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巴黎醫護人員：“是我殺了他！我永遠都不會原諒自己！”

隨着歐洲新冠疫情的蔓延，醫護人員們艱難的抗疫之路受到關注。26歲的意大利裔住院實習醫生蘿塞拉（化名）從3月23日開始，在巴黎一家負責接收新冠病毒感染者的醫院工作。我們曾登載她寫下的3篇“抗疫日記”，記錄了她在這場“戰爭”中的真實感受。現繼續刊發她最新寫的兩篇“抗疫日記”，內容如下：

日記四：“這種侮辱，我無法承受”（法國《快報》週刊網站3月28日文章）

2020年3月27日，週五

週五，我上班遲到了一刻鐘。我的科室主任朱爾當時正準備去查看病房。他並沒有和我談昨晚的死亡病例，已經沒有這個時間了，我應該準時上班。 這並不是他苛責，而是“戰爭中”的醫院就是這樣。

我打開電腦，發現G先生昨晚去世了。12小時前我和他的妹妹還交談過。她後來再也沒有打電話給我。我再也沒聽到她那憂傷的詢問：“我哥哥，他會怎麼樣呢？”

中午，我已經完成了當天的巡查。我查詢了兩個今天新歸我管的病人的資料， 因爲有一名住院實習醫生同事感染了新冠病毒；我們兩個診室只有三個住院實習醫生，病人要重新分配。

▲4月1日，轉運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救護車在警察的護衛下抵達法國巴黎奧斯特利茨火車站。當日，搭載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醫療專列從巴黎奧斯特利茨火車站出發，將患者轉運至布列塔尼地區接受治療，以緩解法蘭西島地區醫院收治重症患者的壓力。新華社發（奧雷利安·莫里薩爾 攝）

到了下午就忙亂套了。我儘可能快地來回跑，這都不夠。患者們病情惡化了，我得在他們心臟停跳前介入，否則他們就可能失去生命。早晨病情還不錯的T先生呼吸困難，他不斷嘔吐，需要靜脈注射、抽血和上氧氣。兩名晚期患者開始出現疼痛，需要給他們注射藥物來止疼。每次出入病房、穿過走廊以及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去，都要洗手、換衣服，但是沒有足夠的防護服，總之就是一片混亂。

在這種忙亂中，我還要寫週末交接班醫囑，並且照顧兩個新接手的病人：其中一個身體極度虛弱但意識清醒且很害怕；另一個是位年長的女性，伴有雙極性症狀並且很難回答醫生的詢問。要立即監控他們的血液循環和呼吸機能，以便在夜裏儘可能早地採取必要措施。

我把在走廊裏的女病人背進了病房。我檢查其體徵並完成了臨牀檢查。她的情況顯然不太好，但是病情還算穩定。我在檢查記錄上寫下結果，並且嘗試着在數據庫中尋找其信息。我找到的信息不全，但是我聯繫上了她以前的主治醫生。後者向我簡述了她的病情：這位女士是從一家精神病醫院出來的。

我還有一個今天的情況報告沒找到：它不是用電腦打的，而是寫在紙上的。我準備去找一下補齊今天的材料，正好碰到了朱爾。

朱爾對我大發脾氣，根本不讓我解釋，而且是當着衆人的面。他只看到了資料有所欠缺，顯然認爲我是個粗心的人。“18時還拿不到一個病人的全面資料，這是無法接受的！”這種侮辱，在這種情景和心情下，我無法承受。那位女病人是17時45分到醫院的，她的情況當時不太好。因此，在大致知道其情況後，首先需要確保她不受刺激、進行臨牀檢查、查閱急診醫生的醫囑。我不可能同時把一切都做了。

▲3月30日，在法國巴黎以東的訥伊普萊桑斯，工作人員在街頭進行消毒防疫工作。 新華社發（奧雷利安·莫里薩爾 攝）

另外，我當時已經精疲力竭了。我無助地抽噎，但沒人注意到，我得繼續我的工作。

缺失的情況報告最終在護士臺找到了。朱爾給該病人以前的臨牀醫生打了電話，最終拿到了全面資料。我開始寫交接班醫囑，要求第二天抽血，整理一堆事情，並且和他一起處理一天中最後的工作。

