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老城“更新与保护”启动以来，引发全民关注。目前的情形，各参与方都在“比快”，政府决策执行快，群众响应拆迁快。

短短数月，新市街、南大街的基础设施改造接近尾声；南大街的立面改造效果图被“官宣”发布；有网友在贴吧发言，今天早上又看见刘锋市长在老城了……

实际上，不是各方“比快”，而是对于晋城老城来说，这一天，等的太久！

上一次记载的，政府主动修复“老城”的时间，是在公元1718年，距今整整300年。

1718年，是清康熙五十七年，其时晋城（古称泽州）的长官佟国珑，带领当时有觉悟的的“民营企业家”，用了一年时间，将老城的防御工事彻底翻新。

2018年，晋城这一次老城改造，所不同的，是完全“以人民为中心”。

涉及老城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衣、食、住、行”，全方位提升进“新时代”。不仅只是改造水暖电等基础设施，还有老城各种新业态，步行街、东西两河、传统庙会、滨河公园、特色风情街，这些都将作为本次“更新与保护”的重点内容来打造。

而我更关心的，除了以上那些看得见的“形而下”的物质空间的再次“闪转腾挪”，还有那些看不见的“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涅槃重生”。

简单的说，如何来讲好过去的“老城故事”，创造性的转化为今天的晋城文化战略，从而延续城市千年文脉的晋城传奇？

（一）李唐王朝培植“特区晋城”

历史上晋城这座城市的设立，跟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这对父子有直接关系。

从地缘上，“河东自唐为帝里，依泽、潞为重”，晋城这块地，一直被李唐中央政府视为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冲。为应对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公元627年，李世民批准了两个城市的建设，一是边塞之地兰州，一是京畿外围晋城。

这两座城市，正是唐帝国为防范北方的突厥，所划定的两道防线上节点之地。事实上，早在李渊登基第二年，即以选定“晋城”作为长安“关防”，如若不是当时晋城也在各路军事力量争夺之中，何苦“泽州”从高都到阳城、沁水端氏之间进行“战略迂回”？

• 泽州五次选址见《泽州彷徨》一文

李渊直接点名要设“晋城”，李世民则把晋城的城池，落位到了今天的老城空间。这，是李氏父子接力八年完成的晋城城市初始化进程。由此可知，晋城的这座城市的诞生，从一开始，他就是中央政权的高层决策，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

《旧唐书》里记载的晋城，“户一万六百六十，口四万六千七百三十二”，是一个很微型“迷你”的小城市，准确的说，就是一座关防重镇。

李家父子仿佛有预感似的，128年后安史之乱，晋城作为重要的京畿关防，洛阳屏障，在山上顶住了史朝义的叛军围攻，才使山下的郭子仪从容收复失地，“手提两京还天子”。

既是两任皇帝钦定的“特区”城市，晋城一出场就迎来“高潮”，就像《死了都要爱》那首歌，音乐一起上来就是整个歌曲的高潮部分，根本没有任何铺垫。晋城在李唐王朝加持下，就这样高调登场，这也是导致唐以后，晋城在宋、元、明、清、民国的时间轴上越来越趋于平淡的原因，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大唐帝国历经289年，其中一半的时间，一直给予晋城“高配”的待遇。何谓之“高配”，就是先给“贵”的，再说对的。何江涛先生对此有整理，晋城筑城后的第二年，中央政府就把第一个“贵”人派来晋城当刺史，他就是长孙皇后的族叔长孙顺德。

长孙顺德是唐朝的开国元勋，是在大唐开国大典能陪李渊登上朱雀门城楼上挥手的人。长孙顺德之后，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密王李元晓任泽州刺史，之后是韩王李元嘉，再之后是唐高宗李治的儿子李上金被封为“泽王”，唐睿宗李旦的长子宁王李成器，也被要求来晋城“锻炼锻炼”。

一大批国亲国戚，纡尊屈贵，扎堆来“晋城治理”，换算到现在，等于北京一大批部长来晋城当市长，这这这，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这也才体现大唐对晋城是“真爱”。

