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保成：《資治通鑑》的纂集與特點

摘要：就其初衷而言，“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不僅治平三年四月奏、《進資治通鑑表》，就是書中的“臣光曰”（卷六十九），都一再強調這十個字，足見司馬光對“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的高度重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令書成後寫入，司馬光立即寫了《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北宋政權建立一百餘年間，學術文化事業出現繁盛景象。仁宗即位後，潛伏的社會危機逐漸暴露，“慶曆新政”曇花一現，仁宗君臣面對內外交困的時局，嚮往唐朝“爲國長久”，掀起朝堂議政必引唐代故事的風氣。在《新唐書》修成之前，已經出現一批以《春秋》義例褒貶唐代史事的著述，其代表可謂孫甫《唐史記》七十五卷。孫甫以（舊）《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治亂之本亦未之明，勸戒之道亦未之著”，遂“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司馬光爲之作“書後”，歐陽修、蘇軾等以其爲舊史所不及，改用編年，效法《春秋》受到推重。孫甫說得非常清楚：“《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賞罰。時之爲惡者衆，率辨其心跡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1]在這樣的社會、學術氛圍下，司馬光登上歷史舞臺，一方面從政實施其改變社會危機的主張，另一方面進行著述改斷代紀傳史爲通古編年史，將中國編年史推向頂峯，與紀傳史始祖司馬遷並駕齊驅，被譽爲“兩司馬”，成爲中國史學最高成就的象徵。

一、纂集經過

《資治通鑑》的纂集，應當從《歷年圖》說起。英宗即位第二年改元治平，治平元年（1064）三月，司馬光進其所纂《歷年圖》，則《歷年圖》當纂於此前。《記歷年圖後》述其初衷：“光頃歲讀史，患其文繁事廣，不能得其綱要，又諸國分列，歲時先後，參差不齊，乃上採共和以來，下訖五代，略記國家興衰大跡，集爲五圖。每圖爲五重，每重爲六十行，每行紀一年之事。其年取一國爲主，而以朱書他國元年綴於其下。蓋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四、五，則從可知矣。凡一千八百年，命曰《歷年圖》。其書雜亂無法，聊以私便於討論，不敢廣佈他人也。”[2]此時司馬光主要考慮的是舊史“文繁事廣，不能得其綱要”，“諸國分列，歲時先後，參差不齊”，集爲五圖，用朱、墨兩色文字，都是爲了“聊以私便於討論”。而且其起始之年爲“共和”，並非戰國“三家分晉”。隨後不久，奏其《通志》八卷，進書表這樣寫道：“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盡秦二世三年，《史記》之外，參以他書，於七國興亡之跡，大略可見。”[3]《通志》八卷，即《資治通鑑》周紀五卷、秦紀三卷。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蹟”，於是司馬光進奏曰：

自少已來，略涉羣史。竊見紀傳之體，文字繁多，雖以衡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不能周浹，況於帝王，日有萬機，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誠爲未易。竊不自揆，常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採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慼，善爲可法，惡爲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餘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聞見甚博。……頃臣曾以戰國八捲上進，幸蒙賜覽，今所奉詔旨，未審令臣續成此書，或別有編集？若續此書，欲乞亦以《通志》爲名。其書上下貫穿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4]

同時，以劉恕、趙錫君皆習史學，爲衆人所推，慾望特差二人同修。“詔從之，而令接所進書八卷編集，俟書成取旨賜名。”其後，趙君錫以父喪而不赴，命劉?代之。

據司馬光後來所寫《資治通鑑進書表》追述，“先帝仍命自選闢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神宗即位當年，治平四年十月，親制序雲：“嘗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蹟，俾就祕閣翻閱，給吏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於戶?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令書成後寫入，司馬光立即寫了《謝賜資治通鑑序表》。同時，“又賜潁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5]。熙寧三年（1070）六月，司馬光請以範祖禹同修。元豐元年（1078）九月劉恕卒，十月請以子司馬康充編修《資治通鑑》所檢閱文字。其後，神宗又“賜以潁邸舊書二千四百卷”。

