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与中亚帖木儿王朝两地相距较远，两国所讲语言分属不同语系，语言不通似乎成了双方交往的一大障碍，然而，终帖木儿朝，双方往来始终得到维持，语言上的差异并未影响双方的沟通，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与当时已存在国际通用语言如波斯语，又有沟通双方交往的中介――回回人以及明朝政府为此采取的种种措施等等有关。尽管如此，语言不同以及学习语言的难度也影响了双方交往的程度，尤其是思想文化方面的交流。本文主要讨论明与帖木儿王朝交往的语言种类并通过现存“来文”探讨双方语言交往的程度。

一、双方往来表文使用的语言

明与帖木儿王朝往来使用的语言有波斯语、汉语和蒙古语以及突厥语（畏兀儿文或察合台文）等。双方往来的国书或表文一般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

汉文文献中最早的帖木儿王朝来华表文（或国书）是洪武二十七年（1394）帖木儿遣酋长迭力必失等向明朝进贡奉献的表文。《明太祖实录》卷234 收有此表，《明史·西域传》收录的该表文的个别词语与《明实录》上记载略有差异。该表文原文是用波斯文还是其他文字现在不太清楚，但实录上记载的表文片断汉语表达非常流畅，汉文化水平较高，学者猜测该表文极有可能是经通事润饰后再呈送给明廷的。还有可能是帖木儿朝当时的进贡表文是用含有汉文的双语文写成的。

永乐八年（1401）二月，明成祖遣都指挥白阿儿忻台等赍敕往谕沙哈鲁。白阿儿忻台携带的这份国书汉文本，《明太宗实录》作了节录。帖木儿帝国的史臣阿卜答儿·剌扎黑·撒马儿罕地（1413-1438）在其《两颗福星之升起》一书中收录了明朝皇帝致沙哈鲁国王国书的波斯文本。

邵循正先生认为，这份波斯文诏书“所录为详，于‘皇天’、‘太祖高皇帝’等字皆另行提高缮写，可知其由原诏直译，且保存其格式，弥可珍视。” 刘迎胜师认为，波斯文译本篇幅长，内容多，当是明成祖国书的全文译本。他对这份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本，作了进一步研究。指出：这份译文非常流利，显然是母语操波斯语的人翻译的。但引人注意的是，此国书有两个重要特点区别于波斯本土写成的文献：

其一，波斯文文本完全按汉文诏书格式书写，凡遇“大明皇帝”（Daimink padshah-i Ma’azim,波斯语，直译“伟大的大明皇帝”）、“皇天”（Khudawand-i Ta’ali，波斯语，直译为“上天”，出现四次），“太祖高皇帝”（Tay zu-i padshah-i ’Ali）等词语均另起行顶格书写。

其二，国书的波斯文译本中使用了一些波斯人难解的汉语词汇。如Daimink，大明；Kimkha，金花；Fuma，驸马；Du chihuy，都指挥等。尤其是“帖木儿驸马”这个词，理应译为Temur kurgen，即“帖木儿·曲烈干”，但波斯文在翻译“驸马” 这个词时，却径直使用汉语语汇，把汉字“驸马”音译为Fuma，也就是用了一个波斯人根本不懂的词，这说明波斯文本的翻译者可能不知道kurgen（驸马）这个词，只能用汉字音译来表示。