当然这些还不够，李渊李世民没能在晋城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这个愿望，由李隆基来实现。李隆基对晋城表示很熟，早在做皇帝之前，他就是“潞州别驾”，成为唐玄宗后，自然要衣锦好还乡。

清有康熙下江南，唐有玄宗上太行，都是大阵仗的事。晋城老城的千年街巷——“观巷”的由来，其实跟唐玄宗有很大的关系，观巷得名因唐玄宗开元年间建设有“天庆观”（宋改为元妙观）有关。唐玄宗大阵仗上太行，有没有在晋城歇歇脚，现存史书虽未明确记载，但合理推断还是有这种可能的。

皇上出行，身旁陪伴了一帮重臣名宦，其中就有那个写下“海上升明月，天涯若比邻”的张九龄，不知道他陪唐明皇吭哧吭哧的爬上羊肠坂，站在天井关的城头眺望晋城的时候，会是怎样一种心情。

除了李白、白居易、韩愈、李贺，不可考证的是否到过晋城，但他们的诗中的都明确透露出和晋城丝丝缕缕的联系：李白发过北上太行的140字微博，白居易的亲家皇甫曙在晋城当刺史，韩愈给晋城的好基友写过信，李贺去高平实地考察过古战场。

要说明确记载到过晋城的，就是唐代的大诗人陈子昂了。公元696年，35岁的陈子昂北上参加完契丹战役后，在返回洛阳途中经停晋城，在当地朋友的簇拥下，到城北的逍遥楼上，参加了晋城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饭局——“泽州城北楼宴”。

当然这次吃饭没有烛光斧影，有的只是诗人的一腔忧愤之情，在吟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登幽州台后》，诗人在晋城再次诗兴大发，写下60字的《登泽州城北楼宴》一诗，相比短小精干的《登幽州台》，这次间隔不久的创作，更像是陈子昂一次完整的释放。

• 平生倦游者，观化久无穷。复来登此国，临望与君同。坐见秦兵垒，遥闻赵将雄。武安君何在，长平事已空。且歌玄云曲，御酒舞薰风。勿使青衿子，嗟尔白头翁。——唐.陈子昂《登泽州城北楼宴》

据考证，晋城的“泽州城北楼”，大概位于今天的书院街北，古矿中学所在地。

大唐帝国最后一次给晋城“高配”的刺史是裴约，准确的说，此时大唐帝国已经结束13年了，裴约属于五代时后唐泽州的守将。

当时裴约的上司昭义军节度使李嗣昭已经战死了，李嗣昭的二儿子李继韬就将昭义军管辖的长治晋城献给后梁，这仗还打不打？裴约召集了晋城的百姓，一边哭一边说，我跟随李嗣昭将军二十多年，见其深明大义，爱护兵士，他死了还未埋葬，他的儿子就归降了后梁，我就是战死在晋城，也不能跟着他去这么做。晋城的百姓听了深受感动，要跟着裴将军一起守晋城。

后唐皇帝庄宗听说后，感叹并没亏待李继韬，也没特殊厚待裴约，而裴约却能如此“分逆顺邪”，就差人过去救裴约，原话是丢了晋城不可怕，而丢了裴约这样的人，才是最大的损失，“一州易得，约难得也”。

但是还是晚了一步，后唐的援军赶到的时候，晋城已经被后梁的军队攻破，裴约死于晋城保卫战之中，这一年是公元922年6月。

此后历代王朝，对裴约之忠义精神都有褒奖，宋朝时中央政府封裴约忠烈候，在晋城专门建有“旌忠庙”，以示旌表裴约这种舍身取义，保卫晋城的忠义价值观。

历史上的“旌忠庙”大致位于晋城下东关一带，景忠桥以东，今天已不复存在，倒是留在晋城一中的两块石碑还保存完好。

这是大唐帝国结束之后的晚唐，拼尽全力为晋城打进的最后一支“肾上腺素”。晋城人不应忘了裴约将军，他的忠义精神影响了千百年来晋城人的价值取向。“旌忠庙”，景忠桥，也为晋城老城留下一笔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

