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典’和禽流感相繼暴發，應當引起我們對現行生產、生活方式的反思，如不能制止嚴重破壞自然平衡的行爲，不能與生物界和諧共存，人類可能會像恐龍一樣因‘特化’走向滅絕。對於地球而言，人類是一種寄生生物——“人類的泛濫彷彿感染，混凝土的壞死點遍佈全球，歐洲、日本和美國猶如癌症的爛肉，擠滿了不停複製的靈長類動物，人類羣落無限擴張和蔓延，很可能會給生物圈帶來大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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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山山

人類自詡爲萬物之靈長、地球之主宰，以規訓萬物爲傲，甚至宣告世界已經進入人類中心主義的“人類世”，聲稱決定未來的不復是自然之功，而是人類之力。

“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了報復。”（恩格斯）

一場疫情，一次蟲災，一次地震或海嘯，一場大火或暴雪，就能輕鬆證明人類的脆弱與無力。

對地球而言，人類就是一種寄生生物。人類羣落無限擴張和蔓延，帶來了全球變暖、物種滅絕、森林消失、水體污染、土壤腐蝕、垃圾圍城、霧霾壓頂等惡果。“爲此，地球啓動了針對人類的免疫反應，而病毒可能就是大自然的清除手段。”（理查德·普雷斯頓）

對這羣地球上的倖存者，大自然不止一次發出過預警，但人類卻毫不在意。“人類唯一能從歷史中吸取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都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黑格爾）

如何讓人與自然、人與生命、人與人和平相處？

人類除了要修正三觀 （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也亟需補習第四觀——自然觀。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就是，人要順應天地萬物之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應時而動，行有所止，心存敬畏。

因爲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2020年的頭兩個月對於很多人來說，顯得過於漫長。

正如加繆在《鼠疫》中所寫的那樣：“人們開始感到恐懼，同時也開始思考。”除了思考疫情，人們也在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

“尤其對於正在精神成長期的90後和00後，這或許是人生的第一次危機時刻（此前遇到的最大危機或許是失戀或考試不及格），可能因此萌生屬於自己的問題意識，思考自己與社會的關係。”學者王曉漁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這樣表示。

《沉睡的吉卜賽人》，1897年，亨利·盧梭作品。

病毒可能是大自然

清除人類這種寄生生物的手段

除了《鼠疫》，美國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頓的《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也是疫情時期很多人重讀的書。

該書的第一章就把讀者帶回40年前的1月，故事從一個叫夏爾·莫內的法國人講起。夏爾·莫內在位於肯尼亞西部的一個糖廠工作，此前的聖誕假期，他和一個朋友驅車去埃爾貢山野營，並在元旦這天探訪了奇塔姆洞——夏爾·莫內很可能就是在這裏感染了馬爾堡病毒，因爲這個洞穴是他和另一個感染致死者的唯一交集之處。

根據《血疫》改編的同名電視劇

探訪奇塔姆洞後的第七天，也就是1980年1月8日，夏爾·莫內開始發病。他的眼珠變成了鮮紅色，越來越像一具殭屍。他搭乘肯尼亞航空的一趟通勤航班前往內羅畢就醫。在飛機上，他開始嘔吐，吐出所謂“黑色嘔吐物”，這是因爲病毒在他體內開始“極度擴增”。

支撐到內羅畢醫院後，他終於倒下。“急診室的其他病人慌忙起身，避開地上的男人，大聲呼叫醫生，他周圍的血泊迅速擴張。致命病毒摧毀了宿主，此刻忙着鑽出他身體的每一個孔穴，正‘試圖’找到新的宿主。”

“《血疫》的第一章，是我這輩子讀過最可怕的。”被譽爲“當代驚悚小說之王”的斯蒂芬·金曾這樣感嘆。

放大約10萬倍的馬爾堡病毒 / 維基百科

馬爾堡病毒是人類發現的第一種絲狀病毒。它來自非洲，卻有個德國名字——1967年，這種病毒在德國馬爾堡一家藥廠暴發，因此得名。攜帶病毒的是從烏干達進口的實驗用猴子。1976年在剛果（金）被發現的埃博拉病毒，也就是《血疫》一書的主角，也屬於絲狀病毒家族。