參預全書編纂者，前後總共五人，即進書表末所列名單：檢閱文字??司馬康，同修??範祖禹、劉恕、劉?，編集??司馬光。同修三人，劉恕、劉?先入局，劉?負責漢，劉恕負責三國兩晉南北朝至隋。熙寧三年範祖禹入局後，負責唐及五代，如司馬康所云：

此書（《資治通鑑》）成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曆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範純甫。[6]

自清全祖望《通鑑分修諸子考》提出劉?負責兩漢至魏晉南北朝，劉恕負責五代，範祖禹負責唐以來，兩種說法長期並存。近30年來較爲通行的說法是：劉恕、劉?先入局，劉?負責漢，劉恕負責魏晉南北朝至隋；範祖禹入局後調整分工，劉?接替劉恕負責南北朝，範祖禹負責唐，劉恕轉而負責五代，劉恕卒後，五代由範祖禹接替。[7]

分工的同時，從收集資料到進行編纂，有着一套嚴謹的程序??編寫叢目、長編，進行考異，最後定稿。所謂叢目、長編，從司馬光《答範夢得》的書信中“夢得今來所作叢目”以及“自《舊唐書》以下俱未曾附註，如何遽可作長編”等內容知道，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又明確指出：“臣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鑑》也，先使其僚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爲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8]據此書信，叢目，以一書爲主，標出事目，按時間順序剪貼排列，然後將收集的相關史料增補進來，附註史料出處，即所謂“稍干時事者，皆須依年月注所出篇卷於逐事之下”，“無日附於其月之下，稱是月；無月者附於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於其事之首尾；有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附於一年之下。”叢目的基本要求是“但稍與其事相涉者即注之，過多不害”。長編，依叢目順序將同一事目下所列史料全部檢出，參照比較，決定取捨，並進行文字加工，用大字寫成正文。有歧異的不同記載，則用小字附註於正文之下，“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互有詳略，則請左右採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敘事之體也。此並作大字寫。若彼此年月事蹟有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分明、情理近於得實者，修入正文，餘者注於其下，仍爲敘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其基本原則是：“大抵長編，寧失於繁，毋失於略。”[9]

叢目、長編，是在司馬光的統一指導下，由“同修”三人分別進行，最終集於司馬光一手完成。劉恕之子劉羲仲在《通鑑問疑》中回憶：“先人在書局，止類事蹟，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長?附註有歧異的記載，經司馬光最終審定，說明取捨，形成“考異”。全書經司馬光?其繁冗，考其異同，錘鍊文字，形成定稿。具體情況，可從其寫給宋次道的信中窺見一斑：

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爲事，於今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御。唐文字尤多，託範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爲草卷，每四丈截爲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至大曆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10]

由此可以知道，僅唐代長編就多達“六七百卷”，司馬光花費四年時光才最後刪定成爲八十一卷。正因爲司馬光充分發揮了主編的主導作用，才使《資治通鑑》結構渾然一體、文字一氣呵成。

自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其編歷代君臣事蹟，“每修一代史畢，上之”，至神宗元豐七年（1084）十二月“上《五代紀》三十卷，總二百九十四卷，《目錄》、《考異》各三十卷”[11]。這裏先談一談《目錄》、《考異》。

關於《目錄》三十卷，《進資治通鑑表》中這樣寫：“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目的??以備檢尋，編纂??略舉事目。具體形式：上方，首載歲陽、歲名紀年，並載以劉羲叟《長曆》氣朔、閏月以及各史所記七政（即日月與五星）之變，補《資治通鑑》書中曆法及天象之不足；目錄仿《史記》、《漢書》年表，年經國緯，略舉事目，並撮書中精要之語散於其間，提綱挈領，頗似《資治通鑑》簡本；下方，標註明《資治通鑑》卷數，以便知某事在某年、某卷。清四庫館臣評論說：“兼用目錄之體，則光之創立。《通鑑》爲紀、志、傳之總會，此書又《通鑑》之總會也。”[12]

關於《考異》三十卷，進書表如此說：“又參考羣書，評其異同，俾歸一途，爲《考異》三十卷。”此即“遍閱舊史，旁及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擇幽隱，較計毫釐”的考辨。所謂考異，即上引司馬光《答範夢得》中“若彼此年月事蹟有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分明、情理近於得實者，修入正文，餘者注於其下，仍爲敘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涉及範圍極爲廣泛，大凡時間、地點、人物、史實有疑點者，或各書記載不同，均加考辨，說明取捨。考異內容，包括考證時間、考證地理、考證人物、考證事件。考異方法，一是以本校、對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方法校改文獻錯訛，二是不取不合情理的記載，或駁斥荒誕不經的妄說。“爲敘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司馬光還規定了“考異”的具體格式：