（二）宋金时代锻造“特质晋城”

唐朝因着地缘战略布局，将晋城这座城市，从无到有，提上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而宋金时期，同样因着战争，深刻影响了晋城的城市定位。

然，物极必反，两位大文人，通过“崇文”的城市治理和名人效应，纠偏了晋城的“尚武”之风，再一次塑造了晋城的城市特质。

晋城的城隍大神裴约死后，后晋、后汉、后周的地方政权轮流在此坐庄。

这一时期，宋太祖赵匡胤因为晋城，从此走上人生巅峰。确切的说，赵匡胤在晋城成功实现了“双赢”战略，双赢在赵匡胤这里，不是你好我也好，大家一起赢，而是我赢你两次。

第一次是在公元954年，28岁的赵匡胤随后周皇帝柴荣来到晋城，参加后周对北汉的巴公原之战。皇帝亲征，前方将士自然欢欣鼓舞，柴荣的“总统车队”被热情的将士们包围了，就在今天晋城文体宫的地方开始步行，又在今天凤台小区处上车，给晋城留下了“下辇”和“上辇”两个地名。

辇，古代用人拉的车，后来多指皇帝、皇后坐的车。所以泽州路上的“金辇大酒店”，一进门看到的那面墙雕作品，就是反映的这一历史事件。

但那时的赵匡胤只是挤在人群中的一名吃瓜群众而已，5年前他刚刚结束流浪生涯，参军到后周军队，成为一名低级小军官。

就在晋城的这次战斗中，赵匡胤挖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太祖本纪》载：“太祖麾同列驰马冲其锋，汉兵大溃。乘胜攻河东城，焚其门。左臂中流矢。”

赵匡胤为皇帝很玩命，冲杀在前面，后汉军大败，自己的左肩膀都中了一箭。这一切后周皇帝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从此赵匡胤的“升职记”开始了：

同年三月，赵匡胤越级提拔为殿前散员都虞候；同年十月，升任殿前都虞候，离皇帝又近了一步；又过了一年多，晋升为定国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实权大增；又过了两年，赵匡胤升职为殿前都检点。

赵匡胤从晋城回去后，一路开挂，用7年时间成为执掌禁军的特级将领，紧接着陈桥兵变，成为宋朝的开国皇帝。从一个大头兵到最高统帅，这是赵匡胤在晋城赢的第一次。

第二次发生在公元960年，刚坐上皇帝位置没几天，晋城刺史李筠不服，联合北汉造反宋朝。晋城是赵匡胤的“龙兴之地”，宋太祖认为兹事体大，于是御驾亲征，重装上阵，开道碗子城，北上来KO李筠。

若失败了，北汉联军将顺势南下，襁褓中的宋朝将岌岌可危。

但历史又让赵匡胤赢了一把，南北局势战略节点上的晋城，被宋军攻破，李筠跳火自焚。同样在上辇和下辇，宋太祖在此设下上寨和下寨，成为攻打晋城城池的大本营，所以今天的泽州东路这一片，成为晋城城市的中轴线，风水俱佳，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晋城作为中国南北态势的重要节点，一直以来成为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或割据政权争夺的军事关防，历史上发生在晋城的重大战斗曾达32次，其中超过53%发生在唐宋两朝。作为京畿重镇，晋城成为各路军事力量抢夺的重点城池。

一代理学大儒程颢（明道先生）任晋城县令时，晋城历史上的32场战争已经打了23场，晋城因军事而存在，晋城人因战争而受影响，长期以来，“尚武”之风最盛。

1065年，程颢来到晋城时，面对的晋城风俗是“质直尚义，武而少文”，没有文化怎有文明？一场改造晋城社会的“文化运动”开始了。

程颢改良晋城风气的方法，就是“一个中心两手硬”：以普及全民义务教育为中心，一手抓乡校建设，乡必有校，一口气修了七十二所；一手抓教育质量，选择优秀的好苗子，亲自教导。短短几年，培养了几百名儒生，临汾、太原的都慕名而来。