结合刘迎胜师的分析，笔者以为当时明使携带的诏书极有可能是汉文、波斯文两种或两种以上文体写成。邵循正先生所指的波斯文本原诏很可能就是明使呈送的原件或抄本。

张星烺先生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书中将英人张白士（Chambers）《中国皇帝与爱迷儿帖木儿之子算端沙哈鲁交聘国书记》译出，据其载，除波斯文国书外，“又有一函，与礼物同呈进，详言各种礼物。又一函，性似护照，不须交出，专存来使身畔。各书皆以波斯文、蒙古文及汉文三种字成之。” 这里明确明与帖木儿朝往来是采用波斯文、蒙古文及汉文三种文字。张星烺先生又译白莱脱胥乃窦（Bretschneider, E.）《中世纪研究》所引阿伯特拉柴克（即阿卜答儿·剌扎黑）记载，提到：“每次中国皇帝致沙哈鲁之国书，辄有三通。每书又用波斯、蒙古及中国三种文写之。波斯文吾等（阿伯特拉柴克自称）所用之文也。蒙古字同畏兀儿文，语类突厥。各书义意，皆相同。又有一函，专记各种送来礼物、生物以及珍宝之类。此函亦以三种文字写之。此外另有护照专函。书函中所用年月，皆皇帝在位之年月也。” 若此，阿卜答儿·剌扎黑只是选用了一通国书三种文体中波斯文部分。

其实，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沿途有讲不同语言的众多的民族或国家，为便于交往，往来的文书往往会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体。例如：

土耳其Topkapi Saray博物馆藏有一道汉文－蒙古文双体的敕谕，内容是景泰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453年1月8日）明朝颁发给失剌思南部的剌儿（拉尔）地面头目咩力儿吉一道敕谕。已故哈佛大学教授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在其《托卡匹皇宫博物馆的1453年汉－蒙文敕谕》一文中附有该敕谕图片片断：“皇帝敕谕：剌儿地面头目咩力儿吉：尔世居西土，敬顺天道，尊事朝廷，遣人远来朝贡，忠顺可嘉，特赐尔綵缎表里(下缺)”。

来访使臣觐见君主时，使臣与国王互致简单的问候后，一般有一个正式开读表文的程序。对此，克拉维约有详细描写：“卡斯提亚国王命我们赍送之表文，现握于帖木儿手中，随员阿洛芳庇斯及通译一同近前，由阿洛芳庇斯读原文，通译在旁译出。读毕，帖木儿谓：‘将来需要再读一次时，仍将召阿洛芳庇斯前来’等语，我们此时起立，有侍役引至帖木儿御座之右方座位上。” 陈诚西域纪行诗有“才读大明天子诏，一声欢笑动春雷” 一句，若明使读的诏书是汉文部分，也应有通事在旁译出。

帖木儿王朝速檀、哈烈国主沙哈鲁致明成祖的国书，亦有两种文字。该国书保存在《两颗福星之升起》一书中，原书录表文二通，一为波斯文，一为阿拉伯文。邵循正先生将波斯文表文译成汉文。 此外，对明成祖致沙哈鲁两封国书的波斯文本，阿里·玛扎海里在其《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一书的导论中亦收录。

由于帖木儿王朝来华使臣操的是波斯语、突厥语、抑或是蒙古语、阿拉伯语，明朝政府不能确定，负责接待他们的明朝通事们很可能懂这些语言的人都有。据沙哈鲁的儿子拜升豁儿·把哈都儿的使臣火者·盖耶速丁所写的行纪，明朝负责接待他们的通事是哈只·玉速甫。此人懂得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蒙古语和汉语，他充任皇帝和使臣之间的翻译。手下还有几个通阿拉伯和波斯等语的木速蛮（穆斯林）。 因此，对明朝而言，无论帖木儿朝的使臣讲何种语言，明朝通事均能翻译，语言不会成为双方沟通的障碍。一些人由于精通西域语言文字，还得到了提升。如《明太宗实录》记永乐四年（1406）三月“升鸿胪寺序班哈只为本寺右寺丞。哈只，回鹘氏，谙通西域言语文字，故进用之。”

尽管存在多种语言，但波斯语很可能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国际通用语言。对此，阿里· 玛扎海里亦有论述。他指出“从北京到威尼斯的丝绸之路上的通用语言也曾是波斯语。最早的拉丁修道士，如鄂多立克神父和其他那些冒险从陆路直达中国的人也曾必须学习波斯语。马可·波罗以及像伊本·白图泰那样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人同样也要学习波斯语，这种语言成了任何（即使是一名拉丁教士也罢）希望到亚洲冒险的人必不可缺的语言。”“在中世纪，也就是直到19世纪初叶，波斯语在奥斯曼帝国以及亚洲的其余地区尚扮演着一种英语在我们当今世界所具有的角色，即贸易和外交界以及稍后不久思想界的一种国际通用语言。”

