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導讀

在大多數人眼中，文字獄已經成爲中國古代君主專制的重要標籤之一。《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曾記錄過一位未曾留下姓名的齊國太史公，因秉筆直書大臣崔杼弒君而被殺。公元前213年，秦帝國繼焚書坑儒事件後再頒佈《挾書律》，規定凡是收藏禁書之人，一旦查獲滅其族。公元前134年，儒士董仲舒向漢武帝獻策：“凡不屬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這就是歷史上被稱之爲“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漢代思想“大一統”運動。80年後，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因寫了一封《報孫會宗書》而被漢宣帝腰斬於市。

武則天的侄子武承嗣強佔了詩人喬知之的婢女碧玉，喬知之氣憤難當，寫了一首《綠珠怨》的詩託人交到了碧玉的手中。此詩借晉代司馬倫搶奪石崇婢女綠珠，綠珠不屈跳樓自盡的典故來暗示碧玉應當從節自盡。武承嗣後來從碧玉的屍體中找到了這封信，便斬殺喬知之於南市。武則天的兒子李賢作《黃臺瓜詩》：“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其意暗諷武則天戕害親生骨肉，他最終也遭到生母的迫害而自殺。

宋元明時期，文字之禍方興未艾，寶元二年，宋仁宗掀開了中國古代文字獄史上最“精彩”的一頁，他向全國臣民頒行發佈了詳細的禁書目錄。有趣的是，這一腦洞大開的行爲不僅沒讓禁書消失，反而勾起了許多人的好奇心，他們爭相按照目錄上的書名四處蒐集，讓禁書變成了暢銷書，禁書目錄變成了禁書蒐集指南。兩宋文字獄中，較知名的還有蘇東坡的“烏臺詩案”，黃庭堅、秦觀、曾鞏、晁補之的“神宗實錄案”。

到了明代，因文惹禍的現象愈發頻繁，遭到懲罰的力度也越大。用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名言“金盃與汝飲，白刃不相饒”來概括明朝君主們的冷酷應該最爲合適。公元1394年，太學生趙麟在國子監的牆上貼了一張“公開信”，指責學校的校規太嚴苛。朱元璋便砍下了他的腦袋，並用竹竿將其掛在了學校的大門口。很難想象，在明帝國的最高學府，集精英學子爲一堂的斯文之地竟會出現如此令人作嘔之事。連明代的文學家王世貞都不得不發出"勝國（元朝）時法網寬大"的感慨。

清順、康、雍、乾四朝文字獄的發展

在清代，文字獄發展到了它的巔峯階段。自順治入關開始到溥儀退位，有清一代一共興起了大型文字獄迫害運動170餘起，比之前中國古代文字獄可查數量的總和還要多。胡奇光在《中國文禍史》中說:“清代文字獄”持續時間之長, 文網之密, 案件之多, 打擊面之廣, 羅織罪名之陰毒, 手段之狠, 都是超越前代的。許多朋友在評價清代史的時候，往往會習慣性地把文字獄拿出來批判一番，甚至當文字獄一詞出現在討論話題中時，人們會立即聯想到清朝。但正如我前面所說的那樣，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古代中國就已經出現了文字獄，在以後的歷朝歷代中，當政者運用文字獄這項統治工具的手法越來越熟練，花樣迭出。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希臘，蘇格拉底就因發表一些不被權貴喜歡的言論而遭審判，在中世紀的歐洲，違逆宗教的言論者會被當作異教徒遭受驅逐，迫害甚至是殘酷的刑罰。因此，文字獄並非是中國清代所特有，也不是中國古代所特有，它的普遍適用性一度受到全世界大多數專制社會（甚至是民主政治時代的古希臘）的認可與應用。

作者這篇文章主要論述清代文字獄興盛的原因。由於該篇文章所涉及的學科領域涵蓋較廣，所引用或闡述的概念已經遠遠超過作者自身的知識儲備和認知體系，文章中不免有許多可能引發爭議或錯漏之處，懇請專家老師予以批評指正。何謂文字獄？

郭紹林在《論唐代文字獄的醞釀》（唐都學刊，1995 年.第 1 期）一文中給文字獄定義爲：所謂文字獄，就是古代執政者針對撰著、傳抄、刊印、發行的文字，挑剔其中不利於自己統治的內容，甚至斷章取義、任意曲解，無中生有，借題發揮，從而羅織罪狀，興起大獄，鎮壓有關的文人、官員、書商或藉機打擊政敵，以便鉗制思想、鞏固統治。

我們有必要在理解文字獄這個概念之前先捋清下面這幾個概念：1，文字可以作爲語言的一種載體，而語言又是人表達思想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文字獄，它也可被稱之爲思想獄。2，文字獄並非只是當政者慣用的統治工具，在社會的不同階層中，佔有優勢的羣體都會利用自身的條件，來控制反對派的表達自由。他們通過輿論或暴力手段來禁止對自己不利的言論或書籍，從而鞏固自己的優勢地位。如明末東林黨與其他學派的爭鬥可視爲一種文字獄，如諾貝爾文學獎以字母文字創作的文學作品爲獲獎主體，也可以視之爲一種變相的文字獄。3，發動文字獄的主體，往往代表了一個社會的優勢羣體（或大多數）的利益，受文字獄迫害的對象多處於弱勢地位，其思想或利益所代表的往往是少數派。如果兩派勢均力敵或一方並無絕對優勢，則很難出現文字獄的情況。