本地的晋城人，更被熏陶的“雅而不糜，重而不佻，矜廉守介”，如果那时评选全名文明城市，晋城可能当年申报，当年就被评选上了，何来今日十五年陪跑？

这么好的父母官，感恩的晋城人当然铭记，除了当今古矿附近的“程颢书院”，今日的晋城老城内还曾有专门纪念程颢的“明道祠”，大体位于今天文庙巷城区财政局办公楼位置。

“明道祠”是自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成为宋、金、元、明、清、民国，以及今天晋城人的信仰核心，历代均有修缮。

受程颢影响最大的一个晋城人，是程颢离任109年后诞生的李俊民。

李俊民，号鹤鸣老人，25岁就中了金代的全国状元，从小聪敏好学，特别对于程颢的理学研究很深，用元代郝经的话说“鹤鸣先生俊民得先生之传”。

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中了状元的李俊民，却亲手砸了这个“铁饭碗”，返回晋城，接过了程颢先生遗留的教鞭，办起了乡学。状元亲自当老师，一时间吸粉无数，晋城周边四地的学子们，蜂拥泽州，只为一睹偶像风采。

就连元世祖忽必烈，也星标关注了“鹤鸣堂”。忽必烈与李俊民的交往，可以概括为“三召两诏”：

1253年，77岁的鹤鸣老人李俊民，被皇家车队三次接走，接受忽必烈的“战略咨询”，但给官不要，强留不从，忽必烈只好嘱咐晋城的地方官，“一切所需，以时丰赡”，鹤鸣先生，国家“包养”了；“两诏”是忽必烈求贤不成，就在次年连着@了两次李俊民，要让鹤鸣老人为他推荐人才。

忽必烈真是李俊民的“铁粉”，对着大臣感叹，“朕求贤三十年，唯得窦汉卿和李俊民二人”，只是下面一脸黑线的臣僚们听到这话时，脸该往哪搁呢？忽必烈求教李俊民，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而是治国方略。

李俊民除了通晓理学，还精通《易经》，这是忽必烈“三召两诏”的直接原因。也可能正是因为精通易学，使得李俊民早早看透了世道的治乱衰荣，历代的兴亡绝续皆有定数，何必再去掺和呢？

金代灭亡后，鹤鸣老人的另一个铁粉，元代的晋城长官段直，将隐居的李俊民迎回晋城，在今天老城东来巷以北修筑了“鹤鸣堂”，供李俊民在此一边教学，一边康养，安度晚年。

• 平客公众号根据清光绪《城坊图》绘制，线型有优化。点击可放大。

清光绪八年《凤台县志》中《城坊图》中，曾标明有“鹤老府”的位置，鹤老者，鹤鸣老人是也。彼时，李俊民已经去世了622年。今日之晋城老城，可否给李俊民一院落空间，迎回鹤鸣老人之魂魄乎？

清康熙年间，一代名相陈廷敬在为《泽州志》写就的序中，高度评价程颢“诚百世之师”。在为供奉程颢塑像的《体仁书院记》中，感慨程颢离开晋城629年了，晋城其社会“德化之盛，犹有存焉”。

可以说，程颢和李俊民，接力200年，重新陶铸了晋城的千年世风，温润了唐宋以来，晋城弥漫四散的杀伐之气，以崇文尚礼的城市新形象走进明清大历史，成为千年晋城抹不掉挥不去割不断冲不淡的城市特质。

（三）明清社会塑造“特色晋城”

公元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从此之后，“河东”这个地名成为往事，“山西”开始登上舞台。河之东的晋城，也被定义在山之西。

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地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的形态和性情。晋城，迎来640年来最大之变局。

自公元627年筑城始，晋城一直是环首都防御战线上的战略重镇，无论距唐时西安洛阳，宋时距东京开封，都在京城协同警备区的势力范围。

京城北移，等于“天子守国门”。中央权力位移，晋城城市被动实现了转型：空间上原来是前线，现在变成了后方；功能上原来是关防，现在变成了物资供给。发展形态上，晋城从通畅的军事重镇进入闭塞的市井社会。

