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历来“褒刘贬曹”，完全不是由于演义故事的宣扬教化，也不完全因为刘备是汉室后裔，忠诚汉廷、志在匡扶。历史上的刘备在忠诚汉廷方面是可疑的，而曹操也不能完全说他逆乱僭越，是个彻头彻尾的汉贼。

曹操至少在名义上保持着对于天子的尊奉，他终其一生没有悍然废汉自立。反倒是刘备早在曹丕代汉之前就授意关羽在襄樊伪造玉玺。单纯从这件事情上看，刘备对于汉廷的忠诚就是有问题的。

更不用说在曹丕代汉之后，蜀汉方面又炮制传言、为献帝发丧，所谓“或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事实情况是曹丕对于废帝还算善待，按照当时的通信条件，刘备本人并不难知晓事实真相。他之所以罔顾事实而大事铺排地为汉帝发丧制服，显然有其另外的政治目的。

?然而中国老百姓始终把刘备和他创建的蜀汉政权奉为正统，以一贯之、坚定不渝，其中有着极其深刻历史文化背景和简易通俗的价格判定。这是因为蜀汉阵营的政权文化和执政理念与曹魏集团明显不同，其团队气质和文化禀赋具有鲜明差异。

魏晋团队不能说不好，从曹操父子到诸夏侯、五子良将，乃至此后的司马氏父子、钟会、邓艾等都是当时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问题在于团队内部缺失信任、忠诚，总是难免存在“劣币驱良”效应而陷入失衡。而这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是各个不入的。

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便是燕王曹宇，司马光评价“燕王性恭良”。魏明帝去世前，本来是任命曹宇为大将军、首席辅政者，后来由于皇帝身边的两个近臣作梗，皇帝随后勉强改诏重用曹爽、司马懿而“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三国志》记载曹宇对此反应是：“宇、肇、献、朗相与泣而归第。”

集团内部既没有信任和忠诚，在魏晋方面大行其道的便只有强权与阴谋。因此政治人物一旦取得强势地位，就必须要大肆杀戮、残酷清洗，然后就只能独断专行、专横跋扈，稍有不慎便被其对立势力所清洗、杀戮。

翻阅曹魏方面的史料，动辙就是“夷三族”，一杀一大片：“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司马懿诛曹爽党羽，皆夷三族；王凌谋反案诸相连者悉夷三族；令狐愚被开棺戮尸，夷三族；诸葛诞兵败被夷三族。史书记载当时灭族最多的一次是在高平陵事变后，被点名灭族的多达10人：“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

而反观蜀汉这边，诸葛亮治蜀虽以严刑峻法著称，但是蜀汉在对待罪犯方面，甚至是对于那些叛逃敌国的罪臣家属都显得相对宽容。

麋竺的弟弟麋芳在关羽攻打襄樊后期举城投降，导致关羽兵败身亡，蜀汉痛失荆州。麋竺为此向刘备面缚请罪。刘备不仅没有怪罪，反而予以极力劝慰。夷陵战败后，镇北将军黄权走投无路，带兵投降曹方。当时有消息说其家人全部遭到诛杀。黄权深知蜀汉方面的文化氛围，坚定认为不可能。事实表明他的家属在蜀汉生活得很好，其子黄崇后来官拜尚书郎，在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跟随诸葛瞻抗击魏军入侵，奋战至死。

蜀汉阵营里最核心的团队文化是信任和忠诚，这便契合了中国人传统的政治审美。因而，蜀汉政权历任最高辅政者虽然同样是“权倾一国”，但是都没有培植自己的家庭势力，更没有让其近亲远戚布满朝堂。这也是后世历代统治者和史学家倾向于偏袒蜀汉政权的因素之一。

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只是一名普通将领（长水校尉），诸葛亮始终没有把他提拔到重权位置，其养子诸葛乔则是一个带兵五六百人的基层将领。继承者蒋琬、费祎都能像诸葛亮那样从不扶持其私人势力。蒋琬的儿子蒋斌到后来也只是个中级将领；费祎也没有让他的儿子掌握核心权力，其子费承在宫廷里担任一般性职务。

正因此，蜀汉政权忠诚互信立国，四十余年的基本政治局面始终是“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期间从未形成过权臣当道、肆意妄为的政治党羽，从未出现过像曹魏和孙吴那样的局势震荡和大规模的清算、追杀，更没有出现过把天子当成傀儡、随意废立的不伦之事。

而在后诸葛亮时代，卫将军诸葛瞻、大将张翼等虽与姜维政见不和，但臣僚之间始终是和衷共济、和而不同，张翼、廖化不赞同姜维的军事路线，但都能严格恪守军事纪律，完全服从于大将军姜维的指挥。

诸葛瞻、董厥等人认为姜维好战无功，曾经上奏皇帝试图削夺他的兵权。但是由于内部没有党羽之争，诸葛瞻只是建议由大将阎宇取代姜维的大将军职位，而让姜维担任保卫压力更重的益州刺史。

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无异凡人”。《三国志·费祎传》“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财资无余”，邓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三国志·董厥传》

蜀汉政权这种特殊的文化禀赋，使很多重臣名将即使因流落于敌方，而仍然对于故主保持高度忠诚。这种忠诚不论帝王将相还是民间百姓，都是符合中国传统忠义观念的。

刘备在白帝城病逝后，魏国朝臣无不弹冠相庆，只有降将黄权独自静默，与当时的气氛格格不入。《三国演义》浓墨重彩描写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其实按照《三国志》及裴注记载，像关羽这样“人在曹营心在汉”、历经磨难回奔旧主的蜀将至少还有两位。一位是大将廖化，另一位是蜀汉后期名将张裔，他于公元221年在出任地方长官时被当地叛乱势力抓获并遣送至吴国。两年后蜀、吴通好，张裔抓住机会昼夜兼程地一路西奔，待吴方追赶时他已经进入蜀地。

而在民族政策方面，蜀汉既以兴复汉室、统一天下为己任，因而也具有正统的天命政权特有的大气雍容，在少数民族政策方面主要以民族自治、包容怀柔为主，而不是以屠杀、灭绝为代价实现融合。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即撤出军队，不留兵、不运粮，在当地实行自治政策，任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治理，同时从内地引入相对先进的生产方式，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有效缓解与当地官民之间的矛盾，达到“纲纪粗安”，“彝汉粗安”。

及至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重臣团队在长达三十年间仍然能够基本保持公忠体国、恪尽勤勉的政治局面，与同期魏、吴两方内讧不断、杀戮四起、残酷而血腥的动荡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成都武侯祠有副对联写得好：

“合祖孙、父子、兄弟、君臣辅翼在人纲，百代存亡争正统；历齐楚、幽燕、越吴、秦蜀艰难留庙祀，一堂上下共千秋。”

这其实就是经营团队的秘籍精髓。

千百年来，中国人始终如一地赞颂、拥戴蜀汉政权，即使这股偏居一隅的割据势力事实上未能在统一事业中取得任何进展，后人对其讴歌、颂扬仍然丝毫未减，其关键原因就在于蜀汉方面的政权文化契合传统的政治审美，大家始终认为这种建立在信任与忠诚之上的团队才具有可持续性，这种忠诚互信的团队具有正统王气、具有重构天下秩序的文化特质和内在禀赋。而这种极具有向心力的团队气质，便是一个优秀团队不内讧、不争权、安分守己一致对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