先注所舍者雲，某書云云，某書云云，今案某書證驗云云，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爲定。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雲今兩存之。

人們所見《考異》文字，基本都是按照這一格式書寫。循此格式，既便於閱讀、對照，也有助於對史事進行深入研究。《考異》三十卷，歷來頗受推崇，被認爲“光既擇可信者從之，復參考同異，別爲此書。辯證謬誤，以祛將來之惑”。同時更認爲：“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書明其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實自光始。”[13]三十卷《考異》最初單行，據胡三省乙酉（1345）《新注資治通鑑序》，在浙東騷亂過後，“復購得他本爲之注，始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即自胡三省注本始，《考異》或單行，或散入《資治通鑑》，兩種形式並行於世。

司馬光自謂“遍閱舊史，旁及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那麼《資治通鑑》究竟採用多少舊史、小說呢？對此，自宋以來不斷有人進行統計。南宋高似孫在《緯略》說：“《通鑑》採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14]清四庫館臣以“其採用之書，正史之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15]。此後，多以高似孫所說“二百”爲“三百”之誤。不過，高似孫在另一書中對引書作有詳考，明確指出：“司馬公《通鑑》，今人但以爲取諸正史，予嘗窮極《通鑑》用功處，因有用史、用志傳，或用他書，萃成一段者，則其爲功切矣，其所採取亦博矣。乃以其所用之書，隨事歸之於下，凡七年而後成，《通鑑》中所引援二百二十餘家。”[16]同時，詳列書目，起《史記》，至《武威王廟碑》，共計226種（其中《唐列聖實錄》僅爲一目），與《緯略》所說“二百二十二家”稍有出入，並非“二百”爲“三百”之誤。若以《緯略》222家加正史19家，也不過241種。清同治、光緒中，胡元常依《通鑑考異》所見書目作《通鑑引用書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種，惟文集則不列其目”[17]。其所列書目，較高似孫《緯略》多31種，並註明作者、卷數。民國年間，張須“以《通鑑考異》所見書名爲主”，分爲正史、編年、別史、雜史、霸史、傳記、奏議、地理、小說、諸子10類，“以究溫公探索所至，兼明去取之由”，共得301種，除去正史25種，“雜史諸書”爲276種，又除去諸子，得書267種。[18]20世紀80年代，圍繞張須的統計，又有過不同的考辨。陳光崇認定爲359種，是迄今統計數目最多的一說；高振鐸認定爲339種；周徵松認定爲356種。[19]上述各家統計,除對具體書目認識不同外，主要是統計標準不一,究竟是以《通鑑考異》引書爲標準，還是以《通鑑》引書爲標準？儘管如此，但說《通鑑考異》引書約340種還是完全可信的。

通過《考異》引書，可以探索《資治通鑑》的史源。這裏僅作簡要提示，以見其取材的基本原則。戰國至秦統一，共出“考異”5條，基本源於《史記》，都是用內證和本校法。西漢一代，主要源於班固《漢書》，參以荀悅《漢紀》。漢高祖至漢武帝，若史事沒有異說而《史記》、《漢書》有異文，一般依《漢書》，或互有取捨，綜合採用。昭帝以下，以《漢書》爲主，《考異》引書僅荀悅《漢紀》、伶玄《飛燕外傳》（一作《趙後外傳》）、葛洪《西京雜記》等數種。因荀悅《漢紀》改《漢書》而來，當二書有異文時，通常從《漢書》而舍《漢紀》。東漢一代，史書漸多，以范曄《後漢書》爲主，兼採袁宏《後漢紀》，其他則更次之。三國時期，以陳壽《三國志》爲主要依據，敘漢獻帝事多取《獻帝起居注》，敘孫策事多依虞溥《江表傳》。兩晉史以《晉書》爲主要史源，晉統一之前多以《三國志》校《晉書》，晉、宋之交多與沈約《宋書》參校。東晉、南北朝，加之十六國，記載既多又各異，從《考異》情況看，通常以事發地史書爲主：即南朝史事，多取宋、齊、梁、陳各史及《南史》；北朝史事，多取魏、北齊、周、隋各史及《北史》。隋唐時期，《考異》引用書目約佔全部引書的3／4，史源紛繁，因而《考異》佔二十三卷，文字明顯增長，往往超過千言，甚至有長達2500餘字者，取捨情況最爲複雜，以“正史”、實錄爲基本史源，“正史”中又以取《舊唐書》爲多。五代時期，同樣以“正史”、實錄爲基本史源，“正史”則以取《舊五代史》爲多，基本不取《新五代史》。[20]