刘迎胜师指出：中国蒙元时期以波斯语为最重要的外交语言，用以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交往。在此基础上，直至明初波斯语依然是中国交通外邦最重要的外交语言，如见于《永乐大典》记载的明初派使团出使埃及的资料中称尼罗河为“卢地尼勒”，乃是一个波斯语词汇。郑和下西洋舰队的外交语言也是波斯语，显著的例子是今天保存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国立博物馆的用汉、波斯及泰米尔三种文字刻写的石碑，另外郑和派往天方（麦加）和麦地那的回回通事所操语言亦为波斯语。

除波斯语以外，蒙古语也是明与西域各地区和各国沟通的重要语言。

早在明太祖时期，明廷就已培养通蒙汉语言的人才作为使臣。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命翰林院侍讲火原洁等编纂《华夷译语》。“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发号施令，但借高昌书，制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火原洁与编修马沙亦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具载。复取《元秘史》参考，纽切其字，以谐其声音。既成，诏刊行之。自是使臣往来朔漠，皆能通达其情”

永乐五年（1407）明成祖派指挥白阿儿忻台等前往撒马儿罕吊唁帖木儿。这位白阿儿忻台（刘迎胜师将其还原成Bay Arkintay，邵循正先生读作Bai al –Hintai），其名称的尾音tay是蒙古人男子命名的后缀，可能是蒙古人。鸿胪寺丞刘帖木不花曾使别失八里。从名字看此人明显是一个蒙古人或蒙古化的汉人。这些使臣很可能是精通蒙语的。如前所述，中国使臣呈进沙哈鲁的礼物清单及随身携带的类似护照的信函“皆以波斯文、蒙古文及汉文三种字成之”。因此，明朝使团成员中当不乏通蒙语者。白阿儿忻台之后，明朝出使帖木儿朝使团仍不乏蒙古人。如李达、陈诚使团中有帖木儿不花等。天顺元年的马云、詹昇出使帖木儿朝之前，曾屡使瓦剌，他们大概也懂蒙古语。

关于13世纪末至15世纪中亚的语言问题，《拉失德史》的英译者伊莱亚斯曾作过专门分析。他指出，一个民族完全改变自己的语言需很长一段时间，第一阶段大部分人必须能够同样流利地使用新旧两种语言，次一阶段旧的语言要废弃不用或遗忘，这大概需几代人的时间。而据一般估计，一个世纪大约只能有三代。 由于伊斯兰教在中亚蒙古人中传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发生了变化，乃至采用了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但原来的种族特征和蒙古语不会轻易消失。 帖木儿王朝亦如此。据《克拉维约东使记》的记载：在帖木儿帝国，阿姆河南岸所用为波斯语，阿姆河右岸通用蒙古语，兼晓两种语言之人，为数极少。撒马儿罕境内流行之文字为蒙古文，亦为（阿姆河）南岸之人所不识。因之帖木儿政府中，雇用若干深悉蒙古语之官吏书记，以处理政务。 可见，蒙古语仍是帖木儿朝的公务语言，蒙古人被派为使臣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在操突厥语人数较多的中亚地区，人数较少的蒙古人在宗教上面临着伊斯兰化，在语言上面临着突厥化的问题。尤其是后者，在帖木儿王朝表现得更为明显。

8世纪以后，随着操突厥诸部的西迁，突厥语逐渐成为西北地区民间最为流行的语言。蒙古征服中亚后，出现了以波斯字母拼写突厥语、蒙古语词汇的文献。

日本学者羽田亨指出：在帖木儿时代，除了作为书面语使用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外，还出现了用突厥语写的作品。帖木儿本人虽为蒙古族系出身，但他和其属下都早已突厥化，是成长在突厥文化中的人，认为突厥文化就是自己的文化。帖木儿“在完成伟大经略后，他毅然废除长期以波斯语著述的习惯（虽然他也通此语），发扬自己固有的文化，提倡突厥文学。这都是民族自觉和文化意识的发扬，值得重视。”“其爱子沙哈鲁（Shah-Rukh），除波斯语外，擅长突厥诗，他写给其爱妃的抒情诗，现在尚残存在赫拉特人的故事中。再有其孙阿赫买德·米尔札（Ahmed Mirza）和伊斯坎德尔（Iskamdar）留有现仍为人赞赏的诗集。”“总之，察合台突厥文学在帖木儿时兴起，并大体继续发展于整个帖木儿王朝时期。”

