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帥女兒凌孜：我的人生無悔

打開一扇緊閉的高大鐵門，便是一棟兩層小樓，這裏就是當年葉帥的家。

在這個位於北京西山軍事科學院的宅院裏，葉劍英的夫人吳博和二女兒凌孜(原名葉向真)平靜地生活着。

冬日朦朧。在掛滿葉帥照片的客廳裏，凌孜迎面走來，高挑、幹練，高雅、清新，完全不似一個年屆七旬的老人。

凌孜爲記者每人準備了一個熟透了的柿子，她說柿樹是葉帥住時種的，以前這裏有很多的果樹。

凌孜說，看着客廳裏懸掛的那張父親與她的合影，總是會回憶起1963年11月一個深秋的清晨。那天，凌孜陪父親在院落裏散步。父親撿起一片紅葉觀賞了一下，隨手交給凌孜，凌孜回屋就把紅葉夾進父親的厚書裏。沒想到，隔了一天，父親寫了一首五言詩：“翠柏圍深院，紅楓傍小樓；書中藏醉葉，留下一年秋”。

葉向真和葉帥

23年後的1986年，也是在一個楓葉飄落的深秋，葉劍英在這裏走完了最後的人生路程。“當時我找出了一片存在書中的楓葉，兄弟姐妹們都在上面簽了名字，以作爲對父親的懷念”。

“造反派頭頭”葉向真

1966年“文革”爆發，25歲的凌孜這時是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還擔任了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會主席。“文革”大潮中，凌孜亦難抵造反激情，是中央戲劇學院“造反派”組織“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首腦，成爲首都藝術院校的“造反派”領袖。

此時的葉劍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他對這場運動的態度十分謹慎，目睹“造反派”種種破壞活動，無力制止，只能大力穩定住軍隊局勢，強調軍隊與地方不同，不能隨便揪鬥、處分幹部。

葉劍英與葉向真。

“當時的想法很單純，不管是哪個派系，都是永遠忠於毛主席，這個宗旨不變。派系間互相看不順眼，我對你有看法，你對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凌孜回憶說。

1966年，毛澤東先後8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當時首都治安由父親管，有一次，他一回來就說‘糟了’，紅衛兵走了以後，在天安門廣場發現了很多金條。當時紅衛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兒都搶了來，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裏，結果一高興，一擠，金條從兜裏掉出去了。父親非常感慨地說了一句：‘如果這樣下去，年輕人不知道會學成什麼樣！？’”

凌孜說，後來，中央文革小組就到各個學校講話，說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這些人都是反黨的，不應該讓他們養尊處優，應該讓他們到羣衆面前，接受批判，並下了指令。

1949年葉劍英與女兒葉向真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留影。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兩輛載滿紅衛兵的汽車停在位於臺基廠7號的彭真住地，他們把一封信交給了門衛。趁門衛進屋看信之機，紅衛兵強行衝進了大門，把彭真從牀榻上搶走，並擺脫了隨後追來的警衛人員。

策劃“綁架”彭真的主角之一就是當年的葉向真。

43年後，凌孜說，“學生都這樣，指哪打哪，中央文革小組把紅衛兵召去開會，說應該做這件事。在這種號召之下，我們就做了”。

“江青很會利用我們這些熱血青年。當時有一種單純的革命熱情，或者說，是一種信念，帶有一種色彩。我們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一定就是這樣了。”江青爲此還把凌孜請到釣魚臺，跟她一起喫飯說：怎麼能讓這些反革命在家養尊處優，要讓他們見羣衆嘛！

在凌孜的組織下，彭、羅、陸3人被抓，除了楊尚昆。“楊沒抓到，找不到他住的地兒”。

此事馬上驚動了周恩來總理。他打電話問“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是誰搶的人。

戚本禹說，“可能是凌孜，我們打聽打聽”。不到五分鐘，這一“可能”被確認。

凌孜回憶說，“周總理千方百計找到我，跟我要人。我們就和總理談判。”

“周總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長大的，就問‘你們怎麼回事啊，把他們藏在哪裏了’？我們不說，就說把他們藏在安全的地方了。總理就笑，說我們保證，幫你們開羣衆大會。”

“他說：你們看不住，他們的安全誰負責，如果有壞人搗亂，你們不能保證他們的安全。你們不是還少一個楊尚昆麼，開會的時候我保證把四個人都送過來。”

凌孜說到這，哈哈大笑說，“周總理何等人，對付我們這些小毛孩子太簡單了，他還覺得我們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周總理什麼場合沒經歷過，跟我們談判不跟小孩玩似的，他還笑嘻嘻的”。