最後，從《資治通鑑》書名說兩個歷來多未注意到的問題：其一，司馬光最初名其書爲“通志”，而且成爲《史記》之後“通前代之史，會天下之書”的鴻篇鉅製，比鄭樵以“會通之法”編纂《通志》要早77年。要不是宋神宗賜名《資治通鑑》，或許後人會見到兩部《通志》，一爲北宋時司馬光所修編年體《通志》，一爲南宋時鄭樵所修紀傳體《通志》，或許鄭樵另爲其紀傳體通史取一個書名。其二，司馬光自名其書“通志”，而英宗卻命其“編歷代君臣事蹟”，與真宗景德二年令王欽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蹟”，兩者“聖意”全同，真宗賜前書名《冊府元龜》，神宗賜後者名《資治通鑑》。不同的是，前者爲類書，直錄原始文獻原文，後者爲編年史，博採、詳考而後重加撰寫；前者“惟取六經子史，不錄小說雜書”[21]，後者不僅“遍閱舊史，旁及小說”，還強調“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鑑擇之。”[22]南宋洪邁有一比較兩書取材的論述，指明《冊府元龜》不取“異端小說”，並列各類書目存在的問題，其結果造成“遺棄既多”。緊接着，舉《資治通鑑》取材“雜史、瑣說、家傳”的情況，反而事實“皆本末粲然”：

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敘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龐勳，用《彭門紀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23]

充分肯定“雜史、瑣說、家傳”的史學價值及史料意義。

二、編纂特點

從《記歷年圖後》、《進通志表》看，司馬光編著目的最初只是患舊史“文繁事廣，不能得其綱要”，“刪取其要，爲編年一書”，使“興亡之跡，大略可見”，並沒有非常明確的“資治”用意。當英宗命其編“歷代君臣事蹟”之後，才進一步表示“凡關國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慼，善爲可法，惡爲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爲編年一書”，有了爲帝王提供鑑戒的意圖。至神宗“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確定其著書主旨。因而，《進資治通鑑表》中才有這樣的完整敘述：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爲可法，惡爲可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宴，時賜省覽，監前代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之羣生，鹹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顯然，這是在前三次（進《歷年圖》、進《通志》、編“歷代君臣事蹟”）的基礎上，增加了伏望陛下“時賜省覽，監前代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的意願和希望，這無疑與神宗賜書名《資治通鑑》有關，但還要看到與其政治主張的關聯。

1．非有正閏之辨，止爲紀年銜接

《資治通鑑》全書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五代後周顯德六年（959），編年記述1362年史事。因其“記國家興衰大跡”，所以是一部以政權興衰爲中心的編年體通史，具體分卷情況如下：

