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歐洲,鼠疫這個稱謂並沒有現代醫學上的意義,而是作爲恐懼、死亡、饑荒等災難的代名詞,統稱爲瘟疫。在神話和宗教文本中,瘟疫並非定位爲一種在自然發生的流行性傳染病,而是時常作爲神懲罰人間罪惡的一種手段。作爲一種死亡感知,瘟疫與罪惡、懲罰和世界末日併合在一起,成爲一種日常生活意識,在進入社會各個層面的同時,也加入了歐洲建築藝術形態的構建。

澎湃新聞刊發的此文所要講述的,是黑死病與兩種建築形態的關聯,一種爲顯性,另一種爲隱性。

黑死病是鼠疫的一個稱謂,是一種死亡率極高的烈性傳染病。每當鼠疫爆發之時,效應並非一時,而是可以斷斷續續持續數10年甚至數百年,也不是一地,而是從村莊到城市,從城市到國家的快速傳播。例如公元541~700年之間,歐洲多次爆發鼠疫,讓人口減少了大約50%。1346至1353年間爆發的黑死病,則奪取約2500萬人的性命。在中世紀的歐洲,這種疾病時常被稱爲“大規模死亡”。黑死病的概念首現於16世紀,用來稱謂1436年爆發的鼠疫。但“黑死病”只是中文的翻譯,在德語概念中,並沒有死的字樣,而是稱爲“黑死”(Schwazer Tod)。從中更能理解,黑死病中的黑,並非針對顏色,而是指向鼠疫所帶來的可怕現實,就像瀰漫着死亡和恐慌的暗影。鼠疫流行之際,就像死神在大規模清理人間。

鼠疫這個概念的德語詞源(Pest)可以追溯到拉丁語(Pestis),在古代歐洲,甚至更久遠的年代,這個稱謂並沒有現代醫學上的意義,而是作爲恐懼、死亡、饑荒等災難的代名詞,統稱爲瘟疫(Pest),不僅僅深深根植於記憶深處,也時常出現在希臘神話、聖經及各種古典文獻和宗教文本中。尤其是在神話和宗教文本中,瘟疫並非定位爲一種在自然發生的流行性傳染病,而是時常作爲神懲罰人間罪惡的一種手段。聖經的啓示錄甚至把瘟疫視爲一個開啓世界末日的徵兆:“我看見一匹灰色的馬和名叫死亡的騎士,帶着地獄和權力,用刀劍、饑荒、瘟疫和野獸,殺去地面上1/4的人。從中可以理解,尤其是在中世紀的歐洲,瘟疫作爲一種死亡感知,與罪惡、懲罰和世界末日併合在一起,成爲一種日常生活意識,進入各個社會層面的同時,也加入歐洲藝術形態的構建。這裏要特別強調一下,文中所說的藝術,尤其在歐洲的中世紀及之前的時代中,並不是現代人用來欣賞、收藏或投資的藝術品,而是一種溝通世俗與神界的媒介,例如繪畫、雕塑作品。教堂建築則通常成爲凡人在人間抗擊災難和魔鬼的庇護所,同時也是消解罪惡,通向神界的一道靈橋。接下來的文本要講述的,是黑死病與兩種建築形態的關聯,一種爲顯性,另一種爲隱性。

人骨教堂:死者的“靈魂居所”

布拉格附近的人骨教堂(Kostnice Sedlec),就是黑死病塑造死亡與藝術的一個顯性例證。教堂於15世紀初開始建造,所在地是庫特納霍拉(Kutná Hora)的一個白衣會修道院墓地(Zisterzienser-Kloster Sedletz),在14世紀中葉亂葬着近3萬死於黑死病的人,15世紀初埋葬了大量死於胡斯戰爭的犧牲者。在雨水的沖刷下,不斷有死者的骨骼露出地面。相傳有一個半失明的修道士出於同情和修道,於1511年開始在這墓地上清理人骨,系統整理近4萬名死者的骨骼,洗刷乾淨後堆放於教堂中。波西米亞的王爵家族黑山(Schwarzenberg)於十九世紀購買了這塊墓地和教堂,並於1870年,用存放於教堂中的人骨來裝飾教堂,圖中所見的,就是人骨組合的黑山家族的家徽(圖1)。