葉向真（凌孜）與父親葉劍英、習仲勳等人在一起

“我們當然聽總理的話，就老實交代，人藏在中央音樂團的音樂大廳。”凌孜說，只藏了一天，人就被總理帶走了。

然後，公開批鬥彭、羅、陸、楊等人的萬人羣衆大會舉行，這是全國首次公開揪鬥中央一級的“黑幫”，轟動一時。

但凌孜沒有料到的是，1966年底，包括葉劍英在內的幾位元帥以及軍委各總部的負責人也開始遭到“造反派”的圍攻。性格直爽的陳毅首當其衝，葉劍英也被迫在軍校師生大會上作“檢討”。其後，“造反派”數次醞釀揪鬥陳、葉，被周恩來出面制止。

但保了元帥，保不住將軍。爲挽救大量遭到迫害的軍事將領，葉劍英所在的軍事科學院內的二號樓成了老幹部們的“庇護所”。

1967年，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政部門全部癱瘓了。2月，在中南海懷仁堂周恩來總理召開的一個會議上，葉劍英責問“中央文革小組”：“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

在京西賓館一次中央軍委會議上，一向溫和儒雅的葉劍英突然發火，猛擊桌子，小拇指被拍斷了，後來被定性爲所謂的“二月逆流”。此後，葉劍英不再負責軍隊的重要工作。

醫生江峯

1962年，凌孜和“鋼琴神童”劉詩昆結婚，並於1964年生了兒子毛毛。“文革”爆發，劉詩昆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投進監獄，爲免連累凌孜，兩人辦理離婚。但凌孜也未能逃離厄運。

1967年，“在父親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長謝富治執行，突然把我們家6個子女和保姆都抓起來關進了監獄，爲的是從子女口中弄出整父親的材料”。

當時，葉劍英的長子葉選平、次子葉選寧、長女葉楚梅、長婿鄒家華連同一個帶毛毛的保姆都被投入功德林監獄分別關押。

凌孜被關押在9平方米的單人牢房裏，一切與外界隔絕。“開始的時候覺得沒什麼，想着過幾天還不得把我放了啊。兩三個月後，覺得事情沒那麼簡單，好像他們弄不倒我父親就要永遠弄我，但如果我父親被弄倒了，我也出不去了。”

在獄中，凌孜鑽研起了中醫，試驗鍼灸。她趁提審時，在桌子上撿了根大頭針，又從掃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鐵絲，在水泥地上磨成針，往自己大腿的穴位裏扎。後來，獄醫給犯人看病，無意間遺落下兩支針。她從此用這兩支“正牌武器”練習鍼灸，爲出獄後當醫生埋下了伏筆。

“九·一三事件”後，葉劍英重新主持軍委工作。周恩來總理向毛澤東說：“葉帥一個女兒還在監獄裏關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個……”

毛澤東說：“一個孩子關她做什麼！”凌孜終於重獲自由。然而，出獄後的凌孜讓父親震驚了，女兒幾乎連話都不會講了，人也變得十分遲鈍。“父親看見我時非常激動”。

凌孜被關了近4年的單人牢房，是葉家被關監獄時間最長的一個親屬。“出來後我怕聽到聲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當這種時候，葉帥就想跟凌孜說說話，比如“身體狀況如何”，而凌孜卻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後來突然說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裏話：“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聽了女兒的話，葉劍英眼圈發紅，眼睛溼潤：“不是！是爸爸連累了你們。”

他擔心自己這個女兒會傻掉。“父親對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們幾個做兒女的遭遇種種磨難，完全是因爲江青要整他。他真擔心我的身體恢復不了。”

幸運的是，一年以後，凌孜身體基本恢復正常。

1972年，凌孜改名江峯進入北京醫學院改行學醫，兩年後在解放軍301醫院實習。實習結束後，她留在了這家醫院，開始了7年的外科醫生生涯。

她突然說了一句話：“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葉劍英眼圈發紅，眼睛溼潤：“不是！是爸爸連累了你們。”

導演凌子

1976年初，79歲高齡的葉劍英主管着軍隊的主要工作。9月，毛澤東逝世。凌孜回憶說，葉劍英分頭與華國鋒、汪東興談話，3個人經過多次精心縝密的策劃安排，商定好了如何實施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具體計劃。他們於10月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由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主持和見證，由中央警衛局將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江青等分別抓了起來。

“抓‘四人幫’，他們三人每個人心裏都有想法，在毛主席去世守靈的時候，互相試探、交談，看對方的反應。最後明白了彼此的想法”。

葉劍英身經百戰，處理應急性事件絕對謹慎小心。“他們三個人沒有在一起待過，更不會大張旗鼓開會，父親都是晚上開車到中南海，到汪東興家裏談部署和安排”。

“汪東興不能出來，他是管8341部隊的，所有警衛都歸他管，他站在哪邊，那邊90%就會贏，他的行動是‘四人幫’嚴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動不動，得讓江青等摸不着汪的動向，這就是父親的佈署。”