周紀（前403－前256）五卷秦紀（前255－前207）三卷

漢紀（前206－219）六十卷魏紀（220－264）十卷

晉紀（265－419）四十卷宋紀（420－478）十六卷

齊紀（479－501）十卷梁紀（502－556）二十二卷

陳紀（557－588）十卷隋紀（589－617）八卷

唐紀（618－906）八十一卷後梁紀（907－922）六卷

後唐紀（923－935）八卷後晉紀（936－946）六卷

後漢紀（947－950）四卷後周紀（951－959）五卷

如此分卷，三國時不見蜀、吳紀年，南北朝時不見北魏、北齊、北周紀年，五代時不見十國紀年，特別是三國時沒有蜀紀，在當時以至後來均有議論。劉恕寫信表示：“正統之論，興於漢儒，推五行相生，指璽紱相傳，以爲正統。……若春秋無二主，則吳楚同諸侯也。史書非若《春秋》以一字爲褒貶，而魏晉南北五代之際，以勢力相敵，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號異乎周之於吳楚，安得強拔一國謂之正統，餘皆爲僭僞乎？”[24]南宋周密說：“正閏之說尚矣。歐公作《正統論》則章望之著《明統論》以非之，溫公作《通鑑》則朱晦庵作《綱目》以糾之。張敬夫亦著《經世紀年》，直以蜀先主上繼漢獻帝。”[25]司馬光特別在卷六十九蜀先主劉備即皇帝位，改元章武處，寫下一則800餘字的“臣光曰”表明自己的觀點：“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指出正閏之說的產生，並以歷史事實點明其不能自圓其說，進而闡述自己的編著原則：

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慼，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

周、秦、漢、晉、隋、唐混一九州，以其年號紀年，“不誣事實，近於至公”。分裂時期以三國魏、南朝宋、齊、梁、陳年號紀年，是因爲它們的年號不僅與漢、晉、唐前後銜接，而且它們彼此之間年號也是銜接的，並不存在“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的意思。如果三國時以蜀之年號紀年，歷史紀年將會出現空擋：曹丕廢漢獻帝稱帝，東漢政權不復存在，時在建安二十四年（219），而蜀先主劉備稱帝在章武元年（221），則公元220年既無東漢年號，又無蜀漢年號，只有曹魏年號??黃初二年。若“直以蜀先主上繼漢獻帝”，則歷史紀年於此無年號紀年。蜀亡於公元263年，西晉代魏在公元265年，公元264年同樣無年號紀年。北朝有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與十六國，五代時期又十國，情況更爲複雜，年號相互交錯，如何紀年既能“不誣事實”，又能見到“事之先後”的順序？斷代爲史，不存在這個問題。紀傳體通史，也不存在這個問題。惟有編年體通史纔會遇到這一難題，必須在“不誣事實”的前提下妥善解決。司馬光提出的上述原則，是符合客觀歷史進程的惟一可行方法。司馬光的以上論述表明：一不仿效《春秋》“立褒貶之法”，二爲解決紀年連貫、“不誣事實”的問題。胡三省最得其要領，點評也最爲簡要：“溫公紀年之意，具於此論。”這的確集中反映出司馬光編寫編年體通史的編纂思想，而宋、元以來多爲人們所忽視，或爲理學家們所歪曲，我們應該充分認識這一論述的歷史編纂學意義。

2．“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

通常談《資治通鑑》，大都強調其“監前代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上面已指出這是在神宗賜書名之後司馬光才明確增加的意願。就其初衷而言，“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不僅治平三年四月奏、《進資治通鑑表》，就是書中的“臣光曰”（卷六十九），都一再強調這十個字，足見司馬光對“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的高度重視。明確將“國家興衰”與“生民休慼”並列作爲敘事的基本內容，是《資治通鑑》的重要特點和突出成就。

(1)“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得之甚難，失之甚易”

司馬光之前的十七史，自《漢書》始，以敘各朝各代之興爲主，用大量篇幅記其創業、治世、盛世的輝煌以及相關君臣的嘉言美行，而記其衰敗、衰世、亂亡及其相關君臣的種種事蹟則往往簡單從事，幾乎都是“虎頭蛇尾”。司馬光以其“通識”審視1362年史事，十分清楚地看到，後一皇朝的創業史正是前一皇朝的衰亡史，進而總結說：

自古以來，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得之甚難，失之甚易也。[26]

因此，《資治通鑑》敘事，在“關國家興衰”方面，注重“興”的同時，更關注其“衰”。全書編纂充分體現了這一通識，敘各朝各代，均是亂世篇幅超過治世篇幅。

敘漢、唐“治世”，其末世篇幅超過盛世篇幅：西漢文帝、景帝約4卷，而末世平帝、王莽、更始亦4卷；東漢光武約5卷，而獻帝卻多達10卷有餘。唐太宗7卷、玄宗開元4卷、僖宗5卷、昭宗8卷。“治世”的兩大帝國??漢、唐，其末代皇帝（漢獻帝、唐昭宗）所佔篇卷，較任何其他帝王都多。

