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禮儀之邦，禮數教養始自蒙童。現實生活中，無論居家還是出行、會客還是訪友、慶弔還是用餐，禮數都無處不在。

鄉居之時，十里八村通行年終送肉的習俗。當然，給誰送肉、肉的斤兩是有講究的。按照輩分、序齒，小的給大的送；規矩約定俗成，長兩輩者送4斤，其餘都是2斤。這就是禮數。倘若該送2斤的送了4斤，受者不但“費思量”，還會把肉退回去。由此可見，禮數是秩序、規矩的體現。

然而，禮數過了猶不及，古今一理。明末章世純筆下有位金生，他送人牛羊，要給牛羊的角上戴金子、身上穿氈錦。“過爲情數，開多責之門，此其與人十金不當一金也。”在章世純看來，禮數超越了相互的情分，多餘的部分就會起反作用，從而見責於人。

禮數具有定親疏、別同異、明是非的作用。父子之間、夫妻之間、賓客之間、同志之間，該選擇的禮數就不同。如果用錯了、用過了，來往就會變味，就會壞了規矩和風氣。

宋時，北方民間辦紅白喜事，有負責儀式者，他們被稱爲“白席人”。宰相韓琦赴一姻家宴席，就見識了白席人的禮數。宴席上，韓琦從盤子中拿了一顆荔枝，白席人馬上高聲唱喏：“資政喫荔枝，請衆客同喫荔枝。”韓琦感到不自在，便將荔枝放回盤子，白席人又高呼：“資政不喫荔枝了，請衆客放下荔枝。”韓琦無奈地爲之一笑。

過禮數者，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有一則談道，田白言曾與朋友扶乩，請來了宋末隱君子山民。正談論間，外面忽傳某客某客到了，山民聞聲遁去。他日復降，山民解釋：那天到的兩個客人，一個世故太深，“相見必有諛詞數百句”，不如避之爲佳；另一個心思太密、禮數太挑，對別人的話字字推敲，我耐不住這種苛求，“故逋逃尤恐不速耳”。鬼之言，人之事。山民的感受，合乎情理。

“禮數多者，人必險陂”，這個判斷或有失偏頗。但不難推斷，有意給別人過度禮數的人，要麼認爲“禮多人不怪”，要麼心裏裝着小九九。這種情況下，情理上通不通，他們是顧不上的。而對別人禮數過於苛求的人，他們認爲“人敬我我乃榮、人不敬我我即辱”，不怕別人禮數過而繁，就怕爲人所賤。事實上，無論哪一種，都脫不開虛榮、矯情，都是丟西瓜、撿芝麻。

前往廣東查禁鴉片的林則徐離京赴任時，曾發出一道公文：“所有尖宿公館，只用家常飯菜，不必備辦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窩燒烤，以節靡費。此非客氣，切勿故違……需索者即須扭稟，私送者定行特參。言出法隨，各宜稟遵毋違。”字裏行間，正氣浩然。以法的名義，拒絕奢靡的、不必要的禮數，凸顯了林則徐廉潔奉公、忠於職守的過硬操守。

“夫澗中之鮒盈尺，而人以爲大；江中之鱔數尺，而人以爲小。”小溪裏一尺多長的鯽魚，人們以爲已經很大了；江海中數尺長的鱔魚，人們卻認爲還能更大些。這就是度，它根植於人的內心，在一定羣體中刻度大體相同。禮數有度，使用的時候，萬不可因一己之私突破它、超規格。

大家都能看到，這些年，軍營的“禮數”也在變化。下基層調研，減少陪同、簡化接待；領導幹部履新，簡化迎送、不搞宴請；辦公開會，少了鮮花、撤了毛巾。禮數更清爽、更規矩，不僅帶來了風氣的向上向好，也有利於部隊把精力和物力用在“刀刃”上。實踐證明，把禮數擺在一個正確的位置，於人於事都有益。

禮數更清爽、更規矩，不僅帶來了風氣的向上向好，也有利於部隊把精力和物力用在“刀刃”上。實踐證明，把禮數擺在一個正確的位置，於人於事都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