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墨 文/圖

李道河字子舟，1874年（甲戌·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申時生於四川，祖籍浙江嘉興。當代作家巴金之父。

成都商界人物合影。前排左一爲李道河

研究或者評論巴金的人很多，往往都從巴金家族歷史開談。有關李道河的各種文字，衆說紛紜，以訛傳訛。多數始於道聽途說，然後加以推理。

如《巴金圖傳》斷言：“巴金的父親李道河是李鏞的長子……但是他的官運和才幹都不及其父，學識也不及兩個去日本留過學的弟弟。”這段話又被另一作者一字不差地抄入《巴金的家和〈家〉》。

又如論文《新與舊：巴金關於“家”的敘述》說“巴金的父親李道河不做詩”，顯然與事實不符。

凡此種種，不盡例舉。筆者基於對各種史料的發掘，對李道河的生平做一個小考，力圖還原一個真實的李道河。

回川候補，列官班最優等畢業

李道河是當時成都名紳李鏞與其原配夫人武進女史湯淑清的長子（李鏞家族有時與其二位堂兄家族通用大排行，李道河則行三）。

武進湯氏，世世代代，人才濟濟，文思不斷，師資輩出。湯淑清的三叔祖父道光進士湯成彥就在成都教出了後來的清末大文豪繆荃孫。李道河與他的兄弟們當然自幼受業於湯氏舅父。

1902年（光緒廿八年），李道河出任四川大足縣典史。1903年3月回到成都。1904年以“過班”知縣身份前往北京覲見皇上，因王大臣驗看不順利而滯留，直到九月纔得到朝廷諭旨發往四川知縣，即回省候補。

可是那時各級候補官員多如牛毛，光四川就有上千人。四川僅一百四五十個縣，就有五六百人在候補知縣，李道河這一候補就是5年。

回到成都後，李道河考入四川官班法政學堂學習。四川通省法政學堂是清末改革產物，爲新政準備人才，始於1906年。

時任四川總督錫良奉旨飭提學使方旭、候補道周善培在仕學館的基礎上，仿照直隸法政學堂章程創辦官班法政學堂和紳班法政學堂，考取官班60名（正佐各30），紳班舉貢生監240餘名（據說這240餘人是從全省142個縣保送來的1100人中篩選出來的），調留日法政大學畢業生候補知府張孝移任官班監督，留日法政大學畢業生邵從恩任紳班監督。

晚清總督錫良

官紳兩班法政學堂實行獎罰制度，學員分最優等、優等、中等、下等、最下等5等。官班最優等者，由川督考察，“果系才志過人、學業優異者”，予以上奏請獎，並“先行委署”，授給賁職。官班中等者“立予差使”。紳班優等者“酌派襄辦地方共事”。

如不及格者，官則“罰諮遣回籍”，紳則“不給憑、追繳學費”。不僅規定嚴明，而且也實施嚴格，確有最下等者。官班畢業共54名，其中最優等19名、優等22名、中等13名。紳班畢業244名，其中最優等34名、優66名、中等98名、下等38名、最下等8名。李道河名列官班最優等畢業。

到任廣元，增辦新學興辦行會

1909年（宣統元年）夏季，上諭批覆“廣元縣知縣端秀請假遺缺以試用知縣李道河署理”。由於時值變世，有關李道河在廣元任職的事蹟留下來的並不多，目前能找到的只有六七件事。

晚清時的廣元縣衙門

賑濟災民。

《重修廣元縣誌稿》的《食貨志》中“賑濟”條有如下的記載：“宣統二年，知縣李道河賑濟一次。”其他地方文獻也記錄着他到朝天（樂宣驛）等地親賑饑民。

籌備自治。

此時正值立憲制萌芽之際，而地方自治是立憲之基礎。因爲立憲須以開國會，開國會首先在於地方自治，以培養合格的議員。地方自治就要成立各級議會。

《重修廣元縣誌稿》記錄有：“宣統二年，先成立城、鎮、鄉會，然後選舉成立縣會。”廣元城、鎮、鄉會的成立，是在李道河任上由他主持籌備和完成的。

爲了籌備自治，李道河首先主持把舊制“六鄉、五十七堡”改劃爲“一城、二鎮、七鄉，以五十七堡分隸之”，併爲此重新繪製地圖。

賑災同時，李道河親臨神宣驛、樂宣驛（朝天）、元吉堡、宣河堡等地調研和宣講自治。

籌備自治，是這位官班法政學堂最優等畢業生在廣元任上的一大亮點。

增辦新學。

清季變法，改書院爲學堂。在李道河任職期間，依託新的行政區劃，增辦公立高等小學和初等小學若干。

興辦行會。

教育會（設於鷹揚街昭忠祠）、農會（設於先農壇）等都成立於李道河任上。商會（設於下河街四王廟）和圖書館也在他任上得到發展。

設改警局。

廣元警察局設立於宣統元年，並在宣統二年改爲由知縣親自監督並增設守望分駐所。

選舉孝廉。

1910年（宣統二年）七月，“署廣元縣知縣李道河詳送附生王維楨、劉光漢”舉孝廉方正。王維楨、劉光漢都是清末四川新政的著名人物。

不久，劉光漢當選廣元縣會議長，後來還與劉伯承結拜兄弟。劉光漢也是當時四川省八大書法家之一。

走入實業，打理成都勸業場事宜

1910年（宣統二年）冬季，“署廣元縣知縣李道河調省（遺缺由成都府水利同知錢茂調署）”，於是他又回到了省城成都。

李道河回省不久，四川保路運動興起，隨即武昌起義爆發。對於這改朝換代的變化，李道河“並沒有表示什麼意見”，反之他在家裏“開始做新的國旗”。“他拿一大塊白洋布攤在方桌上面，先用一個極大的碗，把墨汁塗了碗口，印了一個大圓形在布上，然後用一個杯子在大圓形周圍印了十八個小圈。在大圓形裏面寫了一個‘漢’字，十八個小圈代表當時的十八個省……不久，中華民國成立……又把大漢旗收起，另外做了一面五色旗。”