• 从碗子城到天井关，再到晋城老城，古泽州是城防一体化格局。

在外部条件发生改变下，明清晋城，逐步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城市格局：一是在防御上，转化了“1+1”布局；二是在产业上，形成了“1+N”矩阵。

“1+1”即“晋城老城”加“太行关”（即天井关，亦称雄定关），上文我们说到，李唐王朝最早因为帝国的防御战略，而选址晋城，作为长安外围防线上的关防重镇。与之相匹配，是同时选定太行关作为晋城的“僚机”，至于碗子城，他只是太行关的“伴侣”。

从山下到山上，由南向北，第一站就是碗子城，碗子城虽为弹丸之地，却是太行关的屏障和晋城的首个门户。第二站太行关，碗子城失，则太行关不保，太行关不保，则晋城老城危矣。这是他们三者之间城防一体的逻辑关系。

太行关海拨高度940米，基本位于晋城老城正南方向15公里处，晋城老城海拨高度710米，在清朗的天气下，站在太行关头，手搭凉棚，可遥望晋城城头。而太行关直线以南15公里的碗子城，海拨高度750米，向下俯望，山峦阻隔，不可见。

转入明清，国门北移，晋城城防一体的“1+1”，弱化了军事联系，而强化了经济税收的一体化连接。据《泽州府志》“公署”记载，“府同知署在拦车镇，雍正六年设”。雍正六年是晋城由州升府的年份，拦车镇即今天的拦车村，位于太行关和碗子城的中间。

晋城升级了，仅次于知府大人的晋城“二把手”同知，却被派往晋城之南的天井关外办公，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税收。晋城作为城市，要想提供公共服务，不能没有公共税收。城内有东西南三门，负责城郊范围，城外的天井关管控过境客商，就这样，过去军事城防的“1+1”体系，转化为税收联防“1+1”。

“1+N”说的是明清晋城，形成了“晋城老城”加“九头十八匠”的城镇化产业体系布局。

晋城从金元之后转型成为军需供给之地，说到底，还是因为先天的煤铁资源。尤其在封建社会，在没有石油、天然气、核能、太阳能的年代，煤铁是当仁不让的资源之王。

据《泽州府志》记载，晋城“其输市中州（河南）者，惟铁与煤，日不绝于途”，跟现在老207国道上排队下河南的煤车没有两样。

有了煤铁资源做基础，晋城的“军需基地”才能成立，由此形成的产业链，对晋城的社会构成影响深远，自金元以后，晋城城郊逐渐形成“九头十八匠”的村镇格局。

何谓“九头十八匠”，流产至今的对联是：

冯吕苗郜夏马牛

孔申司孟谢武侯

横批：金江郝段。晋城人一看便知，这是围绕在晋城老城周边带“匠”字的村庄。其实老城周边的地名远非9个“头”和18个“匠”，留存到现在可查的，是54个带“头”的村庄，和23个带“匠”的村庄。9和18不过一个虚指而已。

“头”是来自元朝的“头项”制度，简单的说，元朝的统治者会把战斗中俘虏分封给部下，形成他们的私产，“头项”越多，代表得到的“人头”数量越多；而“匠”是元朝匠户制度的产物，是为军队或京城效力的匠人聚落。

“九头十八匠”，是金元以来，晋城作为后方军需基地的地名佐证，也是晋城社会进入市井形态，建立新型城镇化体系的标志。顺便说一句，“工匠精神”也在此萌芽。

我们可以想象，明清的晋城老城，是全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支持这个区域中心城市的，是周边“九头十八匠”村镇分工有序的产业矩阵，中心城区与城郊共同形成明清晋城“1+N”的特色格局。

晋城这两种极具特色的城镇格局，在明清历代诗文中都有体现。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明代的于谦，1430年起，32岁的于谦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巡抚山西、河南，夏天住太原，冬天住开封，平时山上山下沿路巡视，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九年。

