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犯》（The Young Offenders）的兩位主角——15歲的Conor（亞歷克斯·墨菲飾）和Jock（克里斯·瓦利飾），出生在“凱爾特之虎”崛起的年代，然而年未滿18歲。“凱爾特虎”已經歷由盛轉衰的劇變。

兩位單詞也經常念不對的麻煩製造者未必知道愛爾蘭的鐵血過去，但他們繼承了祖先恥辱的稱號“Knacker”。1845年開始的“馬鈴薯饑荒”迫使100多萬愛爾蘭人在歐洲流浪，這羣離散的愛爾蘭人成爲與吉普賽人、猶太人一樣的歐洲弱勢羣體，至今銀幕上還流行操愛爾蘭腔英語的黑手黨形象。

後來“Knacker”的詞義擴展爲對底層階級的通稱，大約和美國的“White Trash”相當。頂着這個稱號混跡科克市街頭的Conor和Jock，從這個層面上與祖先真正血脈相通。

《少年犯》是BBC 3與RTE合拍的6集迷你喜劇。它的前身是2016年的同名愛爾蘭電影，編劇/導演和主演都是同班人馬。當年電影取得巨大成功，不僅口碑爆棚，票房也超過100萬歐元。

在主角的愚蠢程度上，《少年犯》和《中間人》（The Inbetweeners）不相上下，畢竟冒傻氣的青少年全世界每個角落都有。但《少年犯》的社會階層更低，意味着更粗魯的語言，更接近犯罪的“消遣”，更貧窮，與中產階級的堂皇世界更隔閡，也更無法無天，沒有希望。

編劇/導演彼得·福特一點也沒有因爲與BBC合拍而溫情脈脈地英國化。鯨魚羣遊進科克市，市民湧到河邊拍照圍觀的時候，大橋上的問題少年們正積攢唾沫準備往橋下大吐口水。新聞車來了以後，他們興奮地擠到主持人旁邊表達感想，但因爲需要被“beep”掉的髒字太多，Jock手舞足蹈說了一通話，被“beep”得幾乎一字不剩。

劇中，他和Conor不止一次地擠到新聞鏡頭中希望被聽見和看見，總是沒能如願，不過他們也無所謂。大部分時候，Conor和Jock需要的是逃離權威。劇的開頭便是倆人像亡命徒一樣騎着自行車在城市裏奔逃，最後鑽進Conor母親工作的英國市場，上演了一出古典的貓捉老鼠大戲，以校服染上瘋狂的黃色油漆，倆人穿着內褲大搖大擺加入社區遊行的人羣收尾。

“我們社區有很多瘋狂的操逼蛋，所以基本上無論你做什麼，都不會被品頭論足。”

還有一次他們被Healy警官（多米尼克·麥克海爾飾）猛追，兩個小兔崽子行雲流水般帶着偷來的自行車翻過一道又一道院牆。快要被追上的關頭，一位穿浴袍的老太庇護了他們，把玻璃門摔到Healy警官的鼻子上。還嫌不夠狠，老太一把扯掉浴袍露出堆疊鬆垮的身體，Healy不忍卒視，敗。

這個社區還有一個特點，女性懷孕特別早。Conor的母親16歲時候懷他，“在我們這裏還算晚的。”即使Conor和Jock的學校裏有自動販售的避孕套，也沒能阻止Jock和女友在15歲的年紀喜當爹孃。

這裏是愛爾蘭版的美國黑人社區，裏面的居民同樣貧窮、酗酒、有街頭智慧，也同樣團結和強悍。

從中產階級的角度看，Conor和Jock是兩個討人厭又可憐的孩子。他們一個死了爹，一個死了娘，無聊而不是窮激發他們犯罪的慾望。不偷雞摸狗的時候，他們只能坐在臺階或者長椅上發白日夢。但15歲的年紀怎麼可能整天呆坐，他們必須去大鬧一場。

整部劇中，Conor和Jock犯罪項目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偷自行車。但他們偷自行車不爲賣了換錢，而是騎。科克是他們的遊戲場，騎在不同的自行車上他們就能自由移動。這個沒有目的也沒有意義的持續行爲充滿原始的動物性和人類的想象力。

像他們一樣的青少年們幾乎無處不在。兩位少年最高級別也是最蠢的一次犯罪行爲是偷藍旗金槍魚。千辛萬苦偷到魚後，他們在街頭需要提防的是兩股勢力：動物，和與他們一樣的小混混。

這是劇中他們唯一一次有目的的犯罪，但同樣不是出於自私，而是希望爲共同的老媽Mairead（希拉里·羅斯飾）分擔生活費，“再爲她買一件美美的襯衫”。

但他們從來不覺得自己很慘，觀衆也不會這麼覺得，只會笑慘了。不覺得自己慘也不仇視社會的一部分原因因爲他們還小，還沒怎麼見識過社區之外的花花世界。但更多的是一種務實的態度，表現在Conor和Jock幫媽媽在魚市打下手，明白了“幫助別人準備晚餐也是一件幸事”的道理。

