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國之亂從一開始就存在巨大的漏洞，這些漏洞導致吳楚七國之亂缺乏廣泛的支持力量，以及軍事行動上的被動局面。

同時，西漢政府雖說是倉促應戰，但是能形成正確的戰略和平叛方案，並堅定不移地執行。所以，隨着時間的推移，吳楚聯軍必然會越來越被動。

七國之戰缺少政治上的合法性

七國之亂起於漢景帝的削藩令，削藩令損害了諸侯王地方利益，是一次諸侯王國與中央政府的權力之爭，也是對漢初分封制的一次修補術。齊國聯軍以此爲由造反，顯然在政治上犯了大忌諱，導致他們缺少支持力量。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雖然朝廷對晁錯的建議反對聲很大，其實他們反對的是晁錯個人，以及削藩的具體實施步驟，絕不是削藩的大方向。

吳楚聯軍其實也知道，打出造反的旗號對抗削藩，存在合法性問題，所以打出了“誅晁錯清君側”的旗號。這種欲蓋彌彰的做法無法掩蓋真相，尤其晁錯被殺後，這塊遮羞布立刻成了甩在劉濞臉上的洗腳布。

當初誅滅諸呂行動後，齊王劉襄被漢文帝摘桃子，丟了本以爲十拿九穩的皇位，還被漢文帝把齊國拆得七零八碎。這件事導致劉襄、劉章兄弟鬱鬱而終，劉興居起兵造反。此番七國之亂，齊王系幾乎全部赤膊上陣。

吳王劉濞的太子，與當年還是太子爺的漢景帝，因爲一盤棋發生爭執，被漢景帝一棋盤砸死。劉濞因爲這件事，將送回的兒子屍體又送回長安，給漢文帝難堪。

所以，儘管七國之亂口號喊得震天響，但是挾私報復的成分很清晰，讓這場看着很“正義”的起兵變了味。

爲了保證起兵成功，劉濞還派人聯絡了匈奴，準備裏應外合，共同對付中央政府。毫無疑問，這個行爲在任何時候都要遭到譴責，也暴露了劉濞等人爲了私利，不惜拋棄國家和民族利益，甘做漢奸罪人的本質。

有這三條，聯軍從一開始性質就變了，讓他們處於政治被動的局面。這就是初期看着聲勢浩大，但始終沒有得到廣泛響應的原因。

七國之亂選擇的時機不恰當

但凡軍事動亂想要成功，離不開政治形勢的限制，孤立的軍事行動幾乎是不可能成功的。七國之亂爆發時，西漢帝國在漢文帝苦心孤詣二十餘年的經營下，展現出了勃勃生機，不光國力恢復很快，老百姓享受到了福利，由庶系變身嫡系的漢文帝，已經得到了臣民們的廣泛支持和認同。

歷史上一直把漢文帝當做中國第一位千古明君，是有一定道理，他的勤勉，他對自己苛嚴的自律，他的簡樸，他爲國家建設所付出的代價，都是幾千年封建帝制下，皇帝的楷模。

漢景帝即位雖然時間較短，但是也繼承了漢文帝遺志，繼續爲漢帝國的振興努力。在這種全國人民精氣神高漲，中央政權向心力如此強的情況下，吳楚七國之亂爆發，無疑非常不合時宜。

漢文帝中後期，賈誼等人就提出削藩策，但是漢文帝考慮到國家經濟基礎不行，自己的皇位並不算很穩固，他審時度勢，以推恩策代替了削藩令。由此可見，無論做什麼事，一定要考察大勢，哪怕是正確的事。

漢文帝以推恩策代替削藩策，就是大格局，而劉濞等人，只顧私利無視環境狀況，失敗一點不意外。

吳楚聯軍在軍事行動上有大失誤

有人說吳楚敗在了周亞夫手下，這麼說固然不錯，不過軍事行動歷來就是給對方挖坑，如果自己足夠明智，堅決不進陷阱，恐怕再高明的坑都白扯。劉濞就是個蠢材，輕易地跌進了周亞夫給他準備的陷阱。