從此，李道河離開官場政壇，走入實業。

自四川通省勸業道周善培（孝懷）與成都商務總會樊起鴻（孔周）開辦成都勸業場，李氏兩族（即李鏞和李道江叔侄兩房）就多有投入（一說李道江認股多，爲勸業場之最），成爲大股東。

成都勸業場

勸業場於宣統二年改名爲商業場。在商業場各行各業中，凡是李鏞家族有股份的，名義上都由老太爺李鏞擔任董事，李道河則作爲實際代表履行職責。他人緣好，又沒架子。既是法政高材生，又當過知縣，所以得到廣泛尊重。

大家族內事務，雖由老太爺決策，實際上各種事務，也是李道和“總理”。

巴金稱父親：“愛我的人”之一

李道河擅長詩書文牘，多有著述。但是生於變世，未見流傳。清末民初四川文人胡淦在爲李鏞詩集寫的序中提到“子舟大令（縣官雅稱）亦有集待梓”。李道河還寫過一個諷刺喜劇《知事現形記》，由家中子侄排演娛樂。

李道河與陳淑芬

李道河喜好京劇，當時在會府東街有成都最早的公共戲院“可園”，極大繁榮成都市面，李道河即爲股東之一，時常帶家人去看戲。

巴金回憶：“父親對於京戲大概有特殊的嗜好，在那些時候一個戲園裏要添演京戲聘請京班名角，總是由他發起。凡是由上海到成都來的京班角色，在登臺以前總要先在我們家裏的客廳中清唱幾句，自然是父親請他們喫飯。”

李道河自己的小家庭在那個時候可謂比較開明。巴金回憶：“在家的時候父親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見他罵過人。”

年輕時的巴金

在廣元作爲知縣，他興辦新學；回到成都作爲父親，他也要把逐漸成長的兒子們送進新學，而不是那是仍然盛行的私塾。

頭兩個兒子李堯枚和李堯林都先後入讀中學。但是這樣做不是沒阻力的，上面老太爺（李道河之父李鏞）還在，很多事情李道河是自己做不了主的，可是他努力着。

輪到三兒子李堯棠（巴金）該上中學時，李道河病故（死於李鏞之前），巴金進中學的希望便斷絕了，“祖父從來不贊成送子弟進學校讀書，現在又沒人出來替我講話。”

長子堯枚中學畢業“名列第一”，本來“希望再到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學裏去唸書，將來還想到德國去留學”。李道河卻不得不按老太爺意志，要李堯枚結婚成家，併到成都商業場去做職員。

當時李道河對李堯枚“含着眼淚溫和地說下去”，反映出他的無奈無助與對兒子理想的同情。

李道河與夫人陳淑芬都相信西醫西藥，也不顧忌與洋人接觸，甚至把洋醫生請到家中做客，還專門配上了刀叉餐具。

巴金對父親具有深厚感情，在他的不少文章中對父親有着溫馨的回憶。“父親很喜歡我，他時常帶着我一個人到外面去玩。”巴金把李道河稱爲“愛我的人”之一（巴金用過着這種說法的還有母親陳淑芬、兩位哥哥李堯枚和李堯林）。

另據巴金侄子李致回憶，1941年，巴金闊別四川多年後首次回到成都，在大嫂家找到多封父親李道河過去的家書。巴金請大嫂上街爲他裱糊好，帶離四川珍藏。這些家書估計都在“十年浩劫”中毀於一旦。

有人質疑，爲什麼李道河沒有像他的兩個弟弟和幾個堂侄一樣遊學海外？在那個時代，長房長子或長房長孫要對家族承擔着更多的責任，要爲長輩和弟妹們做出犧牲。

以1911年12月8日成都發生兵變爲例，整個大家族撤到鄉下避難，只留下長子李道河和長孫李堯枚在城裏家中徹夜守護，應對全副武裝前來勒索騷擾的亂兵。所以長子、長孫往往不得不放棄很多個人機遇，更別說負笈海外了。

由於他的政績與學識，李道河一直沒有被當局遺忘。1915年4月，成爲第四屆覈准免試知事。同年11月6日由四川巡按使陳宦呈請，大總統鈐印批令免送考詢並予分發任用。

直到1916年1月30日北洋政府發佈的“免於考詢之保薦覈准知事”名單（全國共466員，分發四川44員）中仍有“李道河 浙江嘉興人”。不過，此時的李道河總理家政、勤勉實業，早已無意於官場了。

李道河早年娶比他小3歲、同爲浙江裔的女史陳淑芬，生四子五女。1914年陳氏病故後，繼娶江西裔女史鄧景蘧，又生一子一女。1917年，李道河病故於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