這個道理看上去挺混的，好像在教窮人安於貧困，永遠不要想着出人頭地，實現階級跳躍。但它也有務實和豁達的一面。

《少年犯》並沒有讓冒險的少年們完成現實中很難做到的奇蹟，而是讓他們在青春期的漫無目的和天馬行空之後，在責任和憐憫的大樹上落腳。

一開始，Conor和Jock的自我認知和實際情況之間差距很大。他們自認是社區羅賓漢和犯罪天才，有一大堆仰慕者。其實只是笨到慌不擇路從樓頂一躍而下，連偷魚都會偷錯的傻瓜。

一開始他們不懂愛，一個女友衆多，一個不敢接近喜歡的人。

對象徵權威的人——校長和警官，他們起初遠離或對抗，從來沒有想過把他們當朋友一樣重新認識一次。

這些笑料繼承了愛爾蘭喜劇的傳統，用笑聲化解悲傷，後來則發酵成少年們的成長。

除了電視新聞裏刺耳的“beep”聲，現代文明庸俗的一面還未十分侵入愛爾蘭。2018年，劇中主要角色用的是非智能手機。主角一家跑到農場去買20歐一隻的二手冰箱，順帶解救了一隻灰色鴨子。

這意味着即使15歲當爹孃，三十出頭就當上奶奶，也不會被另眼相待，亦不見社工上門，政府介入和援助，都是野生野長的硬命。

鮮血鋪路的愛爾蘭一直是英格蘭尊敬的老對手和老鄰居，衝動和勇敢是他們的顯著特徵。一股蠻勁割掉文明時代的大驚小怪，但這不意味着劇中的愛爾蘭窮人階層活得很糟糕。

相反他們很高貴，高貴在責任感和憐憫心。

Jock十五歲的女友懷孕後，他迅速接受這個事實，對她說：“這是個好事。”

他們天生高貴，對農場的鴨子和低智惡霸Billy Murphy（沙恩·凱西飾）抱有一視同仁的同情。並且這不是出自惺惺相惜，因爲他們並不覺得自己處境悲慘且未來黯淡。這同情不用經過大腦的思考，直接出自本能。

劇集的高潮是一次被劫持的公車之旅，主角不是Conor、Jock和他們可愛的女朋友們，而是Billy Murphy。他訛過Conor最起碼二十次，對朋友扔刀子玩，但是從來沒用刀子傷害過別人。他是個傻子，系不來鞋帶，在公交車郊遊般的歡樂氛圍中不可控地滑向被當成綁架犯的滑稽命運。

和十五歲生小孩一樣，瘋子是又一個現代社會想要隱藏起來的爛瘡。但劇中對Billy Murphy的刻畫就像愛爾蘭的歷史一樣勇敢。他又兇又可悲，拿着刀子帶大家在公車上唱歌喫披薩，度過了“非常快樂的一天”。臨下車向警察投降時，他對一車的乘客說：“我們十五到二十年後再見。”

這應該是屏幕上最自然的瘋子/低智者形象了。雖然和別人不同，但他也是個不壞的人，有自己的個性和喜怒愛憎。最奇蹟的是，這樣的人沒有被精神病院和監獄吞沒，仍然自由自在地在科克市的郊外耍着飛刀和朋友嬉鬧，繼續“拗分”小孩子們。能夠容忍他的城市真是挺可愛的。

而這一次，Conor成長了，他對Billy Murphy的同情心不再只是出於本能。編劇讓他做了一次超出年齡的成熟思考：“我認爲，即使像Billy Murphy這樣的衰人也有苦衷。我不是說他做的壞事和荒唐事都是對的，但你必須想想，如果他在孩童時能得到一點關愛，會變成一個不同的人嗎？”

從不自覺的同情到思考後的悲憫，完成了少年們的成長。這場戲強烈的舞臺感則延續了愛爾蘭戲劇的光榮傳統，當乘客們一人接一人戴着Billy Murphy的面具走下公交車時，彷彿回到愛爾蘭第一家國家劇院Abbey Theatre建成時，精英們把戲劇當成建立民族意識和信心的絕佳工具。喜劇的效果尤佳，題材常常取自外國統治、宗派暴力和大饑荒時代。有一個說法是，“愛爾蘭的喜劇都是黑色的”。

今天的愛爾蘭在進入和平後又面臨新的問題。然而新瓶裝老酒，經濟衰退、階層固化的全球通病一樣可以用喜劇來宣泄。愛爾蘭式的勇敢和憐憫又有與衆不同的魅力，搭配傻子青少年的旺盛活力，迷你劇《少年犯》和它的電影版獲得同樣的盛讚亦是應當。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