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記者 周懷宗）在任河南蘭考縣張莊第一書記之前，王曉楠有一個很特別的職業，她在中國證監會稽查總隊工作，“以前有很多證券市場上的黑幕、內幕，都是我們調查出來的”，她說。

蘭考是焦裕祿工作過的地方，而張莊，則是焦裕祿找到防風治沙方法的地方。在定點扶貧政策實施後，這裏成了證監會的定點扶貧點。王曉楠是證監會派往張莊的第三任第一書記。去張莊的時候，她的孩子還沒斷奶。

王曉楠是主動報名參加扶貧的，從沒有在鄉村生活過的她，原本有個美麗的田園夢，“去了以後，就發現，夢碎了”。田園並不浪漫，鄉村的建設，瑣碎而艱難，真實的貧困，也遠比文學作品中更難堪和窘迫。

王曉楠在村裏調研。受訪者供圖

“進村的那一刻，田園夢就碎了”

張莊，黃河最後一個彎上一座普通而又特別的村莊。在歷史上，這裏曾是蘭考縣最大的風口，沙丘遍佈，過去一直都處在貧困凋敝的境況中。

2017年，王曉楠到張莊時，已經是證監會派駐這裏的第三任第一書記，張莊也在2016年脫貧，“以前看過很多貧困村的報道，所以來之前對這裏的貧困狀況有過想象，但到張莊後，發現比想象的好得多，沒有塵土飛揚的土路，沒有破敗傾頹的房子，美麗鄉村的改造已經開始，路面硬化、路燈、自來水等基礎設施都已經建好。甚至村裏還有星巴克一樣的一個地方，外面看起來破舊，進去以後卻裝修得不錯，很有點兒‘小資’情調”。

儘管已經歷任兩任第一書記的扶貧建設，村莊也已經擺脫貧困，但依然有人處在貧困中，還有人因病返貧，如一位身患尿毒症的年輕人，還有一個患骨癌的年輕人，疾病不僅給他們自己帶來了巨大的痛苦，也讓他們的家庭重新陷入貧困。

“村裏的人並不愚昧，反而很聰明，他們對自身的處境，有着清晰的認識，但有時候，真的無能爲力，他們不害怕貧困，但害怕疾病和未知的風險”，王曉楠剛到張莊時，和一個放羊的老人聊天，老人對他說，“只要勤快，脫貧並不難，最怕的是懶，更怕的是風險”。

王曉楠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次和風險相關的悲劇：一位外出務工的村民，在工作中突然暈倒，後經醫治無效身亡，留下了三個年幼的孩子，家庭生活非常困難。家人認爲村民打工的企業未盡到應盡的責任，但卻沒有維權的渠道和能力。

王曉楠（右二）等和村民閆春光（右一）討論“期貨+保險+銀行”落地方案。受訪者供圖

“我們有律師，不怕你”

王曉楠在北京邀請了律師，爲身亡者的家屬提供了法律援助。事件處理完之後，王曉楠覺得，這可能不止是一個人、一家人的問題，事實上，所有的村民都缺乏法律意識，更缺乏以法律維權的手段。而這個案件，或許可以成爲加強村民法律意識的契機。爲此，她邀請該律師所在的律所，和張莊簽訂了法律服務的協議，由該律所爲張莊的村民免費提供法律服務。

“非常有用，對村民的影響很大，至少村民在權益受到侵害時，會和對方說‘我們有律師，不怕你’”，王曉楠說。

作爲證監會的執法人員，王曉楠對法治的意義有着更深刻的理解，“鄉村建設也是社會發展的一部分，而法治是發展最好的保障”，她說，在張莊一年多，鄉村的法治建設，一直都是她工作的重心。

201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舉行“法治陽光伴我成長，百名兒童走進四巡”六一公衆開放日活動，王曉楠帶着10名張莊的孩子，參觀了最高法，其中就有失去母親的孩子，還有骨癌患者家的孩子。“之所以帶他們參加最高法的活動，是想幫他們儘早建立起法治觀念，這很重要，不論未來他們會做什麼，有良好的法治觀念，都會讓他們生活得更好”，王曉楠說。

實際上，僅僅一年多時間，村民們的法治觀念已經大有改觀，“以前有糾紛，就找村幹部，現在都知道找律師、查法律規定”，王曉楠說。

村裏建起了朗讀亭。受訪者供圖

“鄉村產業，首先考慮的是留守人口”

2014年，張莊的人均年收入只有2500元左右，遠低於國家規定的貧困標準，村集體則完全沒有收入。

和大部分貧困的村莊一樣，年輕人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婦女和孩子，在村裏從事着最低效的農業生產。王曉楠到張莊時，張莊1008戶3221人，常駐的只有2000人左右。儘管村裏已經引進了企業，也投入扶貧資金建立了採摘園、香瓜園等多個農業生產項目，但能夠招收到的工人，依舊只有老人和婦女。

“扶貧是個整體，但某種程度上，卻必須首先考慮留守人口，我們引進的企業，建設的項目，多一半的工作者都是女工，比如去年建設的張莊布鞋廠，基本上以60歲以上的女性爲主，納一個鞋底可以拿到80元，做完整雙布鞋，可以拿到170元”，王曉楠說。

儘管村裏已經辦起了不少產業，也在大量招工，但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幾乎很少回鄉就業，即便有想要回鄉創業的大學生，也仍在觀望和考慮。“年輕人在東部、南部的城市打工，收入要比村裏更高，村裏的企業對他們沒有足夠的吸引力”。