“華國鋒當時集黨、政、軍三權於一身，他要往哪邊走動，人們就知道他的傾向了，所以他也不能走來走去。汪東興同志告訴我：你父親要我同華國鋒同志不要動，他在我兩人中間來穿插……。”

“老爺子走動，他的車從中南海西門進，在汪家討論後，出北門又去了華家，到哪去了四人幫也不知道。抓‘四人幫’前，他們三人根本沒一起碰過面。”坐鎮全局的葉劍英做的天衣無縫。“江青等不是做這方面工作的，沒有這麼內行。父親經歷過白色恐怖的極端嚴峻形勢考驗，當然知道該怎麼做！”

凌孜說，她後來問汪東興與華國鋒，他們證實了這些細節。

“讓‘四人幫’來開會，按照之前的計劃三個人一組負責抓一人，每組警衛只知道自己的任務，一個一個地抓”。

沒響一槍，沒流一滴血，“四人幫”就這樣被驅逐出了歷史舞臺，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十年浩劫”結束後，1978年，葉向真改筆名凌子，迴歸“本業”當了電影導演，在中國新聞社電影部拍攝紀錄片。“我這個名字(葉向真)已經夠響亮的了，在抓我之前，全國很多大字報上都有我的名字，我本能地不願意讓這名字到處出現”。凌孜說。

而在父親對凌孜的期許中，希望女兒做箇中國的“米丘林”。米丘林是蘇聯著名的植物育種家。上世紀50年代，紀錄片《米丘林》在國內上映時，鼓舞了不少立志投身植物研究的熱血青年。凌孜小時候對植物的栽培嫁接有天賦，父親認爲女兒學習植物學會很有前途。但是，凌孜沒和父親商量就報考了藝術學院。1960年，葉劍英得知女兒考上的是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後就不高興了。凌孜說，“父親一個星期沒跟我說一句話。”

在葉劍英看來，“你要選擇的職業，應該很直接的對國家有用，學電影導演不能很直接的對國家做貢獻”。同時代的開國元勳的孩子們，要麼是去哈爾濱軍事學院、要麼是去蘇聯留學，都是學習通訊、導彈、潛艇之類的國家急需專業。

1981年，凌孜一人攜《原野》前往威尼斯參加電影節——因爲這部片子在某個領導看來是“男盜女娼”，電影局禁止演職人員前往參賽。

20年後，凌孜拍完電影《原野》，請父親看這部片子。父親看完說了一句話：“現在我才明白你在幹什麼。”

這是凌孜第一次拍電影，請了著名演員劉曉慶和楊在葆，中新社主創人員只有凌孜等幾個人，其他有北影、上影、長影的人，“各單位湊出一部《原野》。”

在《原野》的拍攝過程中，凌孜還收穫了愛情，與錢壯飛的外孫羅丹結婚。1980年，香港電影界人士榮念增看到這部影片的拷貝，並向威尼斯電影節亞洲選片人馬克·穆勒(現任威尼斯電影節主席)做了推薦。

1981年，凌孜一人前往威尼斯參加電影節——因爲這部片子在某個領導看來是“男盜女娼”，電影局禁止演職人員前往參賽。

馬克·穆勒代表電影節將《原野》選入參賽片，這是中國第一部參賽的電影。最終獲得那一屆威尼斯電影節世界最優秀影片推薦榮譽獎。“這是我們國家第一部入圍威尼斯電影節的電影。當時入圍的亞洲電影都是黑澤明的，華人這是第一部”。

獲獎的《原野》並沒有就此進入公衆視線，雖然在香港票房大獲好評，把當時臺灣電影金馬獎影片壓的沒了版面，沒了聲音，但在大陸被審查定性爲“只能外銷，禁止內銷”。

時隔7年之後，《原野》解禁，公衆才一睹禁片的真面目。在1988年中國電影百花獎的評選中，《原野》獲得最佳故事片獎。

1986年深秋，葉劍英元帥因病逝世。讓凌孜遺憾的是，父親沒能看到自己事業上的這次“平反”。

《原野》之後，凌子又拍了《風吹嗩吶聲》和《三寶鬧深圳》。1982年，凌子根據韓少功小說改編的電影《風吹嗩吶聲》，引起夏威夷等三個電影節的關注，但這部片子又出人意料的是“只准內銷，禁止外銷”，多種原因下，凌子揮別影壇。

之後，她跟着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並改名爲凌孜。現在的凌孜是全國政協委員，國際儒學聯合會普及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宣傳和普及，“儒家的傳統文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從一名社會秩序的破壞者到一名中國傳統文化的建構者，凌孜談起自己的“文革”經歷，她說，“我不後悔，我也是受害者。現在想當年當然不對，真幼稚。歷史就是這樣。”

如今的凌孜，“文革”和電影已是過眼雲煙，現在只是平靜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