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的產生，剛開始時，一般都會有崢嶸的氣象，但發展到一定階段後，介入的不利因素多了，必定會影響其正常的前進和發展。這時候，如果不能做出及時有效的改變和改革，一路陳陳相因下去，必定面臨消失和滅亡的命運。這條規律，不僅適用於人的成長，也同樣適用於一個國家的命運。

關注和研究明史的人，都會爲它的快速滅亡扼腕長嘆。認爲明朝命太苦，天災戰亂全趕上了。但事實是，明朝之亡，誰都不能怪。因爲，其末期的政治和軍事情況，早已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一句話，它要是不死，簡直就沒有天理可言。通過下面這幾件事，你就會知道本文所言不虛。

任何時代，可能都不缺跑官買官的人，到了明末，這種情況更是普遍成風。就此，當時產生了一個概念叫“京債”——流行於明末官場的一種“高利貸”。其主要內容，就是京城裏的高官豪門放貸，專借給那些行賄跑官的官員們。

既然是用來買官的錢，金額自然十分巨大。在借的中間，經過幾次掮客的層層拔毛後，到了借錢人手裏，往往剩的還不到一半，而且利息高的嚇人。在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說，借錢人一旦買官成功，債主們就會組團跑到其家裏堵大門，強迫欠債人提高還錢利息。這樣一來，許多拿下肥差的欠債人，到任職地後，都要打開府庫拿公款還賬。

既然是花錢上來的，那些欠債的官員們，當然不會自掏腰包。到頭來，受罪的還是老百姓。對此，連崇禎皇帝都怒斥這些借京債跑官的官員們：“怎麼會好官，又如何肯愛百姓？！”。但崇禎罵歸罵，最終也沒解決問題。氾濫的京債，最終引發各種民變，逼得百姓紛紛揭竿而起。

還有，明朝反腐敗的重要神器，就是言官制度：朝中有御史，六部還有六科給事中。這些人官職雖低，權力卻不小。他們專職揭發貪污腐敗。但發展到明末，御史們到地方上覈查吏治，就常公然出手索賄，不給好處，就狠狠參你一筆。據史料記載，萬曆年間的給事中楊文舉，每到一地就索賄上萬兩白銀。揭發腐敗？人家就是打着揭發腐敗的旗號撈錢呢！

在史料《三垣筆記》裏，有這樣的真實記載：每當官員入京彙報工作，京城的言官們就奔走相告，連呼買賣上門。接着，他們就組團跑到人家住所裏去敲詐，不給錢就給你羅織罪名。有時一個官員進京，竟要應付幾十個言官。還有些京城無賴，冒充言官去敲門，輕鬆就能敲一大筆錢。吏治如此，朝廷豈能不亂？

官場這樣，軍隊更是重災區。《晚明史籍考》裏記載，明末的軍隊，普遍流行喫空額喝兵血。一萬人規模的部隊，如果實際數額能有六千人，就說明帶兵的軍官，已是相當廉潔。其他四千人的軍餉，自然被各級軍官分的精光。

就算在冊的士兵，其軍餉和口糧，也被不停地剋扣。明末戰將盧象升，更記錄了這樣的心酸景象：他赴任宣大總督後，第一件事就是檢閱部隊。沒想到，士兵們在寒風裏站了沒多久，竟然紛紛倒地。上前一看，原來他們穿的都是單衣，連襪子也沒有，就這樣光着腳站在寒風裏。如此悲慘景象，讓一輩子征戰殺伐的盧象升，也忍不住當場落淚。宣大地區的邊軍，在明軍的戰鬥序列裏，在當時屬於戰鬥力一流的精銳部隊。主力尚且如此，明軍作戰的連戰連敗，原因一想便知。

大貪官嚴嵩曾說，家產能達到50萬兩白銀者，纔有資格稱爲頂級富豪。但在明末，那些滿嘴廉潔忠君的精英們，其實早就突破了這個有錢的標準。比如在江南地區，無錫鄒家就有土地30萬畝，奴僕3000多人。蘇州錢家每年僅地租一項，就有97萬兩白銀的收入。而這幾個清流家族，放在當時的環境下，卻不過是個中等水平。

崇禎亡國前夜，國庫窮得叮噹響，自己都穿着補丁龍袍上吊。可李自成在北京一頓狠刮，竟刮出七千萬兩白銀。就是那些平時在崇禎面前裝窮的清流們，被李自成一頓狠打，家家就能搜出數十萬兩白銀來。

這期間，有一個叫丁魁楚的人，崇禎年間就玩命撈錢，南明時向清朝投降，甚至還親自帶着80萬兩黃金，去向清軍表忠心。笑呵呵收了錢的清軍，翻臉就把他開膛破肚，折磨了一夜才斷氣。手段是夠殘忍，但考慮到他禍國殃民的表現，這結局，還真算是輕的。如此亂象種種，明朝不滅纔怪，你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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