清代之前文字獄標誌性事件概覽

從文字獄的特點上來看，它有明確的目的性，它順利實行往往依賴強有力的支持，它沒有統一的標準與規則，總是按照實行方的主觀意願來懲治對手。實質上，文字獄是用控制古代專制社會民衆表達權的方式來維持自身的利益，但這種手段具有一體兩面性，從根源上論，即在某個層面上佔據優勢地位的控制方，因爲缺乏更加先進的思想及管理方式來保證自己的優勢，而不得不用暴力措施來替代。清代文字獄興起的原因

原因一：歷史原因

大多數研究清代文字獄興起原因的專家，往往把關注焦點放在了滿清自身文化特性及其推行的民族政策上。當然，作者也認爲這是清朝發動大規模文字獄的重要原因。但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清朝的文字獄，相信還有更多值得研究的內容足以引起大家的注意。首先，我們從明代遺留給清政府的一系列“遺產”說起。

明朝是一個建立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較之宋元都有了明顯的進步。明朝的掌權者們仍然延續繼承了之前歷代王朝的天下觀和倫理觀。但這其中也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從朱元璋開始廢除宰相制到張居正力圖倡導“振紀綱”運動，都是試圖把中國傳統的文官利益集團牢牢捆綁在君王專制的體系中。這與宋代所推行的“與士同享天下”的政策有着極其明顯的差異。宋人筆記《曲洧舊聞》載一平民在開封府狀告宋仁宗強佔自己新婚妻子，仁宗最終不得不在開封府官員的壓力下交出該女子。如果把這一事件放到明朝，那麼平民及開封府官員的下場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景況。

明朝專制制度的急速發展，主因來自於元代中國大而無序的政治制度。元政府統治中國的思路更像是一個發包商，他們試圖將國家的多種權力外包給多個利益集團。在這種政策主導下的社會，儘管存在許多讓平民可鑽的制度漏洞，自由度較大。但也造成了社會運行效率低下，政治不穩定的嚴重後果。明政府成立之初便對這項陋習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朱元璋和朱棣屢興大獄，對遊離在集權以外的勢力進行了殘酷的清洗。當然也包括在思想上進行統一和管制的多項舉措。

元代半隔離被打散的漢人社會

但高壓政策下依然會出現持異見者，陽明心學的創始人王陽明就是第一個站出來與現行體制叫板的人。他鼓勵興辦社學，重點培養讀書人的品德。《王陽明全集·頒行社學教條》中“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即反應了他反對傳統教育的主張。他另外推行的“鄉約”制度，則是要求地方管理機構由民衆自行選舉產生，如約長、副約長、約史、知約、約贊等職都是通過“競爭上崗”“投票選取”獲得。這些其實都偏離了主旋律，衝擊了傳統理學家的經世治國學說。繼承王陽明衣鉢的李贄更是將心學發展成爲了“童心說”、“平等論”，後來者如黃宗羲提出了天下爲主君爲客，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的觀點，顧炎武更是要求君權下放到郡縣長官的手中，戴震則全面徹底批判了理學，用“體民情、遂民欲”的觀點來衝擊理學一派的“存天理、滅人慾”。

在思想界引發的混亂逐漸影響到了政界，明代中後期政治勢力開始由此進入了黨派林立，互相傾軋的亂局。這些都被其繼任者清政府看在眼中。因此，在其立穩腳跟後，便開始對思想界進行了空前絕後的鎮壓運動。作者認爲，如果要論清代文字獄爆發的原因，實則是與明代混亂的思想界有着莫大幹系。

原因二：政與學的鬥爭

至少在清代以前，中國傳統的政治家與傳統的儒家士子處在一個相對平等的狀態。政治家依賴知識分子來幫助自己管理國家，知識分子則依賴政治家來滿足其在世俗上的需求。這就是所謂“道統”與“治統”合作共贏的模式。但這種模式其實完全違背了孔夫子的早期儒家觀念，孔夫子所追求的是“道統”與“治統”的合二爲一，即內聖外王。用柏拉圖的話來說就是：一個統治國家的君主，他的學識與道德是最優秀的，理想國裏的君主，一定是一個哲學家（《羅素·西方哲學史》）。

但在孔夫子之後，中國的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儒生（知識分子）往往需要依附於強大的勢力才能擁有話語權，施展自己的抱負。他們不得不向現實低頭。但儒家早期的追求並未喪失殆盡，“犬儒文化”的普及一直到了清代才得以實現。在宋代程頤《二程集》裏有這樣一段話：“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清代之前的儒生大多積極爭取在思想上控制君權，以“道統”牽引“治統”。這種爭奪主導權的鬥爭終於在明代後期遭到了最大的反彈，思想混亂不堪，社會動盪幾乎崩潰。

