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减贫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发挥了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探索了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强化组织保证

扶贫开发，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

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体制机制，强化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要求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根据职能承担脱贫攻坚任务，为扶贫开发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选派300多万名县级以上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到贫困村开展驻村帮扶，他们与数百万乡镇扶贫干部和村干部一起，在扶贫开发中得到锤炼，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明显增强，提高了做群众工作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成果共享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这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使千百万农民通过转移就业增加了收入、解决了温饱问题，还为各级财政增加扶贫投入提供了有力保障｡

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时，把扶贫开发作为重要内容，放在突出位置，带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参与发展过程｡

我们不断丰富和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为贫困地区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西部大开发战略安排的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项目优先在贫困地区布局｡

坚持开发式扶贫，激发内生动力

中国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

对贫困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全方位改善发展环境，增强活力和动力｡

对贫困人口，加强劳动技能培训，提升整体素质，摆脱思想贫困、意识贫困、能力贫困，依靠自己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

同时，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国家逐步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农村特困群体保障制度和临时救济救灾制度，加大对残疾人的扶持力度，为贫困人口编织起社会安全网｡

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效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农村普遍贫困的状态，中国实行普惠性的政策措施，使大部分地区和群众受益｡

一是开展建档立卡，解决“扶持谁”的问题｡

2014年，全国组织80多万人逐村逐户开展贫困识别，基本摸清了我国贫困人口分布、致贫原因、脱贫需求等信息，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

二是开展驻村帮扶，解决“谁来扶”的问题｡

全国累计选派300多万名县级以上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参加驻村帮扶，目前在岗的第一书记20.6万人、驻村干部70万人，加上近200万名乡镇扶贫干部和数百万名村干部，一线扶贫力量明显加强｡

三是实施“五个一批”工程，解决“怎么扶”的问题｡

贫困地区特色种养业较快发展，电商扶贫、光伏扶贫、乡村旅游扶贫等新模式成效显现｡

四是严把贫困退出关，解决“如何退”的问题｡

中央建立贫困退出机制，明确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退出标准和程序，指导各地科学合理制定脱贫滚动规划和年度计划，对拟退出的贫困县组织第三方进行严格检查评估，确保退出结果真实｡

坚持加大投入，强化资金监管

资金投入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保障｡

中国坚持发挥政府投入主体和主导作用，增加金融资金对扶贫的投放，发挥资本市场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作用，吸引社会资金广泛参与脱贫攻坚，形成脱贫攻坚资金多渠道、多样化投入｡

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

扶贫开发，各方参与是合力｡

中国坚持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力量作用，组织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定点扶贫，支持军队参与驻地扶贫，动员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扶贫，形成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

坚持从严要求，促进真抓实干

扶贫开发，从严从实是要领｡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各环节｡

党中央将脱贫攻坚作为巡视工作重要内容，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中央出台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东西部扶贫协作成效评价办法、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成效评价办法，扶贫领导小组每年组织开展一次考核，党中央、国务院审定考核结果，较真碰硬促进真抓实干｡

坚持减贫国际交流合作

中国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2004年5月26—27日，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在上海举办了全球扶贫大会，推广中国“政府主导大规模减贫计划”的经验｡ 此后，中国减贫国际合作从以引进资金项目技术为主转向双向交流｡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70年农村发展与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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