突厥学家把14世纪之后以波斯字母拼写的东部突厥语称为察合台文。 在帖木儿帝国时代，察合台文“不但取代了畏兀儿文和叙利亚字突厥文，成为中亚操突厥语东部方言的唯一书面语，而且取代了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成为中亚东部和我国西北地区操突厥语各民族的共同书面语”。

明朝正德年间，西域各国致明廷的文书中已经有些以察合台文写作。明朝译员和官员把察合台文称为“高昌话回回字番文”。 它是以波斯语字母（比阿拉伯文多四个字母）拼写的中亚突厥语。

除察合台文之外，畏兀儿文仍然在帖木儿朝宫庭使用。公元14-15世纪中叶的阿拉伯史家伊本·阿拉布沙曾写道：“察合台人有另一种文字，叫回鹘文（畏兀儿文），它作为蒙古人的文字而为大家所知，人们用它书写委任状、命令、书函、诗歌、历史、故事以及成吉思汗的敕令。谁通晓这种文字，谁就不患贫困。”帖木儿就曾令书记官用畏吾儿文记其一切征战活动。 15世纪后期，在帖木儿朝还有一位畏兀儿人奉命以回鹘文（畏兀儿文）撰写了一部名叫《汗的历史》的编年史，为帖木儿歌功颂德。

由于明朝初年，畏兀儿文在西域诸地经常使用，通畏兀儿语的回回人常常充当明朝出使西北地区的使臣。如洪武三十五年（1402）回回人者鲁剌丁出使哈剌火州，永乐元年，亦卜剌金出使哈密。

因此，突厥语（畏兀儿文、察合台文）也是明与西域各地区和各国沟通的常用语言。

二、明朝对帖木儿王朝来华使臣语言的翻译

为培养与周边各族交往的翻译人才，明朝设立了四夷馆。“永乐五年（1407）三月癸酉，命礼部选取国子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释书，人日给米一石，遇开科令就试，仍译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馆于长安右门之外处之。” 前述明朝皇帝致沙哈鲁国书波斯文本，刘迎胜师认为可能是回回馆译员们的作品。据先生研究，明代官方教授波斯语的机构是四夷馆中的回回馆。设回回馆教习波斯文的主要目的，是同西域穆斯林诸部诸国交往。回回馆最初的教师有可能是一些当时尚通晓本族语言文字的回回人，从习者从国子监生中选出，则多应为汉人。回回馆除了负责教授回回语文（即波斯语）、编写教材和字书（即波—汉双语字典）之外，还要为明廷担任通事，翻译与西域诸部、诸国有关的外交公文，包括明廷出使西域的官方使团所携带的国书和西域诸国、诸部入明朝贡和事务往来时呈交的番文国书、公文的汉译回、回译汉工作。 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的波斯文译本非常流利，可能是母语操波斯语的人翻译的，即可能是刚刚成立不久的回回馆译字生教师的作品。

至于译字生的翻译水平，除了他们本身的学习能力外，也与教师的外语水平与教学水平有关。明与帖木儿王朝交往的语言翻译主要由四夷馆中的回回馆和高昌馆承担。这两馆译字官生和教师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双方语言交往的能力。现存四夷馆来文主要是明朝中后期的作品， 主要反映帖木儿王朝灭亡后明与西域诸地交往的情况，但从语言的继承性、连续性角度看，分析来文的水平，也有助于从侧面了解双方交往的程度。