清代科舉

清政府決定徹底改變這種狀況，高層開始將“道統”與“治統”合二爲一，但這次合併恐怕完全違背了孔老夫子的初衷，因爲統治者並不是集道德與學識爲一體的偉大君主，他的權力也將受制於世俗的利益團體。這裏的邏輯關係大概是這樣的，“道統”成爲了“治統”的具，“治統”則成爲既得利團體的工具。臺灣黃進興先生所著《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的“道統觀”》一文中指出：“宋代以降“道統觀”逐漸形成,賦予士人與代表政統的朝廷相抗衡的擔當,但康熙帝時的“治教合一”使士人失去了批判政治權威的理論立足點,是中國思想史的重大轉折點”。此時的皇帝不僅僅是萬民君父，還要扮演萬民師表的角色，引領着全社會的主流思想和輿論。

那麼，傳統意義上的“道統”，究竟是一個什麼概念呢？南宋李元綱的《傳道正統》圖指出，道統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回、曾子、子思、孟子傳至二程。朱熹由此闡發了道統的理論依據，認爲這些聖人所推崇的治國思想是政治原則的一脈相承,是帝王和諸子百家在對興衰治亂的政治經驗總結的基礎上得出的。稱之爲“聖學”，他同時貶低了後世君權與政治的地位。假設一個政權未按照“道統”的原則實行自己的統治，即可被士人認爲是非法的，這也恰恰擊中了剛剛入關的滿清政權的命門。因爲在傳統的儒家天下觀中，夷夏之防的理念早已根深蒂固。滿族政權的最高統治者在儒家士子的眼中也是不入流的蠻夷，這種偏見助長了中原知識分子的傲慢情緒，也衍生出了許多抗清的思潮及實際行動。這些都是清政府所無法忍受的。

因此，與其說清政府是力圖將道統與治統合二爲一，不如說是極力壓低道統的地位，控制中原文化精英的話語權。而要完成這一目標，大興文字獄就勢所必然了。這是傳統政、學相依存，互爲合作模式被打破後雙方較量的產物。自此之後，道統不再是君王的先師，反而成了皇帝教化子民的教科書，皇帝可以根據需要對一切儒家典籍進行再詮釋，哪怕這種詮釋完全背離原旨。

其他原因

兩晉土斷後，長江中下游地區逐漸變成了中國曆代政權的經濟文化中心，明清兩代從仕的知識分子很大一部分來自於該地區。當地豐富的物產和發達的農業，規模化的手工製造業和貿易，便利的水陸運輸及民間交往都滋生了有別於其他地區的文化特徵。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尤其是江浙一帶，民間思想較其他地方更爲活躍，這些思想大多已經不是完全基於自然經濟環境下萌發的傳統理學。他們漸漸開始牴觸集體主義，關注人本主義。這恰恰是商業爲主導社會的重要特徵。王陽明和黃宗羲是浙江紹興人，李贄是福建泉州港人，顧炎武江蘇蘇州人，戴震安徽黃山人，這並非僅是一種偶然現象。

清代文字獄案發分佈地點及其規模

這一思想潮流既不容於傳統道學，他們所秉持的人本主義也不容於君王大一統的政治體制，但這裏掌握着當時全國最優質的教育資源和文化資源，他們中優秀的知識分子大多是某一時期的非官方意見領袖，左右着全國思想發展的傾向。對該地區採取更爲高壓的文化政也是清政府一直熱衷去做的事。《地理科學期刊》第31卷第1期曾專門對清代文字獄大案爆發地做了統計，從順治到乾隆，中國東部地區共有144件文字獄案件，佔全國該種案件數的90.6%，而長江中下游地區，蘇、浙、湘、贛、鄂、皖六州府共爆發92起，其中蘇浙兩地共47起，佔長江中下游的50%左右。結論

文字獄的出現是世界文明史發展中遭遇的最大不幸，我們知道，任何一種文化、一種思想都絕不可能適用於任何時代，任何地區和任何人羣。但文字獄的出現，恰恰是優勢羣體用他們的主觀意願去改造人類思想的發展進程，這種做法是消極的，愚蠢的。但我們同樣要注意到，不是任意一種絕對自由的思想主張都值得尊重，當一種思想危害到了絕大多數人的生存，阻礙了社會的發展，適當的懲治也在情理之中。而所有這一切規則的制訂，取決於人類集體智慧的高度。

清代文字獄的出現和大規模爆發，有着其歷史的原因，也有着其特殊的文化與社會原因。這些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取決於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我們假設滿清政權並未在明末入主中原，而是由南明或大順政權成爲了中原文化地區的主宰，作者仍然相信，文字獄決然不會消失，其對思想界的打壓力度也決然不會降低。文字獄始終是帝王政治與孔夫子道統鬥智鬥勇的角力場，是君王專制給思想輿論戴上的禁錮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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