“你越是琢磨高危病毒，就越會覺得它們不像寄生生物，而是越來越像獵食者。獵食者的特徵之一就是會無聲無息地潛行，有時候會潛伏很長時間，而後突然暴起襲擊。”書中這樣寫道。

《血疫》截圖

在用文字最大限度地展示了病毒的可怕（當然不免有誇張之嫌）之後，普雷斯頓在最後一章寫下推論：

對於地球而言，人類是一種寄生生物——“人類的泛濫彷彿感染，混凝土的壞死點遍佈全球，歐洲、日本和美國猶如癌症的爛肉，擠滿了不停複製的靈長類動物，人類羣落無限擴張和蔓延，很可能會給生物圈帶來大滅絕。”

爲此，地球啓動了針對人類的免疫反應，試圖清除這種寄生生物的感染，而病毒——包括艾滋病病毒在內——可能就是大自然的清除手段。

“我猜艾滋病恐怕不是大自然展現出的最強力量。”讀到普雷斯頓這句話時，你可能會覺得細思極恐。

如果我繁盛，你們也將繁盛

如果我衰敗，你們也會衰敗

甚至更糟

早在19世紀，恩格斯就警告人類：“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了報復。”

在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歐洲和美國的許多地方已經出現了水土流失等生態破壞現象，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自然界的“報復”。但那時人與自然的緊張關係尚未充分顯露，也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進入20世紀，尤其是進入當代以來，人類對自然界的支配欲和掠奪性開發變本加厲，自然條件空前惡化，導致了環境污染、生態失衡、資源短缺等全球性問題。

2014年2月8日，玻利維亞貝尼省，洪水氾濫，牛羣被困，無處可去。/ 視覺中國

在奈飛（Netflix）與金牌自然紀錄片製作組Silerback Films合作的8集紀錄片《我們的星球》（Our Planet）第一集，擔任旁白的英國生物學家、BBC主持人兼製片人戴維·阿滕伯勒講述道：

大約一萬年前，當人類建立第一個定居點時，人類周圍的世界，包括陸地和海洋，都充滿了生物。世世代代，這個穩定的伊甸園，培育了我們不斷發展的文明。

但隨即他又話鋒一轉：

然而，如今，在僅僅不到100年間，一切發生了變化。在過去50年裏，野生動物數量平均下降了60%，在人類歷史上，這還是第一次，自然的穩定性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了。

這是《我們的星球》列舉的數據：

熱帶雨林正以每年1500萬公頃的速度消失；

和1980年夏季相比，兩極海冰的覆蓋面減少了40%，預計到2040年，北極將再無冰川；

全球漁業資源正在急劇減少，其中1/3已經完全消失；

2016年至2017年間，超過1000公里的大堡礁白化，而全世界一半的淺海珊瑚礁已經死亡，餘下的可能在未來幾十年消失殆盡……

《我們的星球》截圖

也因此，有豆瓣網友評論道：“70%以上的解說都是負能量的報數字，什麼時候北極冰川消失，什麼時候野生紅毛猩猩滅絕。這不是一部展示地球之美的紀錄片，這是一部告訴你再不做點什麼大家馬上就全部玩完兒了的警告片！”

美國生物學家B。康莫納曾經寫道：

我們自稱先進，並宣告已逃脫了對環境的依賴。在南非卡拉哈里沙漠地區，一個遊牧部落的成員，只有從找到的一根草莖中才能榨出水來，而我們只要打開自來水龍頭，水就來了。

我們走的不再是無路可循的荒野，而是城市的街道網。我們不再追尋陽光取暖，或者躲開烈日避暑，只要利用這樣或那樣的機器取暖或降溫就行了。這一切逐漸形成這樣一種思想，即我們已經創造了自己的環境，不再需要自然環境了。

