的作者”之列，却属于普遍受尊敬的书籍艺术家的梯队，收入也颇体面一一东西皆如是。在波斯和土耳其的抄经传统中，书法家／缮写士的地位和报酬远远高过抄本细密画家，盖因伊斯兰教重圣言而轻形象，也因伊耶二教都是基于各自唯一“至圣书籍”的宗教。在“庄严基督”（MaiestasDomini）像中，杏仁光轮（mandorla）中的基督常被表现为右手祝圣、左手持书的样式。

读者3：

三

在匿名性方面，缮写土和抄本画家可谓一对幽灵手足，我们对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无所知。他们消隐于历史，其退隐却铸就了中古千年最可见最璀璨的遗产：书画一体、图文互注，仿佛出自天使之手、恍若一个完美自治的宇宙、足以象征天堂本身的泥金手抄本。Illuminare，“为抄本上色”的拉丁文动词，本义是“照亮”。

进入缮写室，进入历史的幽暗区间；是退隐最深的人将“幽暗的千年”照亮。

照亮，那是一道创世的口令，一个惊心动魄的动词。

四

见于大量抄本细密画中的、一间典型中世纪缮写室的主要部件：斜面缮经桌，由转轴连接的、安放母本的斜面经台，垂挂在羊皮上防止其卷曲的金属书坠，墨水瓶，羽毛笔，（打磨羊皮的）浮石，椅子，一面可能集采光、寓意、放大（如果我们相信“科伦基尔之眼”之类的原始光学器械在《凯尔经》这类抄本的绘制中扮演了美键角色）为一体的凸面镜，有时还有一组放着已完成抄本的书架（armarium）。缮写士被这些象征知识的器物包围——未完成过去时、愈过去时和将来时的知识一一目光低垂，自足自治，仿佛最高程度的专注可让时光停止，只有墨水瓶中缓慢下降的水位记载着写室内时光的流逝。

在类似于樊尚・德・波梵（Vincent de Beauvais）《巨镜》抄本的细密画中，缮写室的形象本身被所缮的对象（文本和页缘画）包围，对身处其中的孤独书写者构成一种双重的、双倍不可侵犯的、充满慰藉的裹挟。䦅写室成了幽居癖（claustrophilia）的理想喻体、《雅歌》里的封闭花园（hortus conclusus），以子宫般的内空间孕育着无限可能与甜蜜的基督的佳偶本身。

而隐居在这一切中心的缮写士，在肖像传统中最接近的形象是四福音书作者——类似的密闭空间，类似的姿势和眼神，类似的要求观者绝对屏息凝神的视觉向心力。细密画中的缮写士是没有圣光的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

读者4：

五

可是，等等，我们迄今谈到的都是出现在抄本中的缮写士形象。然而常识、考古和建筑史资料都告诉我们：修道院中的缮写室是一个用于集体劳作的宽绰空间，单人缮写室是个例中的个例（比如知传说中以一己之力抄完《魔鬼圣经》的那名被囚者），后者只能被称作私人书斋。制作一部图文并茂的手抄本，从来是一项需要团队合作、耗时费力的长期工程。比起图像传统，艾柯在《政瑰的名字》中用文字描写的缮写室更接近历史事实：

我忍不住一声惊叹。这一层楼并不像楼下那样分隔成两半，因此使人感到分外宽散。天花板是圆弧形的，并不太高，有坚实的柱子支撑，包容着一个光线极美的空间。因为较长的那四面墙上，每一面都有三扇很大的窗子，而每个塔楼外围的五边，各有一扇较小的窗子；最后，中央的八角形井孔上，有八扇高而窄的窗子，让光线由天井照进来…在每扇窗子下都有书桌，古物研究者、图书管理员、标示员和学者们，都各自坐在自已的书桌前。由于一共有四十扇窗户，所以同时可让四十个修士一起工作，虽然有时也许只有三十个。

抄本细密画中鲜有表现多人在缮写室内工作的场景，是受限于羊皮的尺幅，还是因为作为艺术原型的缮写士是且只能是一个孤独的沉思者（il penseroso），一如塔罗中隐士牌？

六

曾经，即使在世俗主题抄本的制作中，作为彼此仰仗的合作者，细密画家仍不如缮写士受重视。这种情况直到十五、十六世纪“中世纪之秋”才逐渐改变：随着城市工商业和中产阶级的兴起，大批世俗贵族和富贾纷纷向民间抄本作坊订制以精美细密画胜出的抄本，抄本画家的名字逐渐被世人知晓——通常仅以作品或作坊的名字，如“《贝德福时辰书》大师及其作坊”——豪华抄本成了比珠宝乃至地产更好用的炫富利器。