现存的《回回馆来文》大概是回回馆译字生的教材。据胡振华先生在《珍贵的回族文献》一文中研究，这种来文主要在国外。东洋文库有来文30篇，均为汉文、回回字对照，去除重复的，实有21篇。柏林国家图书馆共有来文16篇，内有重复的一篇，有3篇为东洋文库本所没有的，其中第1篇为其独有。内阁文库本共有来文17篇，其中第16篇与第9篇重复，有15篇与东洋文库本、柏林国家图书馆本的某些来文相同。其第2、17篇是东洋文库本及柏林本中所没有的。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本中有来文17篇，其第2、17两篇也是东洋文库本中所没有的。这24篇左右的回回馆来文总体情况是：汉文在前，回回字译文另页在后，汉文来文每篇5行、6行、7行、8行不等，行12字至14字，凡遇“皇帝”、“恩赐”、“圣旨”、“圣恩”、“敕”、“上位”等字，均顶格书写，凡遇“金门”、“朝廷”等字，均需提高一格书写，汉文来文皆自右往左竖写，回回字译文每篇6行、7行、8行、9行、10行不等，皆自右向左横写，遇上上述“皇帝”等字也不顶格或提高一格书写。 除汉文外，回回文与前述永乐年间波斯文文本完全按汉文诏书格式书写是不同的。亦与《高昌馆课》中“所有汉、回鹘文文书均用毛笔楷书，凡遇‘朝廷’、‘大明’、‘圣旨’等字，汉、回鹘文均顶格书写不同。”

胡振华先生分析来文后认为：来文的回回字译文语言生硬，许多地方不符合波斯语法，而是一些波斯语词按照汉文来文次序堆积起来的，错误较多。看来当时波斯语翻译的波斯语水平是不高的，若译者是回回人，还说明到了明代还有人能懂这么多波斯语，这也是不容易的。

这些来文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价值是毋庸怀疑的，但对其史料价值，即来文的真实性，颇值得怀疑。我们发现，现存的《回回馆来文》、《高昌馆来文》，每篇来文大都有两种文字文本，汉文写作格式也大多相似。尤其是回回文或回鹘文大多按汉文次序排列。刘迎胜师认为 “这些‘来文’多数是伪造的。参与作伪的可能是一些在边关担任翻译的人或四夷馆的职员”。 刘师在另一篇论文中亦指出“这些表文并非原本，明显是带有汉语背景的人伪造的，其作者可能是四夷馆的教师” 。乌云高娃在刘迎胜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四夷馆“来文”，不管在边关担任翻译的人或四夷馆的教师伪造的，其目的应是为四夷馆译字生“习译”而作。 并认为：现存四夷馆来文的来源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在边关担任翻译的四夷馆译字官生与来进贡的诸番朝贡者相勾结，为了朝贡利益，得到赏赐而伪造的。第二种可能性是四夷馆教师、译字官生，根据在边关译审的进贡“表文”汉文部分，重新译成蒙古文，将蒙汉文“来文”合编在一起，作为教习蒙古语教材。同时，也作为考试的底本。 如此，这些来文若是伪造或“习译”之作，“来文”所反映的历史未必是真实的，换言之“来文”的史料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笔者阅读一些资料后，觉得这些来文不同于官方使臣携带的正式表文，它似乎是贸易使臣向明廷乞讨赏赐的请愿书，其内容很可能是真实的，或者，有些来文的内容基本是真实的，即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来文”可能是在原有番文的基础上，经过四夷馆教师改编而成，而非完全伪造。

首先，“来文”是四夷馆译字官生学习课程之一。嘉靖二十一年（1542）四月提督四夷馆少卿郭鋆重申教规，内有：“考之往昔，专工一切番汉杂字而不及诰敇来文，恐殊非急务，今后务将三者并行肆习，如正月习诏敇，则四月习来文，又四月习杂字，每季一周循环。”明确规定：诸生“每进馆日，照先年批准教规，馆师将所教译字官生考验所授仿课，并背讲诏敕来文馆考等书，荒疏者量责，怠惰不习者重责。”“每侯本堂进馆日升堂后间行制签，考验各生杂字、书、课，不能书写背讲者，责惩。” 可见，诏敇、来文、杂字、馆考是四夷馆译字官生学习的主要课程，“来文”是要书写背讲的。为便于学习，“来文”的字数是在一定范围内。笔者初步统计高昌馆汉字来文，字数大约在40－70余字之间。编辑这些字数来文，是适应四夷馆译字官生辨验来文的考试要求。