在所謂“亂世”，也有“治”與“亂”之別，西晉武帝3卷多，惠帝亦3卷多，“八王之亂”至西晉亡4卷。至於宋文帝8卷、梁武帝18卷，並非因爲他們是“亂世”之中的小“治世”，主要因爲其在位期間正是北朝的“亂世”（十六國中西秦、北涼、北燕、夏與北魏並存，北魏正分裂爲東魏、西魏），所記內容實際是頭緒最亂的一個時期。卷一二二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五月記事，完全是北魏之事，其敘“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鄯善、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於魏”，確如其所說“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類似情況非常普遍，只不過用南朝年號，紀北朝史事而已。

“專取關國家興衰，爲編年一書”的著述宗旨，決定《資治通鑑》以敘皇朝興亡之跡爲主線，無疑是一部政治史。而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具有戰略意義的戰爭往往決定國之興亡、盛衰，因而書中用重墨描寫關係政權存亡或政治格局變化的重大戰役。昆陽之戰決定王莽政權的存亡，在某種意義上也決定了劉秀的命運。赤壁之戰關係三國鼎立局面能否形成，肥水之戰關係南北對峙及北方政局。這三次戰役的勝負，對於中國歷史進程都產生着巨大的影響。而這三次戰役，又都是中國戰爭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範例，自然爲司馬光所矚目。他如袁、曹官渡之戰，高歡、宇文泰沙苑之戰，李?雪夜襲蔡州，朱溫、李存??寨之戰等，無一不是事關時局的戰事，無一不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事。司馬光描寫戰爭不僅生動翔實、本末分明，而且十分關注用兵之道。卷一記吳起善用兵、“與士卒分勞苦”的同時，又於安王十五年記吳起與魏武侯論國之存亡“在德不在險”的問對。卷二記孫臏、龐涓桂陵之戰、馬陵之戰，盛讚孫臏軍事天才。晚唐藩鎮跋扈，朝廷姑息，司馬光大段大段地摘錄杜牧《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原文及注《孫子》序：“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粗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27]顧炎武稱《資治通鑑》“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28]，足見司馬光對於兵事的重視。

總之，《資治通鑑》敘國家之興衰，矚目的是“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寫戰爭、用兵之道，同樣圍繞“治世至寡，亂世至多”。“治世至寡，亂世至多”的客觀歷史實際，必然引出“得之甚難，失之甚易”的歷史經驗教訓。

（2）“系生民休慼”

在司馬光看來，與“國家興衰”緊密相關的是“生民休慼”。“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得之甚難，失之甚易”的關鍵，在國與民的關係。熙寧三年，一則上疏明確指出：

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皆窮民之所爲也。大勢既去，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29]

雖然這是針對新法可能產生的後果在例舉歷史教訓，但反映司馬光關注“生民休慼”的基本宗旨，因此《資治通鑑》敘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都用了大量篇幅，再加之善寫戰爭，更使得秦末、西漢末、東漢末、唐末農民戰爭的篇幅大大地超過各史，充分印證了其“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得之甚難，失之甚易”的論斷。

記隋末亂亡，差不多用了4卷篇幅，以對比手法說明民心向背直接關係政權存亡。卷一八一大業七年記隋煬帝自徵高麗以來，“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爲羣盜” 。緊接着寫王薄聚衆長白山，竇建德起而響應，特別寫竇建德“能頃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爲之致死”。至大業九年，所謂“羣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由是餘黨復相聚爲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

在國與民的關係中，司馬光十分注重“取信於民”。他儘管認爲商鞅“刻薄”，但對其取信於民卻非常讚賞，藉以表達自己“國保於民”，“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的認識：“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蓄其民，況爲四海治平之政者哉！”[30]

《資治通鑑》中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即貞元三年十二月唐德宗畋獵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苦樂。

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雲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雲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馬斃，破產不能支。愁苦若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遍查相關文獻，均不見此事，當源於今天已不可見的《唐德宗實錄》。司馬光不僅將此事寫入《資治通鑑》正文，緊接着還發議論雲：

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間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虐下民，橫增賦斂，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真僞，辨忠邪，矜困窮，伸怨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爲，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31]