去年，張莊的蘭考蜜瓜種植，拿到了全國地標產品的稱號，由於地處中原，運輸時間更短，可以一直長到成熟再摘，“我們的蜜瓜現在也已經有了品牌效應了，4個蜜瓜就可以賣到108元人民幣。但即便如此，年輕人也不會回來種地，只能引進外部的產業主，在這裏發展高端種植”。

王曉楠在幸福家園大講堂上和孩子互動。受訪者供圖

“到了鄉村，才知道要學的太多了”

王曉楠是開封人，蘭考恰恰是開封轄下的縣城，但在做駐村第一書記前，王曉楠卻從沒去過這個全國聞名的縣城，更沒有在鄉村生活的經歷。

駐村一年半的時間，王曉楠絕大部分在村裏，幾乎沒有休息日，“也不是不讓休息，但是駐村後，事情很多，一件接着一件，往往忙完一個階段，就已經半夜了。別人都以爲駐村很辛苦，會瘦下來，但因爲老熬夜的緣故，我反而長胖了”，她說。

在村裏工作，和在證監會工作，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模式，“查案子面對的都是嫌疑人，他們有各種身份，企業家、高級管理人員甚至政府官員，他們千方百計地和辦案者對抗。但村民不同，他們很淳樸，他們的邏輯也很簡單，誰對他們好，他們就對誰好”，王曉楠說。

進入證監會稽查總隊之前，王曉楠還在銀行櫃檯工作過一段時間，“銀行櫃檯也算基層，但相比張莊這樣的鄉村來說，差別還是挺大的”，王曉楠說。

鄉村生活給王曉楠帶來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體驗，“其實不論在大學，還是工作以後，一直都算順利，在學校時，成績一直都算拔尖的，找工作也都是大單位，所以多少有點兒天之驕子的感覺。但真正進駐到鄉村，才發現以往的一切並不值得驕傲，我不懂的還很多很多”，王曉楠說，“到了鄉村，才知道要學的太多了，光鐵鍬就有很多種，種樹用哪種，剷土用哪種，這是以前根本不可能知道的”，她說。

王曉楠在培訓班演講。受訪者供圖

“北京到張莊，其實沒有距離”

從北京到張莊，王曉楠發現，最大的差異不是距離和空間，而是觀念和思維，她說，“比如旅遊業，村裏人也想發展旅遊業，但不知道怎麼發展，其實張莊具有非常深厚的紅色文化，發展紅色旅遊特別合適，但究竟該怎麼發展呢，大家都沒有特別好的主意”。

王曉楠爲張莊設計了一個獨有的旅遊產業——“紅色教育”，爲此，她在張莊建立了一個“紅色培訓基地”，專門爲基層幹部提供培訓。

“村民們眼界不高，但這是他們所處的環境所致，他們自身的見識並不少，只是更多體現在鄉村內部，而對外部世界瞭解不夠”，王曉楠說。不過，在王曉楠看來，這並不是太大的問題，尤其在互聯網時代，信息的傳播沒有任何界限，只看有沒有合理利用信息的意識和方法，爲此，她邀請了中關村開封基地，和張莊簽訂了幫扶協議，並從北京中關村請來三十多位互聯網企業高管，爲村民進行互聯網思維的培訓，還引入了一家IT機構，專門培訓村民的互聯網技能，這個公司還在村裏建了機房。

“村裏的教育水平不足，好的學生，高考也就考三四百分，他們未來的選擇並不多，大多去當技工、護士等，甚至很多根本上不了大學，中學畢業就去打工了”，王曉楠認爲，必須完成人才的升級，即便他們未來不會留在村裏，但至少也能有更大的選擇空間。

王曉楠幫助張莊建立了一個親子園。受訪者供圖

“一直想尋找一種可複製的模式”

孩子還沒斷奶時，王曉楠就離開了孩子進駐了張莊，如今，孩子已經快3歲了，離別時的痛苦漸漸淡去，王曉楠也慢慢喜歡上這個村莊。“一開始覺得這不是我想象中的田園生活，但現在覺得，駐村還挺好的”，她說。

張莊和北京不同，它沒有那麼快的生活節奏，沒有北京豐富的文化生活，更沒有北京無數的機會，但它也有它的好處，寧靜、質樸、單純，“在這裏，至少沒有交通的煩惱”，王曉楠調侃道。

在定點扶貧開始之後，張莊前後來了三任駐村第一書記，他們帶來了新的觀念、新的思維，也帶來了更多的資源，幾年之間，張莊就變得完全不同了。

不過，王曉楠有時候也會思考，他們這些來自北京、來自證監會的第一書記，本身就擁有着貧困鄉村的人們所不具備的資源、人脈、眼界和知識，他們在時，鄉村可以快速發展，他們走了，這樣的發展還會持續嗎？“我一直在想，尋找一種可複製的模式”。

爲此，王曉楠在張莊建立一所親子園，接收本村和附近村莊的孩子，這個親子園並非免費，而是以維繫親子園的運轉爲標準，向每個孩子收較少的費用，“我們也想過免費，但後來想，免費其實是難以持續的，也是難以複製的，它自身不需要盈利，但如果能夠保持自我運轉，可能推廣和實施起來，就容易得多”。

如今，王曉楠駐村的時間已經快滿了，但她覺得，可能一時半會兒離不開這裏，“剛剛開建了一所學校，建成之前，估計離不開。其實在這兒駐村也挺好的，雖然沒有實現當初的田園夢，但確實能做很多事情，這也是一種理想的實現方式吧”，王曉楠說。

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編輯 張牽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