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是中國歷史的主流，是中華自有史以來卓爾不羣的特徵和從未中斷的追求，波瀾壯闊的“中華大一統”篇章必將永恆書寫下去。反觀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大統一國家，都無一例外成了歷史長河中一閃而過的流星。

古波斯地區誕生過一個橫跨亞非歐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而同時期的中國則處在羣雄紛爭的戰國時代。但最終秦王掃六合使商周故土復歸一統，而波斯人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卻分崩離析，被希臘人的馬其頓王國所吞沒。

世界歷史圖系（最右側紅色爲中國）

而當中國的西漢王朝蒸蒸日上時，希臘人的馬其頓王國又被羅馬人的羅馬帝國所取代。公元476年羅馬帝國覆滅時，中國也不幸地遭遇了南北朝的大分裂，匈奴、鮮卑、氐、羌等正統觀念中的夷族，紛紛入主中原。

幸運的是，在阿拉伯人取代羅馬人建立地跨亞歐非的大帝國時，中國又迎來了唐王朝的大一統盛世。雖然隨後土耳其人取代阿拉伯人建立扛起亞歐非大旗的奧斯曼帝國時，中國再次經歷了遼宋金的分裂對峙，但最終在元明清的交替中，深度融合成爲一個更緊密的多民族大一統國家。

而以上五個歷史上曾輝煌過的西方民族，雖然都曾在大致相同的土地上建立過強盛的國家，但繁華落去之後並沒有留下任何的融合和統一。

中華的“統一是歷史大勢”，是自部落聯盟時代就追尋到的“正道”。

“大一統”觀念至少在三皇五帝時就已經萌發，軒轅黃帝“習用干戈，以徵不享，諸侯鹹來賓從”，就是用大一統的辦法來解決“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的局面。帝顓頊也做到了“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的一統，帝嚳同樣是“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

軒轅黃帝、帝顓頊和帝嚳可看做是“大一統”的最早踐行者，他們開創了大一統的最初形態——“部落大一統”。

稍後的帝堯作爲“部落大一統”領袖的事蹟，在《尚書·堯典》中有着更爲生動的記載：“（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這是說帝堯能發揚大德大智，使自己的家族親密和睦；也能夠明察秋毫，對百官的德性善惡分辨明瞭；然後又能夠使各方部落協調和順，於是天下民衆也就相遞變得友善和睦起來。

可見，帝堯是一位卓越的“部落大一統”共主，這種部落聯盟時代的“大一統”雛形，爲隨後國家形態的誕生提供了形式上的載體。

夏啓成爲領袖後改共主式的“公天下”爲世襲制的“家天下”，政權形態開始從“部落聯盟”向“諸侯臣屬”過渡。夏商之際的上古部落逐步發展爲方國形態，代表性的有河洛方國、鬼方、周方等等，商朝便是方國的聯合體，可以稱之爲“方國大一統”。

商朝末年周文王演周易、創周禮，至武王伐紂後封邦建國分封諸侯，正式確立起“諸侯大一統”的國家模式，“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呂氏春秋》）。

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演化了兩千餘年的“大一統”格局，第一次面臨崩壞的危機，西周以來的禮樂文明在諸侯爭霸、羣雄混戰中遭到巨大沖擊，原本天下一統的政治秩序變得搖搖欲墜。

春秋禮崩樂壞背景下，“大一統”迎來思想上的百花齊放和實踐上的巨大成功。

那一時期的學者策士們經歷了漫長而精彩的思想探索，成爲先秦諸子衆手的《尚書》中說：“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賢聖發憤之所爲作的《詩經》則做出一個高度的概括：“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老子說：“聖人抱一爲天下式”（《道德經》），所主張的萬物齊同、天人合一是極其波瀾壯闊的大一統。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認爲堯、舜、湯、武時代的天下一統纔是“有道”。《荀子》也對“夫堯舜者，一天下也”稱讚不已，並將湯、武的事業譽爲“天下爲一，諸侯爲臣”。

《墨子》也以“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來表達“除亂尚同”的主張。《孟子》對於天下如何才能安定的看法也是“定於一”。《韓非子》的觀點同樣如此：“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主張“自天子以外，無尺寸之權”的專制集權主義。

最終在衆多解釋孔子微言大義之《春秋》的典籍中，誕生了一部口耳相傳的《春秋公羊傳》，這部經典之作第一次概括出了“大一統”的提法，其“大一統”觀念在西漢初年受到極大的重視。

秦王嬴政建立了前所未有的郡縣制“大一統”國家，給“大一統”的論者們帶來了巨大的鼓舞。漢王朝對秦王朝“大一統”體制的延續，則更讓他們的熱情空前高漲，董仲舒、司馬遷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董仲舒是當時的“公羊學”大師，他對“大一統”做出了思想上的高度概括：“《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書》）。司馬遷則從歷史源流上做出精妙的闡述：“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史記》）。

此前此後，“統業”始終是帝王之業的代名詞。但這一時期的“大一統”思想，保留着“嚴分華夷”的“內華夏”民族觀。

“大一統”民族觀的演化：從“嚴分華夷”到“以華變夷”再到“華夷一統”。

實際上“夷”在夏商時期並不帶有外族色彩，因爲在當時尚無民族之分的情況下，所謂華夷只是內外族羣陣營的指代稱謂。只是隨着華夏文明的快速發展，“夷”逐漸被賦予荒蠻不開化的內涵。

對於“華夷之辨”，孔子的主張是“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左傳》）。孟子也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從這裏可以看出，所謂“嚴分華夷”實際上主要是對文明禮儀的區分，是先人對社會先進發展方向的堅持，而遠遠不是唯體貌唯膚色論。

有了這個理性的先天思想基礎，“大一統”民族觀的積極演化從未停止。雖然魏晉之後中國進入了“五胡亂華”的歷史時期，但是從“大一統”的觀念來理解，那是亂了漢族主宰的華，使之變成了多民族共同主宰的華。

這種情況的第一次出現所造成的衝擊，使隋唐的大一統局面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廣闊，隋文帝以“撫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義相向”爲志向，隋煬帝則提出了“混一戎夏”、“無隔華夷”的宏大民族主張。“華夷一統”在統治階層裏已經不存在思想障礙，長城在隋唐時代幾乎無用武之地。

在宋遼、宋金對峙時期，女真人建立的金國第一次喊出了“中外一統”的口號，他們說：“今天下一家，孰爲南北”（《金史》）。這種不分華夷的觀點得到了明清的繼承和實現，元朝作爲違逆“華夷一家”歷史走向的反面案例，所實行的民族等級壓迫制度不到百年就要了自己的命。

元亡之後“華夷一統”的歷史進程快速推進，五百年間最揚眉吐氣的漢人皇帝朱元璋豪邁地說：“朕既爲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朱棣也同樣樂於高天闊論，他說：“人性之善，蠻夷與中國無異。”

清朝在這方面講話最出彩的當數雍正，他說“夷之字樣，不過方域之名”，就好比中國有一個地方叫滿洲。在“閤中外爲一家”的思想指引下，雍正不光話說得漂亮，事做得也相當利落，他在西南地區推行“改土歸流”政策，改土司製爲府縣制，將中華“大一統”推向了更高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