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元年（乙酉，公元二五年）

臣光曰：孔子称“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是以舜举皋陶，汤举伊尹，而不仁者远，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实诸群公之首，宜其光复旧物，享祚久长，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

——《资治通鉴》卷四十【汉纪三十二】

【解题与点评】

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才者济大业。古人云：“善用人者能成事，能成事者善用人。”刘邦在 48 岁以前只是一个村野亭长，百无一能。然而，后来他却能将英雄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逼得乌江自刎，成为大汉王朝的开国之君。

对于成功的原因，刘邦自己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

由此可见，刘邦之所以能成为帝王，并不在于他有过人的勇气和才能，而是他能够用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刘邦因为善用韩信、萧何和张良，而成就了一番霸业。

唐太宗李世民的用人之道最为感人至深。他说：“君子小人，各安其位。”意思是说，君子与小人各得其用。“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

孝灵皇帝熹平四年（乙卯，公元一七五年）

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谨择忠贤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执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阂文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灵之时，刺史、二千石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令视之，岂不适足为笑而深可为戒哉！

——《资治通鉴》卷五十七【汉纪四十九】

【解题与点评】

这里司马光还是说治国统治之术。他的意思是单纯用法治是治理不好国家的。法不在多，而在于如何执法。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因为网再大，如果总是网开一面，总会有漏网之鱼。而且逃走的往往是大鱼。结网固然重要，堵漏也不可少。

世祖武皇帝泰始二年（丙戌，公元二六六年）

臣光曰：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晋武帝赦山涛而褒李憙，其于刑、赏两失之。使憙所言为是，则涛不可赦；所言为非，则憙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结于下，威玩于上，将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刘友伏诛而涛等不问，避贵施贱，可谓政乎！创业之初，而政本不立，将以垂统后世，不亦难乎！

——《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晋纪一】

【解题与点评】

司马光认为为政之本在于赏罚分明，最忌讳的是在施政执法时避贵施贱。如果“刑不上大夫”，既有违法的公平，也会削弱官府的威信，导致政治腐败。古人有一句话：“公生明，廉生威”，说的就是公正执法，公平施政。

世祖武皇帝泰始十年（甲午，公元二七四年）

臣光曰：规矩主于方圆，然庸工无规矩，则方圆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于哀戚，然庸人无衰麻，则哀戚不可得而勉也。《素冠》之诗，正为是矣。

杜预巧饰《经》、《传》以附人情，辩则辩矣，臣谓不若陈逵之言质略而敦实也。

——《资治通鉴》卷八十【晋纪二】

【解题与点评】

每个人应该只服从制度，而不应该服从封建皇帝的权威。制度是什么？它就是一把尺子，对所有人和所有事都是一个标准。如果人人都遵守规矩，社会就秩序井然了。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太和八年（甲寅，公元八三四年）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进贤退不肖，其处心也公，其指事也实；小人誉其所好，毁其所恶，其处心也私，其指事也诬。

公且实者谓之正直，私且诬者谓之朋党，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赏，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

夫如是，则朋党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则不然，明不能烛，强不能断；邪正并进，毁誉交至；取舍不在于己，威福潜移于人。于是谗慝得志，而朋党之议兴矣。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唐纪六十一】

【解题与点评】

历史上君子与小人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朋党之争也时有发生。司马光认为君子之所以打击小人，是出于公心，是以事实说话；而小人排斥君子则不同，是出于私心私利，是靠歪曲事实，或无中生有来构陷。作为君主，在君子与小人的斗争中，应该明辨是非，赏罚分明，亲君子而远小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朋党之争。

当然，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虽然总体来说，邪不压正，历史上虽然也有正气不伸的时期，但这不是历史主流。正与邪较量，谁占上风，这要看是什么天气了。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为政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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