晋城，是于谦绕不过去的一站，也是于大人极喜欢的一座城市，翻遍《于谦集》，细数下来，他留给晋城的诗篇最多。在这些诗篇中，诗人描绘最多的地方，就是晋城的“1+1”。

写晋城老城，他专门写下《到泽州》。

• 跃马天将暮，离山路转平。川萦太行驿，树绕泽州城。落日翻旗影，长风送鼓声。孤云在天际，回首若为情。——明.于谦《到泽州》

“太行驿”出现在历版的《泽州志》和《凤台县志》中，明版在城内东北，清版在城内西南，而诗中提到的“太行驿”位于今天人民广场的南侧，所以才有河流绕过的描述。城外是供传递公文的驿站，城内所标注的太行驿则是驿馆，是供来往官员歇脚住宿的地方。

“树绕泽州城”，则提示了晋城老城良好的生态，是明代的国家园林城市、森林城市。其实描写晋城的还有一句“云连怀庆郡，雾锁泽州城”，怀庆郡是山下的焦作，这句的角度显然是作者站在太行关头的所见了。

除了“泽州”，于谦的诗中还多次出现“太行关”“回车”“碗子城”“星轺驿”的关键词，这些都是反映晋城“1+1”特色城防体系的写照。尤其小小的碗子城，出现频率最多。高兴是他写“秋雨黄河水，春风碗子城”，失落时他吟“回车庙古丹青老，碗子城荒草木稀”。

要说平某人最喜欢的，还是他在拦车村写下的那句“十六年成一梦，后人谁为继新题”。

于谦何以灰心如此？读过他的传记就知道，这一年他正为太监王振所迫害。不过三年后，王振忽悠明英宗御驾亲征，遭受土木堡之变，才有于谦力挽狂澜，打赢北京保卫战，为大明王朝续命200年。

给于谦高度评价的，还有陈廷敬。

康熙45年，68岁的陈廷敬为《泽州志》作序的时候，感叹自有晋城以来，山川阅人，如邮庐传递书信，铁打的硬盘流水的兵，这一千年来能够让人记住的，仅蔺相如、程颢、郝经、于谦四人而已。（蔺相如和郝经，因未在晋城老城活动过，而留下痕迹，在此不提）

明清晋城“1+1”、“1+N”的城市管理和城镇布局，有效的带动了晋城区域的发展。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生产力得到提高，经济实力大增的晋城，开始以砖筑城墙，第一次将城周廓定为九里三十步，以后的五百年均在此基础上完善。

明初晋城老城（含城郊行政区）人口为14.27万人，清朝中叶乾隆年间晋城老城人口为25万多人，清末的最后一年，人口为25.83万人。经济大发展，带动人口持续攀升。

晋城在明清形成的特色城镇体系，还孕育了“泽商”的诞生和发展。明朝末年沈思孝的写就的《晋录》里，感叹“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这就是当时晋城留给中国社会的印象，当然跟今天的“煤老板”形象是截然不同的，“泽商”做的是物流，贸易，并多施行善举。1718年，晋城要启动“老城更新与保护”，十分之九的钱是晋城商人自发筹措的。

但即是如此，士农工商，商人在封建社会还是没有地位，这也是为啥在今天的老城，鲜有能发现“泽商”院落的原因，他们受益于晋城的特色城镇体系，也只能把豪华的院落群修在了城郊的村镇当中。

（四）民国动乱吞噬晋城繁华

1718年以后，晋城老城再没有大规模的修复。

有的只是局部的缝缝补补：1728年，重修了明伦堂、西斋房和东栏墙63丈；1733年，新修凤台县署和典史各署；1751年，修复泽州府城墙；1758年，修补城墙……

以后的以后，再也没找到“晋城老城改造”的历史记录，哪怕是局部。

因为，民国乱世来了。

民国年间，对晋城老城破坏的两个极品渣男，头号是祸害晋城5年的侵华日军，二号是祸害晋城3年的军阀孙殿英。

孙殿英的是个著名的“地下工作者”，1930年来晋城之前，因为缺乏军费粮饷，决定再革一次清王朝的命，于是先把慈禧的东陵炸开，又把乾隆皇帝的裕陵炸开。

这样的人到了晋城，晋城有好吗？历经千年的晋城老城，城边至今找不到一座唐墓，不知道是不是被孙殿英挖完了呢？反正唐代遗留的碧落寺被他洗劫一空。孙在晋城三年，把晋城翻了个底朝天是真的，传闻现文庙巷的原城区财政局办公楼所在地即是孙殿英的军部。