嘉靖四十五年正月，大学士徐阶在题选译字生奏议中提到自嘉靖十六年考收子弟后，三十年间所收子弟率多事故，回回馆、高昌馆等只有教师一二员，无一名子弟习学。现存教师年深齿迈，精力衰颓，“每年各夷进到番文及敕谕夷使事务颇为繁剧，乃责成一二教师□，使之辨译书写，未免苦难迟滞，是以夷人□得即回，坐费国家供億。” 礼部尚书高拱等拟议五条处理意见，其第四条为“严考试”，“其试字不用旧句，临时杂出汉文三十字，令译番文。”“预行各馆教师先将番文底本送部以凭验对，其考设之日，各教师俱于部中别所封锁，待取定进呈之时放出，令其参验，庶免差讹。”这种“临时杂出汉文三十字，令译番文”做法，因各馆所习番文不同，注以汉字互相有无，若一体考译，无其字者难以应合。为克服此状况，万历三十一年五月大学士沈一贯在题选译字生奏议中提到“考试之日，公同于九馆番文底本内揭出一段，令其译写。”但这种考试有难度，阁臣议论采取的是杂出汉字单双各十五字，令其翻译番文”。天启五年八月吏部尚书、大学士顾秉谦等在题选译字生奏议中提到：“十馆所习番文各异，而注以汉字亦互相有无，若一体考译，则有无其字者将何以应合。于考试之日，公同于十馆番文底本内揭出一段，令其译写。” 为适应从四夷馆“番文底本内揭出一段”译写的考试要求，四夷馆有必要编辑一套番汉来文，供四夷馆译字官生学习。

这套番汉来文，有一定的格式，题头为使臣来自何地、使臣的名字；正文为奏讨内容，一般有路途情况，进贡物品种类与数量，要求明廷赐与那些物品（或不提赐予物品的具体内容）。最后一般都是“奏得圣旨知道”这几个字。

前引胡振华先生研究论文中收有一件回回馆来文：“撒马儿罕使臣哈非子，大明皇帝前进贡西马六匹、小刀一百把，望乞收受，求织金缎子茶叶，望乞恩赐，奏得圣旨知道。”

现存的明代《高昌馆课》中亦有一条黑娄来文：“黑娄地面指挥阿力平章叩头奏，今仰望天皇帝好名声进贡土产方物去了，就乞讨各色织金段子并汤瓶、马革占，怎生恩赐。奏得圣旨知道。”

这种番文实际上是进贡使臣向明廷打的奏讨报告或请愿书，他不同于正式的国书。

《明实录》中对此有所反映。嘉靖三年二月，捨剌思等使满剌捏只必丁等三十二种进贡马匹方物，各奏讨蟒衣、膝襴、磁器、布帛等物，诏量与之。

嘉靖四年，天方国使臣火者马黑木等十六名赴京进贡，“初来投进番文十一道，除进贡方物验收题赏外，又求讨蟒衣、金盔等项。” 时进贡使臣可以不经通政使司转达，具番本径赴内阁或礼部等部门跪奏，使臣投进的番文可以有十几道。

辨验番文，书写敕谕、应对九夷是译字官生的责任。“本馆官生业专习译、书写敕谕，辨验来文” 。辨验（夷使）来文与辨验番文在某种程度上应是一致的，但我们所见的四夷馆“来文”含有汉文，与没有汉译的番文不同。一种可能是，从番文底本内揭出一段后由译字生或教师译写后，成为范文，供译字官生学习模仿之用，因其内容是从番文底本内揭出来的，故史料价值还是有的。

