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从一开始就存在巨大的漏洞，这些漏洞导致吴楚七国之乱缺乏广泛的支持力量，以及军事行动上的被动局面。

同时，西汉政府虽说是仓促应战，但是能形成正确的战略和平叛方案，并坚定不移地执行。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吴楚联军必然会越来越被动。

七国之战缺少政治上的合法性

七国之乱起于汉景帝的削藩令，削藩令损害了诸侯王地方利益，是一次诸侯王国与中央政府的权力之争，也是对汉初分封制的一次修补术。齐国联军以此为由造反，显然在政治上犯了大忌讳，导致他们缺少支持力量。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虽然朝廷对晁错的建议反对声很大，其实他们反对的是晁错个人，以及削藩的具体实施步骤，绝不是削藩的大方向。

吴楚联军其实也知道，打出造反的旗号对抗削藩，存在合法性问题，所以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无法掩盖真相，尤其晁错被杀后，这块遮羞布立刻成了甩在刘濞脸上的洗脚布。

当初诛灭诸吕行动后，齐王刘襄被汉文帝摘桃子，丢了本以为十拿九稳的皇位，还被汉文帝把齐国拆得七零八碎。这件事导致刘襄、刘章兄弟郁郁而终，刘兴居起兵造反。此番七国之乱，齐王系几乎全部赤膊上阵。

吴王刘濞的太子，与当年还是太子爷的汉景帝，因为一盘棋发生争执，被汉景帝一棋盘砸死。刘濞因为这件事，将送回的儿子尸体又送回长安，给汉文帝难堪。

所以，尽管七国之乱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挟私报复的成分很清晰，让这场看着很“正义”的起兵变了味。

为了保证起兵成功，刘濞还派人联络了匈奴，准备里应外合，共同对付中央政府。毫无疑问，这个行为在任何时候都要遭到谴责，也暴露了刘濞等人为了私利，不惜抛弃国家和民族利益，甘做汉奸罪人的本质。

有这三条，联军从一开始性质就变了，让他们处于政治被动的局面。这就是初期看着声势浩大，但始终没有得到广泛响应的原因。

七国之乱选择的时机不恰当

但凡军事动乱想要成功，离不开政治形势的限制，孤立的军事行动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七国之乱爆发时，西汉帝国在汉文帝苦心孤诣二十余年的经营下，展现出了勃勃生机，不光国力恢复很快，老百姓享受到了福利，由庶系变身嫡系的汉文帝，已经得到了臣民们的广泛支持和认同。

历史上一直把汉文帝当做中国第一位千古明君，是有一定道理，他的勤勉，他对自己苛严的自律，他的简朴，他为国家建设所付出的代价，都是几千年封建帝制下，皇帝的楷模。

汉景帝即位虽然时间较短，但是也继承了汉文帝遗志，继续为汉帝国的振兴努力。在这种全国人民精气神高涨，中央政权向心力如此强的情况下，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无疑非常不合时宜。

汉文帝中后期，贾谊等人就提出削藩策，但是汉文帝考虑到国家经济基础不行，自己的皇位并不算很稳固，他审时度势，以推恩策代替了削藩令。由此可见，无论做什么事，一定要考察大势，哪怕是正确的事。

汉文帝以推恩策代替削藩策，就是大格局，而刘濞等人，只顾私利无视环境状况，失败一点不意外。

吴楚联军在军事行动上有大失误

有人说吴楚败在了周亚夫手下，这么说固然不错，不过军事行动历来就是给对方挖坑，如果自己足够明智，坚决不进陷阱，恐怕再高明的坑都白扯。刘濞就是个蠢材，轻易地跌进了周亚夫给他准备的陷阱。

在围攻梁国的过程中，有人向刘濞提出异议：与其把时间耗在坚固的睢阳城下，为何不直指战略要地长安呢？

这位不知名的将军，提出的这个方案其实一刀戳中了西汉政府的软肋。彼时，周亚夫仓促上阵，兵力不足，他只能抛出梁国做诱饵，试图拖着刘濞。假如刘濞不理会梁国，而是直扑长安，同时由济南国、淄川国、胶东国、胶西国兵力牵制住梁国和周亚夫，不让他们对前军形成追击，会是什么局面呢？

周亚夫限于兵力不足，在齐王系诸国的牵制下，肯定不能对吴楚前军全力追击。这样一来，长安防守空虚的漏洞，一下子就变成了捏在叛军手上的七寸！先不管他们能不能迅速攻占长安，就这种气势，足以引发天下震动，其他诸侯王乘机加入反叛行列亦未可知！

当年曾经追随高祖打天下的刘濞，显然不是军事家，被一粒沙子崩掉了大牙，自始至终没有跑得出梁国。

联军内部缺乏核心行动不一致

刘濞虽然是这次反叛行动的带头大哥，其实他并不是理想的核心人物，也没有起到精神领袖的作用。

七国之乱爆发前，刘濞积极奔走，游说各诸侯王跟他一起干，虽然有一定效果，可是从结果看并不是太理想，二十几位王爷，只有七位参加了行动。

为何刘濞的号召力不够？有几个原因。

旁系造直系的反，直系愿意吗？除了与刘恒一系有私怨的而外，其他王爷都不愿意跟随。我估计即便刘濞造反成功，他也会跟直系之间，还要爆发一场旷日持久的厮杀。

叛乱后期，刘濞与刘戊这个最重要的支持者，在行动方案和物资分配上产生了矛盾。这就暴露了刘濞的狭隘，对他来说，通过刘戊的影响力，积极拉拢其他诸侯王，才是他该做的事。

这两个先天条件，让刘濞富得流油。以他的旁系之身，得了天时，就该谨守规矩，低调做人。可是刘濞首先飘起来，不光大肆养客，私蓄兵马，这么做得罪的不光是中央政府，其他诸侯王恐怕对他也会不感冒。

从身份上看，当时恐怕只有淮南王刘安具备诸侯王领袖的条件，可惜此人空有野心，能力低下，政治上的白痴劲，直追其父。

西汉政府正确的平叛方案和执行力

当然，七国之乱三个月被平定，还跟中央政府正确的平叛方案及执行力有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叛军虽然一时占优，但是毕竟是以七国对付全国，时间就是七国的大敌，汉军等得起，七国等不起。所以，周亚夫充分利用叛军急于求战的心理，将梁国扔给他们。叛军被梁国这块看着诱人的大肥肉，失去了正常思维，白白丧失了优势。

面对朝廷的各种压力，周亚夫始终不改变策略，坚持打消耗战。终于等到了吴楚联军的漏洞，断了他们的粮草供应。倘若周亚夫策略有误，选择硬拼，或者顶不住压力，被吴楚联军吃掉，那就是滔天大祸。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靖难之役，朱允炆在择人和用人上的屡屡失误，与汉景帝真的相差太远。

比如袁盎，他一手把晁错推向了刑场，但是在劝说刘濞失败的情况下，不顾刘濞的死亡威胁，冒死逃回汉营，表现出对叛军不屈的信念。比如窦婴，虽然不赞同削藩，但是叛乱爆发后，他立刻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推荐人才，并领兵走向平叛战场。

除了朝中大员，连民间的江湖人士，都纷纷贡献一己之力。比如季布、剧孟等。

由以上分析可知，七国之乱从一开始就在政治上缺乏合法性，也没有正义性，叛军内部也不断出现失误。相反，汉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平叛方略，又得到了广泛的民众基础。多方原因综合，七国之乱失败，一点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