在熱切探尋現代科學技術利益的過程中，我們幾乎產生一種致命的錯覺：我們已經最終逃脫了對自然平衡的依賴。而事實是可悲的，截然不同的。我們依賴於自然界的平衡，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

有一個這樣的說法：若將46億年的地球史凝縮成一天24小時，人類不過是零點前幾秒鐘出現而已。

大自然不需要人類，人類卻離不開大自然，公益紀錄片《大自然在說話》用大自然的口吻說道：“是的，你們的未來取決於我——如果我繁盛，你們也將繁盛；如果我衰敗，你們也會衰敗，甚至更糟。”

圖 / 大自然在說話官微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生活？

“‘非典’和禽流感相繼暴發，應當引起我們對現行生產、生活方式的反思，如不能制止嚴重破壞自然平衡的行爲，不能與生物界和諧共存，人類可能會像恐龍一樣因‘特化’走向滅絕。”

這是2004年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原校長殷鴻福提出的看法。他指出，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研究生物演化史得出的科學結論。

殷鴻福的推論過程是這樣的：生物界的消亡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通過全面進化，舊物種不復存在，演變爲更高、更新的物種；另一種是未能綿延後代而絕滅。從猿到人的演變屬於前者，人猿消亡了，卻產生了更高級的人；恐龍的滅絕則屬於後者。

庫布里克電影《2001太空漫遊》截圖

引起恐龍滅絕的內因是“生物特化”。所謂生物特化，是指不與自然平衡，造成生物體某一方面非自然地過度發展。

比如某些物種個體增大是一種特化現象，它是生物演化上升的表現之一，但並不是越大越好；這些物種只適應於特別優越的環境、要求更多更好的食物。

恐龍就是這樣的物種，它一度是統治性生物，適應性和抗災變能力卻不斷減弱，一旦環境突變，便走向絕滅。

而人類也有着“特化”的風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繁殖加快，對肉食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人們獲取肉食的方式，日益依賴人工食物鏈，即工業化生產的家禽家畜。

“這種高密度、統一飼料、速長速肥的生產方式遠離自然，再加上激素、催肥劑的使用，使動物抗災變機能降低，易於染疫傳疫，導致口蹄疫、瘋牛病、禽流感頻發。”殷鴻福說。

恐龍的骸骨被留存在博物館中。/ unsplash

“非典”暴發的17年後，新冠肺炎疫情讓人們再次意識到人的脆弱、當代城市生活的脆弱，並進一步反思自己是不是做錯了。

比如，學者黃燈認爲日常生活中製造垃圾、不理性消費、無意識犬儒等都是“平庸惡”的一部分：

我越來越意識到，在技術的無限可能下，人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堅固的經濟GDP所製造的繁華城市，也許只是人類生活的一種幻影，我們擁有太多的盲點，人類並沒有想象中的強大和自信，在喧囂炫目的生活方式下，我們必須追問一個根本的問題：

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生活？我們到底該如何自處和與他者相處？也許，當下能做的，就是建構一種更爲健康、理性、簡樸、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培養真正適應城市規則的公民，否則，所有人必然共同承受不堪代價。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生活？

讓我們看看梭羅是怎麼生活的：“我發現，每年之內我只需工作6個星期，就足夠支付我一切生活的開銷了。整個冬天和大部分夏天，我自由而爽快地讀點兒書。”

瓦爾登湖 / 維基百科

他的木屋是自己建造的，總花費28.125美元，屋子裏的傢俱“包括一張牀，一隻桌子，三隻凳子，一面直徑三英寸的鏡子，一把火鉗和柴架，一隻壺，一隻長柄平底鍋，一個煎鍋，一隻勺子，一隻洗臉盆，兩副刀叉，三隻盤，一隻杯子，一把調羹、一隻油罐和一隻糖漿缸，還有一隻上了日本油漆的燈”，僅此而已。

當然，你大可以不贊同並覺得“矯情”，但沒關係，儘管去過你的生活吧，只要不是把所謂的“生活方式”當成生活就好。

✎作者 | 譚山山

原標題：在大自然面前，人類中心主義不堪一擊

本文首發於《新週刊》5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