其次，四夷馆“来文”本身的写作水平较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水平低。“这些来文虽然以波斯字写成，但语法和词序基本是汉语，书写者不懂动词变格和人称变位。特别是其中出现许多以波斯字母拼写的汉语词汇，如：Daiming，“大明”；wang，“王”；dudu，“都督”；su jiu，“肃州”（地名）；qam jiu，“甘州”（地名）；yung chang，“永昌”（地名）；vai，“卫”（明军事单位名）；syam si，“佥事”（官职名）；ji，“只”（量词）等。”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心理看，科举入仕被视为求官的正途，入学四夷馆的监生有不少是将在此学习作为台阶，寻找机会到他处谋职。加上学习外族语言有难度，汉人学习外族语如波斯语的积极性不高，或者，即使学了，因少有机会到西域诸地出使，语言的使用水平也不高，以至于嘉靖朝早期“译审外夷通事序班俱系外夷色目人为之”。 这些外夷色目人常驻汉地，成为汉回，他们的汉语水平不高，若入华定居日久，其波斯语水平也会逐渐下降。译字官生若以他们为师，其波斯文作品的水平也不会很高。至于要求他们认识波斯语或汉语的语法规律，确当地翻译汉文或波斯文则更难了。我们在明朝大臣的奏疏中能看到不少汉语非常生涩的译文， 也反映了这种情况。从这种角度看，四夷馆“来文”可能并不是伪造，当时语言交往的实际状况可能就是这种水平。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明与西域诸地语言交往过程中，高昌馆与回回馆相互代译的现象。明廷致西域各国的公文一直以波斯文与畏兀儿文写成。这可能与明朝自永乐年间所设四夷馆中的高昌馆、回回馆有关。这两馆分别承担译字官生的畏兀儿文和波斯文的教学任务，并承担西域各国等地的来文翻译。《四夷馆考》卷之下《高昌馆》载：火州（畏兀儿）“字书亦有真草，颇似鞑靼字，亦常借用回回语言。”又指出：“哈密地近高昌，本属高昌馆译审，但其中多回回人，入贡时亦有用回回字者，故又属回回馆。”

畏兀儿文是中古使用突厥语的民族用粟特字母创制的，后主要为西迁今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人所使用，在汉文中常称为畏兀儿文。当中亚帖木儿王朝使用察合台文书写突厥语时，畏兀儿地区仍使用畏兀儿文。但到了正德年间，畏兀儿地区已出现使用回回字（波斯文）书写高昌话（突厥语）的现象。这与帖木儿王朝使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察合台文在字母书写上相似，并可能在使臣的来文中得到反映。由于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这些来文到四夷馆后，可能需要回回馆、高昌馆的译员共同研读才能译成，于是出现了时而以回回馆为主，时而以高昌馆为主翻译来文的现象。 反映在《明实录》中，便出现了同一地方有不同译名，从而引起后世的误解。

明与中亚帖木儿王朝交往的语言包含有汉语、波斯语、突厥语、蒙古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语言不同因有媒介（通事）并没有影响到双方的交往，但媒介（通事）的水平高低也会影响到双方交往的程度。若对语言误读就会造成双方误解，应当说，明朝政府是重视这一问题的，这从设置四夷馆，并使之一直存在，且有重臣为题选译字生屡上奏稿这些事得到证明。但由于体制上更重视科举取仕，难以吸引优秀人才从事翻译和外交工作，四夷馆译字生的生源得不到质量保证，不少官宦、富室子弟混入其中，不学译业，另图出身，加上明朝中后期以后，明廷趋向保守，很少有使臣被派往中亚等地，交往程度的减少也影响到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以至于翻译人员凋零，翻译水平下降。影响明朝翻译人才质量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本身的教学问题。其教学内容大体是译写诏敇、辨验来文、学习杂字和馆考等，尤以汉字、词汇的译写为主，这使得译文非常生硬。以生硬的语言与“外夷”打交道，自然也会影响到“外夷”以尽量符合汉语的“说法”与明朝官员尤其是通事的往来，这有可能影响到番文的写法。四夷馆“来文”不符合语法的现象可能是这一情况的反映。从“来文”来自“番文底本”这一角度看，“来文”还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它反映了明朝中后期对外交往的情况，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进贡）贸易使臣向明廷奏讨物品的官方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