在巴黎，林堡兄弟及其团队为贝里公爵所绘《奢华时辰书》是其中最为纸醉金迷的例子，林堡兄弟三人也因此成为极少数在美术史上留下具体名姓的抄本画家。

而随着为酬金工作的民间作坊日渐取代修道院缮写室，随着真金金箔取代黄铁矿，将中世纪晚期的抄本装饰得日益富丽堂皇，随着古登堡的新发明缓慢但不可逆地取消着缮写土们繁复工作的必要性——缮写室的黄金年代结束了，作为恐旷症／幽居癖患者庇护所的理想劳作空间撤离了历史的舞台，遁入象征的幽冥之域。“黑暗的”中世纪降下帷幕，文艺复兴凤冠霞帔地登场，一切都那么鲜艳、那么灿若白昼，“夜”似乎随之消失一一人们仿佛再也不需要“照亮”。

七

不舍昼夜，捕捉智慧

是我把黑暗，化作光。

（九世纪爱尔兰语“修道院抒情诗”《学者和他的猫》）

对于Pangur Ban，这只爱尔兰语文学中第一只有名有姓的猫，对于它的主人，以及所有艾柯笔下“生在有电视机的年代，灵魂却属于中世纪”的人而言，天堂就是手抄本缮写室的模样。

旋转木马的星空之旅

读者5：

谁人不爱旋转木马？谁不爱它们闪亮的鬃毛，漆黑的眼珠，高举在空中的金色前蹄。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华盖底下旋转木马的世界，是一整片无法被耗尽的流动的梦，隔离开黑暗、危险的事物，象征着宇宙中温柔、静谧、可把握的一切。我仍记得自己用双手紧紧握住那根刺穿小马腹背的金属杆，在那周而复始、忽上忽下、危险而甜蜜的飞驰里，向围栏外等候的母亲故作勇敢地咧嘴笑。故作勇敢不是因为害怕，而是确实知道这飞行无需任何勇敢。只要有那根贯穿顶棚与起伏的地板的金属杆——有时也会腾出一只手去抚摸小马玫瑰或天蓝色的背鬃，或是它光滑冰凉的耳朵。它是多么坚强啊，它的心已经被刺穿，却不吭一声，一圈又一圈地在世上驰骋。我记得自己有时会把脸贴在马鬃上，觉得和小马成为了一体，“如果你喊疼，我会听见”，很快脸频就会冰凉，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坚持认为马儿的身体是陶瓷做成。

随着糖果质地的乐声奏响，世界登时变更了模样。外侧是逐渐汇成一帧帧西洋景的围栏，把手或下巴搭在围栏上的人群，人群外的葱茏的树木，倏忽而过却不至于快到无法辨认；内侧是镶嵌镜子的金碧辉煌的屏风，一座白日梦的镜宫，映出孩子们关于驰骋的颇不好意思的自恋。很快我会为自己确认个喜爱的地标，这样每次经过它时就能获得一次轻微的心悸，如一只蝴蝶从耳中飞出。而当乐声渐慢，那遗憾也不可比拟，一座秘密花园正在关闭，连带着世上所有隐匿的光。我被拽着手离开，几乎想哭，回头看那顶彩灯闪烁的大帐篷，新一批的孩子正抓住金属杆，嘻嘻哈哈地攀爬或被抱上光滑的马鞍。我的时刻过去了，他们的时刻正在到来，这事是如此不可逆转，以至于童年记忆中，离开游乐场的时刻永远是黑夜降临前的黄昏。

可是，这种造梦器械拥有今天的样子不过是两个世纪以前的事。最初的旋转木马来自中东以及拜占庭的一种骑兵训练游戏，土兵们策马围绕训练场飞驰，同时在马背上向左右的同伴抛掷小球，需要高超的马术技巧。十字军东征时期，这种游戏传人欧洲，西班牙人管它叫carosella，意大利人管它叫carosella（当时尤指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中盛行的“小战斗”），后来演变为法语的carrousel，德语的Karussel和英语的carousel。今天，这个词除了表示旋转木马，还可指机场长途行李提取处的传送带。十七世纪时，卢浮官庭院前的旋转木马广场上竖起了一座原始的木马装置供孩童玩要，但广场曲名字其实来自路易十四举办的花式骑术演出，“ carrousel在当时指的正是这种逐渐取代危险的马上投枪比赛（Jousting）成为盛会看点的军事训练——骑兵们不再向彼此抛掷小球，而要将长矛刺人悬在赛场上空的圆环并将圆环扯下。到了十八世纪，由人力或真马策动的旋转木马在露天欢乐集市上大受普通市民青睐。这种早先的旋马没有底盘，马儿或其他动物靠铁链固定，借助离心力向外作圆周运动。底盘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出现，不久，托马斯·布拉德肖发明了第一座由蒸汽策动的旋转木马，于1861年英国诺福克郡的艾山集市上一炮打响，从此，现代意义上的旋转木马逐渐在欧洲和美国各地进人黄金时代；机械成为那个时代最迷人的魔法师，为孩子和大人们制造了诸多吱嘎作响的蜃景，以及泛黄相片里的欢声笑语。