黑死病與歐洲建築的兩種樣式:末日與彼岸

圖1人骨教堂 黑山家族紋章,14-19世紀,庫特納霍拉 攝影   MN

這種用死者骨骼來裝飾教堂的做法並非孤例,雖然並不多見,卻是歐洲教堂建築的一種類型。人骨教堂的一種重要觀念,根植於啓示錄中的末日審判。其中有文字描述末日審判開啓的場景,有四位天使吹響號角,喚醒所有東南西北方位死去的人們,和活着的人一起接受基督的靈魂審判。有罪者將進入地獄,無罪者將進入天堂。地獄代表的是無盡懲罰,而天堂則代表救贖。末日審判之後,人間將不復存在,因此在基督教信徒的意識中,人生在世是一種修行,死亡只是一種睡眠,睡醒之後,無論是進入地獄或是天堂,都意味着進入一個終極世界。

黑死病與歐洲建築的兩種樣式:末日與彼岸

圖2人骨教堂 吹號角的天使,14-19世紀,庫特納霍拉 攝影   MN

捷克的人骨教堂中,就有頭骨堆砌的四座塔,吹動號角的天使立於其端(圖2),表現的正是一種開啓末日審判的場景,用號角聲喚醒教堂中的逝者,也用對末日審判降臨的期待,來象徵對教堂中4萬多亡魂的終極審判和救贖。所以人骨教堂中堆砌如山的人骨營造的並不是對死亡的恐懼,而是死亡之後重生的希望。所以人骨教堂還有另外一個名稱,叫“靈魂居所”。

但是,這個居所中的靈魂深埋於史料和特定人羣的意識深處,旁人無從感知。就如在今天,人骨教堂已經成爲了一個旅遊景點。大約5歐元一張門票,進去之後,就混入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羣,在人骨堆積之處獵奇,或停留在破裂的頭骨前,勾勒死者生前的最後一刻,或屈身於死者脛骨堆積的隧道入口,把思路透入黑暗,感觸死者的去處(圖3)。教堂空間瀰漫着一種骨灰的味道,就像焚燒過的塵土,也流動着活人的體味和身影,在死者的骨骸前停駐晃盪,一瞬即過,把死亡變成永恆,生者化爲浮光掠影。與人骨教堂完全不一樣的是,中世紀一種名爲哥特式的教堂,用特殊的建築結構和採光構造了一種奇特的空間,從感知層面來容納靈魂,但這魂魄並非源自死人,而是發自生者的寄託。

黑死病與歐洲建築的兩種樣式:末日與彼岸

圖3人骨教堂 骷髏山,14-19世紀,庫特納霍拉 攝影   MN

哥特式教堂:生者的寄託

在中世紀時代,對黑死病的恐懼、十字軍東征兩百餘年所帶來的戰亂和大量占星家的可怕預言,塑造了末日審判即將到來的常識,也形成中世紀人們恐懼與期待的一個重要根源。恐懼出自地獄中的無盡懲罰,期待出於天堂的平和。恐懼與期待、地獄與天堂因此成爲中世紀藝術的一個重要表現主題。但是,爲了規避聖經中明確禁止偶像製作和崇拜的戒律,宗教會議把製作圖像的目的,限制於用於傳播教義和神性的嚴厲教條中。 所以中世紀時期的圖像塑造,大多具有符號化及精神化特徵,例如金色和反光代表神性和天堂;黑色及黯淡象徵魔鬼和地獄。而這種精神化表現的巔峯,並非出現於雕塑或者是繪畫,而是現於哥特式教堂。