孙渣男之后，是侵华日军。侵华日军先后四次占领晋城老城，最久的一次，长达五年零三天。

日本鬼子对晋城老城的破坏，一是狂轰滥炸，二是拆墙烧房。

• 日军侵华轰炸晋城老城图片。来源《景安斋》，下同。

每次侵占晋城前，日军都要派出飞机炸公路炸县城，飞个三五架就算了，最多的一次来了24架。南关的20余间房倒塌了，死了晋城百姓十几个；人和巷的文昌阁被炸了，躲在下面的12个人全死了；被改做获泽中学的府衙前院被炸了，10余间房瞬间成为一堆瓦砾。

进攻前是炸，进城来就是烧和拆。晋城老城有名的乌政馆、招贤馆、崇素馆都被烧毁了；为修城墙，筑炮楼，县衙，府衙，北城根的太和宫、玉皇庙、张公祠、高台寺、体仁书院，以及关帝庙、火神庙、观巷的文庙、文昌宫、藏经楼，西街的府城隍庙、县城隍庙，还有前后西街一大片民房，西仓巷的30多个院落等，全都给拆没了。

日本鬼子不仅消灭晋城老城的“肉身”，更要移走晋城老城的“灵魂”。日军第四次侵占晋城，把传承晋城文脉的东南角，夷为了一片平地。东南角上原来的文庙、吕祖庙、观庙、学署、明道祠、忠烈祠、孔教会，全都拆下来去堵了城墙的口子。

拆出来的平地，即今天观巷以东的大华商场一带，成为一个大操场，用来练兵和遥拜。遥拜的自然是东方的日本国，你们也有家乡啊？而此时的城墙，东一个豁口，西一个豁口，城壕里，不再是碧水荡漾，而是堆满了被日军枪杀的晋城老百姓，成为万人坑。

电影《无问西东》里，王力宏饰演的富家子弟沈光耀，求学于西南联大，后成为一名飞行员，不顾家人劝阻，毅然上了战场。激烈的空战过后，战机满身弹孔，而壮志未酬的王力宏，此时也受伤挨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飞机在翻转中坠落，此时的他看到了什么呢：

空中是漫天炮弹划过的痕迹，敌我双方的飞机在天空追逐开火，地面上是浓烟滚滚，奔散的人群，江面上游弋的军舰在开火，被击落的正在慢慢下沉……。战争期间，大好山河沦落如此地步。全国皆然。

1940年4月25日至1945年4月28日，对晋城老城来说，每一天都在疼痛，每一天都在挣扎，每一天都在痛苦的失去中煎熬。

一片废墟上的老城，慢慢自我疗伤和恢复。侵略者拆走了老城的骨架，折断了老城的文脉，人们还没来得及去回忆和沉思，新中国的列车轰隆隆来了。

解放后，晋城作为民国一个老晋城的底子，它残留的老城墙、老街巷、老寺庙、老字号，依然温润了几代晋城人的生活。

实际上，经明清社会形成的，晋城的特色“1+1”经贸交通体系和“1+N”城镇化布局，促进了晋城工商业的发展，使老城在民国年间成为了山西的“特等县”之一。

抗战爆发前夕的晋城，全县有大小商业2300多家，包括了盐业、典当业、钱庄、布业、粮油等40多个行业。

这40多个行业被当时“河南帮”、“河北帮”、“山东帮”、“太谷帮”，以及本地“地头蛇”五大帮派所把持。河南人经营土布、油业、药材等；河北把持着当铺；山东人因为有人在此做过知县，垄断着盐业；太谷人经营行货栈、棉布业；本地的东关马骏主导着老城内的商业。