伦敦剧院浮世绘

读者6：

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是个这样的地方：人们拼命吃糖，以至于牙齿都吃黑了，一些没吃黑的人则诉诸人工手段把牙搞黑，在邻人面前明开嘴角，证明自己没少吃糖；啤酒备受青睐，就连僧侣平均每天也要喝上一加仑，尽管本土麦酒似乎不受外国人欢迎，被说成是“色如马尿，呈星云态”；烟草老少咸宜，抽烟被认为具有治疗偏头痛和口臭的效果，还能预防鼠疫，是利国利民的休闲方式——有那么一阵，伊顿公学的学生要是被发现忘了抽烟，就得挨一顿藤条。

街头斗殴见不鲜，连吟游诗人上街都全副武装。一个叫加布里埃尔・斯宾塞的演员在决斗中杀死了一个叫詹姆斯・弗里克的人，两年后却死在本・琼森手里。克里斯托弗・马洛至少参与了两场致命对决：第一场里，他为一个同僚两肋插刀，结果了一个客老板；第二场发生在戴普弗德，他在酒精和混战中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剧院里也不太平。1587年，一个旅行者写信给住在乡下的老爹，激动地汇报了“将军供奉剧团”的一次演出事故：一个演员举起毛瑟枪向另一个演员开火，手一偏，“当场打死了ー个小孩和一名孕妇，又把另一个男人的头打得生疼”。虽说十六世纪的毛瑟枪不过是些会吐火的棒子，但“将军供奉剧团”竟在剧院里动真格，依然令人匪夷所思。想必女王并不欣赏这类行为艺术，一个月后，该剧团没能收到进宫参加圣诞狂欢汇演的邀请。

其实，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专供娱乐用的剧院还是个新东西，过去的演出往往是在客栈庭院或贵族的厅堂里进行的。伦敦的第一家剧院似乎是建于1567年的“红狮”。“红狮”位于白教堂区，创始人是企业家约输・布雷恩。之后的几十年中，剧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伦敦郊区的“自由地”。所谓自由地也就是“位于城墙之外”，市内的法律法规在此不适用，可想而知也是个鱼龙混杂、群魔乱舞之地。剧院不仅毗邻青楼、军火库、监狱、乱坟、疯人院（包括臭名昭著的贝德朗疯人院），附近还有肥皂制造商、胶水工和染匠的大本营。干这几行少不了要与动物油脂、碎骨和粪便深入接触，这股压倒一切艺术气息的混合香味，势必给初来乍到的莎土比亚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这也是个清教势力如日中天的时代。清教徒对剧院可没什么好感：由俊美青年扮演的女子、荤段子双关语、华服美饰、心潮澎湃的人群……这些都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以至于他们一口咬定剧院是传染病、同性恋性行为和异教崇拜的温床，甚至连1580年伦敦发生地震，清教徒们都嚷嚷着要拿剧院问罪。若不是女王本人大力庇护，我们的威廉和其他剧作家或许就无用武之地了。众所周知，伊丽莎白一世热爱戏剧一一当然，宫廷每年都能从给剧院颁发营业执照等活动中得到大笔进项。

读者7：

能演，不代表什么都能演。皇家娱乐总管手握剧本分级大权，如有僭越，作者很可能沦为阶下因。伊丽莎白一世无，其王位由原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继承，称詹姆士一世，自此开辟斯图亚特一朝。就在这时，莎翁的劲敌，那位不安分的本・琼森在《向东去！》一剧中拿英宫中与日俱增的“苏格兰老毛子”开了个玩笑，结果被捕，还险些被削去耳鼻。此外，1572年的《流浪法案》里还规定，对于无执照、四海为家的艺人，一律大鞭伺候。不少剧团纷纷寻求显贵的庇护，“将军供奉剧团”、“宫务大臣剧团”因此得名。莎士比亚及其在环球剧院的同僚们曾被詹姆士一世本人授予金印，赐名“国王供奉剧团”，还得到至高无上的特许，可用御赐的四码半红绸装扮自己。从詹姆士登基到莎翁去世中的十三年中，“国王供奉剧团”共进宫表演过一百八十七次，比其他所有剧团加起来还要多，不可谓不风光。

看戏的收费一般是这样：站票一便士，坐票两便士，加个垫子三便士，普通民众当时的工资每天大约在一先令（十二便士），所以隔三岔五看场戏也算不得奢侈。人们把入场费投进一个盒子里，开场后，盒子会被保存在一间安全的房间里，英语中“票房”（box office）一词由此而来。愿意多花几个子儿的，剧院提供苹果、梨、花生和姜汁面包；要是演出不精彩、这些掷地有声的食物往往会在舞台上开花。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剧院还提供三便士一斗的烟草，观众可以边看戏边吞云吐雾，让人想起今天的露天摇滚演出。都铎时代的剧院一律不设幕布（甚至连著名的“幕布剧院”也不例外），莫不是为防回禄之灾？据说，周到的剧院还供应麦酒——估计不会太有市场，因为剧院内不设厕所。

