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是中华自有史以来卓尔不群的特征和从未中断的追求，波澜壮阔的“中华大一统”篇章必将永恒书写下去。反观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大统一国家，都无一例外成了历史长河中一闪而过的流星。

古波斯地区诞生过一个横跨亚非欧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而同时期的中国则处在群雄纷争的战国时代。但最终秦王扫六合使商周故土复归一统，而波斯人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却分崩离析，被希腊人的马其顿王国所吞没。

世界历史图系（最右侧红色为中国）

而当中国的西汉王朝蒸蒸日上时，希腊人的马其顿王国又被罗马人的罗马帝国所取代。公元476年罗马帝国覆灭时，中国也不幸地遭遇了南北朝的大分裂，匈奴、鲜卑、氐、羌等正统观念中的夷族，纷纷入主中原。

幸运的是，在阿拉伯人取代罗马人建立地跨亚欧非的大帝国时，中国又迎来了唐王朝的大一统盛世。虽然随后土耳其人取代阿拉伯人建立扛起亚欧非大旗的奥斯曼帝国时，中国再次经历了辽宋金的分裂对峙，但最终在元明清的交替中，深度融合成为一个更紧密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

而以上五个历史上曾辉煌过的西方民族，虽然都曾在大致相同的土地上建立过强盛的国家，但繁华落去之后并没有留下任何的融合和统一。

中华的“统一是历史大势”，是自部落联盟时代就追寻到的“正道”。

“大一统”观念至少在三皇五帝时就已经萌发，轩辕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就是用大一统的办法来解决“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的局面。帝颛顼也做到了“日月所照，莫不砥属”的一统，帝喾同样是“执中而获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

轩辕黄帝、帝颛顼和帝喾可看做是“大一统”的最早践行者，他们开创了大一统的最初形态——“部落大一统”。

稍后的帝尧作为“部落大一统”领袖的事迹，在《尚书·尧典》中有着更为生动的记载：“（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这是说帝尧能发扬大德大智，使自己的家族亲密和睦；也能够明察秋毫，对百官的德性善恶分辨明了；然后又能够使各方部落协调和顺，于是天下民众也就相递变得友善和睦起来。

可见，帝尧是一位卓越的“部落大一统”共主，这种部落联盟时代的“大一统”雏形，为随后国家形态的诞生提供了形式上的载体。

夏启成为领袖后改共主式的“公天下”为世袭制的“家天下”，政权形态开始从“部落联盟”向“诸侯臣属”过渡。夏商之际的上古部落逐步发展为方国形态，代表性的有河洛方国、鬼方、周方等等，商朝便是方国的联合体，可以称之为“方国大一统”。

商朝末年周文王演周易、创周礼，至武王伐纣后封邦建国分封诸侯，正式确立起“诸侯大一统”的国家模式，“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吕氏春秋》）。

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演化了两千余年的“大一统”格局，第一次面临崩坏的危机，西周以来的礼乐文明在诸侯争霸、群雄混战中遭到巨大冲击，原本天下一统的政治秩序变得摇摇欲坠。

春秋礼崩乐坏背景下，“大一统”迎来思想上的百花齐放和实践上的巨大成功。

那一时期的学者策士们经历了漫长而精彩的思想探索，成为先秦诸子众手的《尚书》中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贤圣发愤之所为作的《诗经》则做出一个高度的概括：“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老子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道德经》），所主张的万物齐同、天人合一是极其波澜壮阔的大一统。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认为尧、舜、汤、武时代的天下一统才是“有道”。《荀子》也对“夫尧舜者，一天下也”称赞不已，并将汤、武的事业誉为“天下为一，诸侯为臣”。

《墨子》也以“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来表达“除乱尚同”的主张。《孟子》对于天下如何才能安定的看法也是“定于一”。《韩非子》的观点同样如此：“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主张“自天子以外，无尺寸之权”的专制集权主义。

最终在众多解释孔子微言大义之《春秋》的典籍中，诞生了一部口耳相传的《春秋公羊传》，这部经典之作第一次概括出了“大一统”的提法，其“大一统”观念在西汉初年受到极大的重视。

秦王嬴政建立了前所未有的郡县制“大一统”国家，给“大一统”的论者们带来了巨大的鼓舞。汉王朝对秦王朝“大一统”体制的延续，则更让他们的热情空前高涨，董仲舒、司马迁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董仲舒是当时的“公羊学”大师，他对“大一统”做出了思想上的高度概括：“《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司马迁则从历史源流上做出精妙的阐述：“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史记》）。

此前此后，“统业”始终是帝王之业的代名词。但这一时期的“大一统”思想，保留着“严分华夷”的“内华夏”民族观。

“大一统”民族观的演化：从“严分华夷”到“以华变夷”再到“华夷一统”。

实际上“夷”在夏商时期并不带有外族色彩，因为在当时尚无民族之分的情况下，所谓华夷只是内外族群阵营的指代称谓。只是随着华夏文明的快速发展，“夷”逐渐被赋予荒蛮不开化的内涵。

对于“华夷之辨”，孔子的主张是“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孟子也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严分华夷”实际上主要是对文明礼仪的区分，是先人对社会先进发展方向的坚持，而远远不是唯体貌唯肤色论。

有了这个理性的先天思想基础，“大一统”民族观的积极演化从未停止。虽然魏晋之后中国进入了“五胡乱华”的历史时期，但是从“大一统”的观念来理解，那是乱了汉族主宰的华，使之变成了多民族共同主宰的华。

这种情况的第一次出现所造成的冲击，使隋唐的大一统局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隋文帝以“抚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义相向”为志向，隋炀帝则提出了“混一戎夏”、“无隔华夷”的宏大民族主张。“华夷一统”在统治阶层里已经不存在思想障碍，长城在隋唐时代几乎无用武之地。

在宋辽、宋金对峙时期，女真人建立的金国第一次喊出了“中外一统”的口号，他们说：“今天下一家，孰为南北”（《金史》）。这种不分华夷的观点得到了明清的继承和实现，元朝作为违逆“华夷一家”历史走向的反面案例，所实行的民族等级压迫制度不到百年就要了自己的命。

元亡之后“华夷一统”的历史进程快速推进，五百年间最扬眉吐气的汉人皇帝朱元璋豪迈地说：“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朱棣也同样乐于高天阔论，他说：“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

清朝在这方面讲话最出彩的当数雍正，他说“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就好比中国有一个地方叫满洲。在“合中外为一家”的思想指引下，雍正不光话说得漂亮，事做得也相当利落，他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改土司制为府县制，将中华“大一统”推向了更高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