马骏，是提到民国晋城时，不能不说的一个人物。

马骏1881年出生在晋城东关，祖上是宁夏回族，因贩卖骆驼来晋城开店而落户。山西大学毕业后，马骏公费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学成后又游历日本，和阎锡山共同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所以才有后来马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调停他和阎锡山的关系。

• 日军进入晋城老城。

晋城老城沦陷后，日本人为“请”马骏出山维持秩序，竟以89岁的马母为人质，马母乃深明大义之人，宁受折磨，不松立场，最终含恨而死。有母如此，马骏焉能屈服日人？他捐出家产，拉起300余人的义勇队，跟日本鬼子干到底！

所以晋城东关，真可谓忠义精魂之地，前有晚唐裴约，在此誓死守城，近有马骏宁死不屈，保家卫国。巧合的是，祭祀裴约的东关旌忠庙那一代，后来就成了马骏故居所在，千年忠义，一脉相承，真乃晋城老城不散的真气也。

民国老晋城的底子，是维持1985年晋城撤县建市前的生存根本。解放后，晋城老城内陆续开通北大街、新市街，1964年第一次铺了柏油路；1960年起又陆续修建了人民电影院、百货大楼、县影剧院、泽州饭店、七一饭店；1978年，老城开始实现自来水化；1982年，在老城街道两旁种植杨树、法桐、泡桐等3263株。

晋城老城在废墟中得以踹息。

1985年，晋城由县建市，新城的建设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序幕，一干就是33年。

而老城，是愈发的衰败了。衰败到了不能叫“活着”，而只能是“没死”的状态。

（五）2018，晋城老城新生元年

2018年，今日晋城主政者，终于下定决心，启动了晋城老城的“更新与保护”。

从“形而下”的工程层面看，这是300年来，晋城老城又一次整体的更新改造；从“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说，这是泽州古城1391年来千年文脉的梳理集结。

每一片叶子都不是相同的，每一座城市都是独特的。

晋城老城，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自信。

今天我们谈老城改造中的文化战略，有三个要点是不能忽略的：

一是在时间系列上，晋城老城是自627年开始，积淀了唐、宋、金（元）、明、清、民国六朝重要历史信息的一座城池。落到今天改造后的老城形态上，都应有所体现和展示。老城是六朝之和，不是一代之专，不应被定格在明清或者民国。

二是从区域协同上，晋城老城的历史文化遗产展示，要遵从老城千年发展的系统性，关联性。无论“1+1”，还是“1+N”，老城都是“带头大哥”，要与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廊道和周边城镇群相结合，让“老城故事”体系化，共同实现转型。

三是从空间落位上，要寻找晋城老城千余年来，在更大时空范围内，他的价值至高点。并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建筑去重叠，来定位现代老城的时空方位。比如，我们可以将城北楼与唐代的陈子昂折叠、明道祠与宋代的程颢折叠，来对这些历史建筑重点挖掘和修复。

无论如何，今日的晋城老城，历史的古泽州，已经远去了，而我们，要活向的是未来。

“讲好老城故事”的根本目的，就是着眼于老城千余年来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思考如何去创新性发展，又怎样创造性转化，来作用力到当下晋城的城市发展。

然后，把1391年来，积攒的这份“晋城传奇”，从我们手里，传递下去。

▎本文参考文献资料

1.明万历《泽州志》；2.清康熙《泽州志》；3.清雍正《泽州府志》；4.清乾隆《凤台县志》；5.《晋城县志》；6.《晋城历史文化丛书》；7.《旧唐书》；8.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9.吕思勉《中国通史》；10.《于谦集》；11.《新五代史》；12.《明实录》；13.《陈廷敬与皇城相府》等，部分数据来源于互联网公开资料，若有失误，敬请指正。

▎本文写作过程中与何江涛先生多次讨论，给予我很大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在研究晋城老城历史过程中，曾与文化学者张建军、张广善、裴池善、孔伟、张建军（泽州一中）、王国瑞、李泽军先生等交流讨论，受益良多，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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