演员也不好当。部分剧团的储备剧目多达三十种，因此领衔主演可能要在一个演出季内记住一万五千行台词，差不多等于背出布菜森这本厚度适中的书。演员入团前要签署契约，缺席排练、磨磨蹭蹭、宿醉未醒、穿错戏服等一系列罪名一旦成立，当事人就要被扣除两天工资；假如演员在剧院以外的地方穿戏服出行，将被罚款四十英镑（这个数目在当时着实吓人，违例的人想必不会太多）。剧本属于剧团而非作者，剧作家不太可能指望版税发财。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许多剧作家往往身兼剧院经理人、导演及演员数职，尽管莎翁在自己的剧本中往往饰演些跑龙套角色，比如《哈姆雷特》中老国王的鬼魂。

不学无术的莎土比亚？

读者8：

历来有人对莎翁的学问功底诟病不已。几百年来，一口咬定莎剧并非出自莎士比亚之手的“反斯特拉福派”各分支前后提出的“莎剧真实作者”竟有五十人之多。大部分被提名的候选人都拥有比莎士比亚优越的教育背景：本・琼森、“大学才子”马洛、牛津伯爵，甚至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本人…琼森在世时似乎确实总看莎翁不顺眼，当约输·海明斯和亨利·康德尔在“第一对开本”的序言中赞扬莎翁“心手合一，表达思想时极为顺畅，我们收到的手稿中简直没有一块涂抹的痕迹”时，琼森颇不屑地说：“但愿他涂掉了一千块！”讥刺莎士比亚“少谙拉丁，更鲜希腊”的也是琼森。

布莱森出面替莎翁翻案了（虽然他并非这么做的第一人）。据他考据，莎士比亚对拉丁文颇有造诣。当时的文法学校极度重视拉丁文教育，摧枯拉朽的魔鬼训练是家常便饭，有一类课本甚至向学生教授一百五十种“谢谢你的来信”的拉丁文说法。莎士比亚就读的爱德华六世小学是教堂街上一所“知名重点学校”，据说校长的年薪是二十镑——比伊顿公学校长还拿得多一一学生早上六点到校，下午五点放学，中间仅有两休息，一周放假一天。经过五六年这样的集训，按照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序言的说法，文法学校毕业生的拉丁文修辞和学功底要比“当今大部分古典文学专业学士学位持有者”更深更全。说莎土比亚缺乏古典素养差不多等于说他小时候是个后进生（当然，关于这一点，我们也的确举不出反面证据——就如琼森举不出正面证据）。

但除此之外，文法学校教授的科目就屈指可数了，而莎剧又的确是包罗万象的。布菜森告诉我们，莎剧中共出现过一百八十种植物和两百个法律术语。此外，莎士比亚在医学军事和金融方面的知识也远胜常人。甚至有人根据《哈姆雷特》中的两句话“你可以怀疑恒星真是火焰，你可以怀疑太阳真会移转”，推演出“莎翁是天文学巨擘”的结论，说他是第一个质疑日心说的人一一莎翁如闻悉有人这样解读他的剧本，恐怕会哭笑不得。不管怎么说，莎士比亚的知识面恐怕还没有丰富到令人生疑的地步，以莎剧“太博学”来断定作者另有其人，实在有些背景歧视。莎翁远非什么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布菜森本人就乐不可支地列出了莎剧中犯下的不少“年代误植”：古埃及人玩起了桌球；凯撒时代的罗马出现了钟；《科利奥兰纳斯》里，拉歇斯赞扬科利奥兰纳斯“是一个恰如加图理想的军人”，但加图要到三百年后才会呱呱坠地。

“反斯特拉福派”真是一群奇怪的人。难道除了植物学家，就没人能在文学作品中泼墨描写树木花卉？难道非要像琼森那样，动辄惊扰普鲁塔克、塔西坨和普林尼，才能写出了不起的剧本？莎士比亚是个做梦的人，命运给了他一种幸运，或说不幸，使他有能力将阖上眼睑时看到的幽冥场景变得如生，使夹在剪贴本里蒙尘的糖纸小人一跃而起，伸出光亮的手臂，唱出比眼泪更轻盈、比沼泽更沉重的歌。“反斯特拉福派”却丝毫不看重这一切，转而追求一本无足轻重的传记，或是一本粗俗的现实主义小说。所谓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正如约翰・德菜顿于1668年所言，“那些指控他缺少学识的人反而给了他更高的赞誉：他的学识是天生的”。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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