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1949这一年

今天是费孝通先生的生日，按照中国传统雅称，今天是他的茶寿（一百〇八岁）。

费孝通先生的生命历程，几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尽管他去世已经多年，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一生中，探寻出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无数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今日我们再读费孝通，就不能仅仅把他当做一个社会学家，而更要当做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一位中国士绅乃至一位身逢巨变的中国人来解读。可以说，对作为一种“文化典型”的费孝通的书写，或许才刚刚开始。

本文作者张冠生，民盟中央原宣传部长、参政议政部部长，曾长期担任费孝通先生助手，出版费孝通传记和口述实录多种。本文选自他的著作《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感谢作者授权群学书院发表本文，谨此作为对费孝通先生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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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年》

文 | 张冠生

来源 | 探寻一个好社会

费先生享寿九五，一生起伏动荡，少年早慧，青年成名，中年成器，盛年成“鬼”，晚年成仁，暮年得道。其早年心志一以贯之，直达生命终点；其文风却在中年时期发生明显变化，标志性著述是《我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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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我这一年》

三联书店1950年版

《我这一年》一书之前，读者是从《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初访美国》等著述熟悉费先生文风的。其中有的书初版后，因文字深入浅出，脍炙人口，短期里一再加印，读者喜闻乐见之状，不难想象。

若其中文风能绵延始终，不知煌煌十几卷《费孝通文集》会是怎样亲切可人又深邃广远的风景。事实上，1940年代末的社会剧烈变动，导致费先生文风陡转，进入另一状态。

《我这一年》一书首篇，是《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写于1949年8月31日。说是“各界”，货真价实，费先生在会场里见到五行八作的代表。仅服装，就有“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这些一望而知不同的一众人物，聚在同一个会场里，一同讨论公众事务，费先生还是头一次经历，印象深刻，不由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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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费青（左）、费振东（中）、费孝通重聚北京

此前，费先生另有一次经历，印象似更深刻，乃至动心。

1948年年初。他随张东荪、雷洁琼等前辈人物去河北西柏坡，如此记录沿途观感：

卡车在不平的公路上驶去，和我们同一方向，远远近近，进行着的是一个个、一丛丛、一行行，绵延不断的队伍。迎面而来的是一车车老乡们赶着的粮队，车上插了一面旗，没有枪兵押着；深夜点了灯笼还在前进，远远望去是一行红星。——这印象打动了我，什么印象呢？简单地说：内在自发的一致性。这成千上万的人，无数的动作，交织配合成了一个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什么东西把他们交织配合的呢？是丛每一个人心头发出来的一致的目标，革命。

费先生说，西柏坡之行，给他一记“当头棒喝”。革命的力量，已经赶走了装备精良的敌国敌军，接下来，“同样会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在现代世界中先进的国家”。“当我看到和接触到这个力量时，我怎能不低头呢？”

触景动心，甘愿低头。这是费先生文风变化的心理基础。他把这种真实心情写进《我这一年》一文。

为读者明白“低头”的意思，费先生特意说起“旧时代的知识分子……自大的心理”。从自大到低头，心理变化带来语言变化——“中国资产阶级的懦弱无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肯低头”、“传统知识分子是唯心而且是不辩证的”、“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里才真的说得上改造”……这类费先生称为“挂红”的表述，如此密集出现于其文，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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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费孝通再访江村

《我这一年》一文中，“知识分子”一词先后出现十四次，其中十二次属于贬意或否定性表述，两次勉强属于中性概念。费先生自知属于这个群体。1949新政之后，对这个群体要做强力改造。对改造，费先生表示认同，“恨不得把过去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道”。

费先生这一年里发生的变化，在当年知识分子里并不少见。

梁漱溟是他亦师亦友的前辈，曾在1950年10月1日的《进步日报》发表文章，题为《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该文若改题为《我这一年》，也相当切题。

梁先生开篇就说：“去年今日开国盛典，我还在四川北碚；今年我却在北京了。”接着，他讲了自己在这一年里的思想变化。

开国大典，梁先生本有机会躬逢其盛，他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声明不去。这是他“从1946年秋到1949年冬……一直闭户不出”的延续。其闭户原因，是一次高层政治协商中的冲突，导致他断然辞去民盟总部秘书长职务，退出民盟，离开党派政治，关门写作，即便开国大典的邀请，亦谢绝不至。

固执如此，一年之间，梁先生对新政权的看法大为改观，变化来自其将近半年的国内游历。1950年4月初到9月中旬，他先后行经平原、河南、山东、察哈尔、热河、绥远、黑龙江、吉林、辽宁九省，观感非凡，以白纸黑字为证。

梁先生说：

我体认到中国民族一新生命确在开始了……过去我满眼看见的都是些死人。所谓‘行尸走肉’，其身未死，其心已死。大多数是混饭吃，混一天算一天，其他好歹不管。本来要管亦管不了，他们原是被人管的。而那些管人的人呢，把持国事，油腔滑调，言不由衷，好话说尽，坏事做尽……可怕的莫过言不由衷，恬不知耻；其心死绝就在这里。全国在他们领导下，怎不被拖向死途！今天不然了。我走到各处都可以看见不少人站在各自岗位上正经干，……大家心思聪明都用在正经地方。在工人就技艺日进，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在农民则散漫了数千年，居然亦能组织得很好。这不是活起来，是什么？由死到活，起死回生，不能不归功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大心大愿，会组织，有办法，这是人都晓得的。但我发现他们的不同处，是话不一定拣好的说，事情却能拣好的做。‘言不由衷’那种死症，在他们比较少。他们不要假面子，而想干真事儿。所以不护短，不掩饰，错了就改。有痛有痒，好恶真切，这便是唯一生机所在。从这一点生机扩大起来，就有今天广大局面中的新鲜活气，并将开出今后无尽的前途。

这段文字，见《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854—8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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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梁漱溟与毛主席促膝长谈

梁先生大心大愿，当年创建民盟，是为国；退出民盟，也是为国。既然国家能被一个政党治理得政通人和、清风拂面，当然该说其好话，彰其功德。

费先生内心、文风之变，与梁先生同理。作为一介书生，他抱定以所学知识为民众福祉服务的志向，清楚地表达于著述，体现于实践。如有政党能切实带来民众福祉的增进，当然该赞同其主张，配合其步调，哪怕自己会不习惯。

1949年秋季，清华大学开始开设政治课，俗称“大课”。全校学生、部分教师和职员工友一起听课。费先生时任该校副教务长，负责“大课”的组织领导工作，一边张罗邀请合适的教员，一边要消除一些知识分子对“大课”的反感。

针对“大课是思想统制”的说法，费先生写文章《我们的大课》说：“习惯和思想的改造必须是自觉自愿的，所用的方法也必须是民主的……每个人都可以充分自由发表意见，……谁都不应当给人扣帽子……马列主义不需要用权力来压制人家，只有非真理的教条才不能不用强制。改造思想和镇压反动派是完全不同的。改造是为了团结，在民主方式下改造自己，和思想统制本身刚刚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