黑死病與歐洲建築的兩種樣式:末日與彼岸

圖4巴黎聖母院1163-1345,攝影   MN

哥特式教堂承重體系的改善,讓教堂的牆體擺脫了沉重的負擔,不僅僅可以變得很薄,還能大量開鑿窗戶。尤其是中後期哥特式教堂的牆,幾乎被窗體通透,本來可以通體透亮,但大部分教堂內部空間,卻充斥着黑暗(圖4)。形成這種暗黑的一個重要根源,是教堂外牆彩窗的使用和教堂龐大、空曠的空間體量。色彩濃厚的彩窗把天光過濾成色光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阻斷了天光對教堂空間的照明。在哥德式教堂龐大的空間中,昏暗在視覺和意識層面,讓教堂內部的特定空間,看上去就像沒有盡頭。教堂的光亮集中在祭壇、高窗和側廊(圖5),形成特定的光區,像寶石一般在黑暗中閃爍。雖然五彩斑斕,卻絲毫也不顯媚俗,而是在教堂石質的柱體中,更在昏暗的壓抑中,營造了一種迷幻和沉靜的光效(圖6),就像人在黑暗的迷途和死亡的暗影中,看到了希望。

黑死病與歐洲建築的兩種樣式:末日與彼岸

圖5亞岷主教堂內殿,1220-1366,法國,攝影    MN

黑死病與歐洲建築的兩種樣式:末日與彼岸

圖6巴黎聖禮拜堂二樓穹頂,1244-1248法國 攝影    MN

很多經院哲學把光視爲神和天堂的化身。彩光散射的五彩斑斕之美,不是一種簡單的功能性感官享受,而是一種發生在精神層面和記憶深處的感應。柏拉圖的哲學中,美能喚醒慾望和愛,能觸及靈魂而進入純粹的思想和理性。在此基礎上,普羅丁的新柏拉圖主義思想把美理解爲一種能淨化靈魂,探知純淨神性的神祕視覺經驗。三世紀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家普羅丁(Plotin 204-270),把色彩理解爲美的一種純粹形式,代表光對黑暗的征服。哥特式教堂的彩色之光打造了一種精神化和抽象化的天國,更是一種設置在彼岸的神性世界。這種光效之下,教堂中的暗黑既可以理解爲世俗世界,在指向象徵和恐懼的同時也隱匿着一條通往彼岸之路。在此情景之下,哥特式教堂燦爛的玫瑰花窗,就像是一個懸浮於黑暗盡頭的太陽,也像一道通往迷幻彼岸的光門(圖7)。與人骨教堂完全不一樣的是,哥特式教堂中的暗黑和彼岸並沒有清晰的意義指向和源頭,既沒有刻畫黑死病之死,有沒有營造十字軍東征的動盪,而是一種高度抽象和精神化的,對世界末日與天堂,死亡與彼岸的感知。正因如此,這種建築空間發生的效應跨越了時間和地理的隔閡。直到今天,仍然能夠在各種不同的層面,不同的人生經歷中,引發去向不定的精神共鳴(圖8)。

黑死病與歐洲建築的兩種樣式:末日與彼岸

圖7蘭斯主教堂側廊玫瑰花窗,1211起建,法國,攝影   MN

黑死病與歐洲建築的兩種樣式:末日與彼岸

圖8梅斯主教堂內部,1220-1520 ,法國,攝影   MN

黑死病與歐洲建築的兩種樣式:末日與彼岸

蘭斯主教堂側廊玫瑰花窗,1211起建,法國,攝影   MN

黑死病於14世紀再度席捲歐洲。但是,對末日審判來臨的想象,並沒有隨着死亡的再度降臨而加重,而是在屍橫遍野的現實中破碎,讓人在死亡的逼近中,更加珍惜現世生活的歡樂,從而成爲促使人文主義萌發的一塊重要土壤。這之後,在人本認知的作用下,藝術中的黑死病以各種顯性的形態,可以化身爲渾身潰瘍的病人,或把潰爛附着於基督受難的軀體,也可以化身爲天啓中的死亡騎士,或地獄的魔鬼,並和着不同的認知,出沒於人間、地獄與天堂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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