在圍攻梁國的過程中，有人向劉濞提出異議：與其把時間耗在堅固的睢陽城下，爲何不直指戰略要地長安呢？

這位不知名的將軍，提出的這個方案其實一刀戳中了西漢政府的軟肋。彼時，周亞夫倉促上陣，兵力不足，他只能拋出梁國做誘餌，試圖拖着劉濞。假如劉濞不理會梁國，而是直撲長安，同時由濟南國、淄川國、膠東國、膠西國兵力牽制住梁國和周亞夫，不讓他們對前軍形成追擊，會是什麼局面呢？

周亞夫限於兵力不足，在齊王系諸國的牽制下，肯定不能對吳楚前軍全力追擊。這樣一來，長安防守空虛的漏洞，一下子就變成了捏在叛軍手上的七寸！先不管他們能不能迅速攻佔長安，就這種氣勢，足以引發天下震動，其他諸侯王乘機加入反叛行列亦未可知！

當年曾經追隨高祖打天下的劉濞，顯然不是軍事家，被一粒沙子崩掉了大牙，自始至終沒有跑得出梁國。

聯軍內部缺乏核心行動不一致

劉濞雖然是這次反叛行動的帶頭大哥，其實他並不是理想的核心人物，也沒有起到精神領袖的作用。

七國之亂爆發前，劉濞積極奔走，遊說各諸侯王跟他一起幹，雖然有一定效果，可是從結果看並不是太理想，二十幾位王爺，只有七位參加了行動。

爲何劉濞的號召力不夠？有幾個原因。

旁系造直系的反，直系願意嗎？除了與劉恆一系有私怨的而外，其他王爺都不願意跟隨。我估計即便劉濞造反成功，他也會跟直系之間，還要爆發一場曠日持久的廝殺。

叛亂後期，劉濞與劉戊這個最重要的支持者，在行動方案和物資分配上產生了矛盾。這就暴露了劉濞的狹隘，對他來說，通過劉戊的影響力，積極拉攏其他諸侯王，纔是他該做的事。

這兩個先天條件，讓劉濞富得流油。以他的旁系之身，得了天時，就該謹守規矩，低調做人。可是劉濞首先飄起來，不光大肆養客，私蓄兵馬，這麼做得罪的不光是中央政府，其他諸侯王恐怕對他也會不感冒。

從身份上看，當時恐怕只有淮南王劉安具備諸侯王領袖的條件，可惜此人空有野心，能力低下，政治上的白癡勁，直追其父。

西漢政府正確的平叛方案和執行力

當然，七國之亂三個月被平定，還跟中央政府正確的平叛方案及執行力有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叛軍雖然一時佔優，但是畢竟是以七國對付全國，時間就是七國的大敵，漢軍等得起，七國等不起。所以，周亞夫充分利用叛軍急於求戰的心理，將梁國扔給他們。叛軍被梁國這塊看着誘人的大肥肉，失去了正常思維，白白喪失了優勢。

面對朝廷的各種壓力，周亞夫始終不改變策略，堅持打消耗戰。終於等到了吳楚聯軍的漏洞，斷了他們的糧草供應。倘若周亞夫策略有誤，選擇硬拼，或者頂不住壓力，被吳楚聯軍喫掉，那就是滔天大禍。

我們可以對照一下靖難之役，朱允炆在擇人和用人上的屢屢失誤，與漢景帝真的相差太遠。

比如袁盎，他一手把晁錯推向了刑場，但是在勸說劉濞失敗的情況下，不顧劉濞的死亡威脅，冒死逃回漢營，表現出對叛軍不屈的信念。比如竇嬰，雖然不贊同削藩，但是叛亂爆發後，他立刻利用自己的人脈關係，推薦人才，並領兵走向平叛戰場。

除了朝中大員，連民間的江湖人士，都紛紛貢獻一己之力。比如季布、劇孟等。

由以上分析可知，七國之亂從一開始就在政治上缺乏合法性，也沒有正義性，叛軍內部也不斷出現失誤。相反，漢政府採取了正確的平叛方略，又得到了廣泛的民衆基礎。多方原因綜合，七國之亂失敗，一點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