一小時後，我還在哭，當然在病房的時候除外。朱爾問我到底怎麼回事兒。 我向他承認，因爲沒做到的事感到傷心，還有無助感、不安全感、讓頭兒失望的窘迫……朱爾還算紳士。他並沒有真正地安撫我，只是不再生氣了。他向我解釋說，他的職責也包括在住院實習醫生工作不到位的情況下督導他們。

接近晚上八點半，我離開了醫院，感覺自己像一把髒兮兮、溼漉漉的拖布。我騎上自行車，一直哭。

明天，我可能會黑着眼圈、眼睛紅腫地去上班，但我會準時的。

▲法國“封城”後 警察拿着喇叭上街喊人回家（參考視頻）

日記五：“是我殺了他！我永遠都不會原諒自己！”（法國《快報》週刊網站3月31日文章）

2020年3月30日，週一

今天早上，我不想起牀，睏意很濃。但是鬧鈴一直在響，一遍，兩遍，三遍。我深呼一口氣，擁抱了一下維克托，然後起牀。

我疲乏得快要站不住了。在浴室裏，我坐在浴凳上開始淋浴，這是在投入醫院髒亂且難以預料的一天之前最後的樂趣。

我還不知道週末診室裏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道又有多少病人離開了這個世界。我只是知道，將會來到一個和週五不一樣的科室。

▲3月27日，在法國北部城市裏爾，人們來到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羅歇·薩朗格羅醫院。新華社發（塞巴斯蒂安·庫爾吉 攝）

一到醫院，我就得知那位85歲的老爺爺在前一天離世了。我預料到了，爲自己沒能在現場感到遺憾。我想到了他的女兒，在10天時間裏她不停地打電話，而她的父親一直在與死神搏鬥。

上午是視察病房時間。穿上防護服，脫掉防護服，洗手，安排氧氣，把老年人扶上輪椅，聽診肺部，撤下吊瓶，讀病歷。

下午，我要爲迎來一名新入院的病人做準備，但是病人剛送入急診室就死了。另外一名病人已經替代了他的牀位，不過要到晚上才能到。我明天才會見到他。

在我負責的病人中，有一名男子表現得很有攻擊性。只要有一點不對勁他就情緒不安，他也有認知上的問題。他沒法理解傳染病正在傳播而他已經感染了病毒，對別人來說他是很危險的。應該嘗試着和他解釋清楚。

“不，姑娘，別和我說這個。夠了！你和所有其他人一樣背叛了我！我是一個自由的人，我一直都在繳納社保，我有權回家！”

▲3月27日，在法國北部城市裏爾的羅歇·薩朗格羅醫院，醫護人員從一輛救護車上轉移患者。新華社發（塞巴斯蒂安·庫爾吉 攝）

我向他詳細解釋，回家是不可能的，我是在執行當局的命令……真的沒有別的辦法。他很生氣，大喊大叫：“出去！如果明天我還沒回家，我就自殺！”這是住院實習醫生經常碰到的場景，並非只是疫情期間。

P先生是一位89歲的病人，他可能很快就要離世。三天前，這一幕還難以想象。他身體一直不錯，在家裏和老伴獨立生活。但是他的妻子感染了新冠病毒，她有些小感冒但已經康復。不幸的是，她把病毒傳給了丈夫，後者的反應卻完全不一樣。老先生開始發燒並且脫水。幾個小時後，他的病情開始惡化並被送到醫院。

當老伴看到P先生被擡出救護車時，認爲這一次老先生可能沒法活着離開醫院了。

▲3月27日，在法國北部城市裏爾，醫護人員站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羅歇·薩朗格羅醫院門外。新華社發（塞巴斯蒂安·庫爾吉 攝）

今天那位老伴給醫院打電話，接電話的是科室負責人朱爾。老人的絕望讓他受到很大觸動，老太太認爲他們55年的戀愛長跑可能就要終結了。她在電話裏對朱爾說：“上次看見我丈夫，我並不知道這是最後一面。然而，是我殺了他。我永遠都不會原諒自己，但是如果不能和他道別就更受不了了。”於是，朱爾允許老人下午可以來探視一次。

一個半小時後，老太太出現在了醫院。她的面龐緊繃。我們給她穿上防護服，並給她戴上口罩和防護帽，然後讓她去病房。她很慢地走過走廊，實際上她已經是以最快的速度在跑。她是最後一次擁抱自己的丈夫，後者的生命正在一點點逝去。 她擁抱還活着的丈夫，淚流滿面。這可能是最後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