司馬光從數百種文獻資料中選出此事，並將人君能從小民口中得悉民間疾苦視爲“千載之遇”，足以顯見其是如何矚目於“系生民之休慼”的問題！

如果說則天光宅元年十二月記武后殺程務挺，《考異》引《唐統紀》武后曰“不愛身而愛百姓”一段記載，司馬光認爲不足信而“不取”，那麼敘五代後周世宗拆毀佛像鑄錢以減輕百姓負擔，載入周世宗對侍臣所說“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隨後的“臣光曰”卻則借用了武則天的這句話來稱讚周世宗：“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自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32]司馬光是何其希望“不愛身而愛百姓”的君王啊！

“系生民休慼”，既是發揮仁政愛民的優良思想，又是對1362年興衰史的歷史總結。

“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的著述宗旨，決定《資治通鑑》不取符瑞、不記怪異。在《答範夢得》書中，司馬光特別強調長編的“取此舍彼之意”：“詩賦等若止爲文章，詔誥若止爲除官，及妖異止於怪誕，詼諧止於取笑之類，便請直刪無妨。”而“妖異有所儆戒，詼諧有所補益，並告存之。”同時，在“妖異有所儆戒”下加註作具體說明：

凡國家災異，本紀所書者並存之，其本志強附時事者不須也。讖記如李淳風言武氏之類，及因而致殺戮、叛亂者並存之，其妄有牽合如木入鬥爲朱字之類不須也。相貌、符瑞或因此爲人所忌，或爲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諂者僞造，或實有而可信者並存之，其餘不須也。妖怪或有所儆戒，如鬼書武三思門，或因而生事，如楊慎矜墓流血之類並存之，其餘不須也。[33]

三、“不特紀治亂之跡”

記述皇朝興亡之跡的同時，《資治通鑑》記述了大量與國家盛衰相關的其他史事。胡三省爲《資治通鑑》作注，“曆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34]因其注《資治通鑑》，深知《資治通鑑》內容，特別指出：

溫公作《通鑑》，不特紀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35]

注重“禮樂”下面談，這裏先談“歷數”的“尤致其詳”。

司馬光以“古之爲史者，必先正其歷，以統萬事，故謂之春秋”[36]，因而特別注重曆法。《資治通鑑》對於北宋以前的歷法修訂，差不多逐一作出記述：漢武帝太初曆（卷二十一）、漢章帝元和二年四分曆（卷四十七）、魏明帝景初歷（卷七十三）、宋文帝元嘉新曆（卷一二四）、北魏太武帝玄始歷（卷一二三、一二六）、祖沖之大明曆（卷一二九、一四七）、北魏孝明帝正光歷（卷一四九）、東魏孝靜帝興和歷（卷一五八）[37]、北齊文宣帝天保歷（卷一六三）、北周明帝武成元年更定新曆（卷一六七）、隋文帝開皇四年甲子元歷（卷一七六）、隋文帝開皇十七年新曆（卷一七八）、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歷（卷186）、唐高宗麟德歷（卷二零一）、唐玄宗開元大衍曆（卷二一二、二一三）、唐肅宗乾元至德歷（卷二二零）、唐代宗廣德二年五紀曆（卷二二三）、唐德宗建中正元歷（卷二二七）、唐穆宗長慶二年宣明歷（卷二四二）、唐昭宗景福崇玄歷（卷二五九）、後周世宗顯德欽天曆（卷二九三）。[38]《資治通鑑》正文所記這些曆法，均是經認真考訂後選擇使用的重要曆法，反映曆法在各個歷史時期的進步，如果單獨立目紀其始末，無疑是一部簡明中國曆法史。

再來看“天文”的“尤致其詳”。卷五十一漢順帝太史令張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作渾天儀，著《靈憲》”；卷一二三宋文帝元嘉十三年“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卷一九四唐太宗貞觀七年，直太史李淳風“奏靈臺候儀制度疏略，但有赤道，請更造渾天黃道儀，許之。癸巳，成而奏之”；卷212唐玄宗開元九年，命僧一行造大衍曆，又命“率府兵曹梁令瓚造黃道遊儀，以測候七政”，開元十二年“命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嶽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強，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二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星皆見。”正因爲《資治通鑑》如此詳載實測子午線的科學創舉，胡三省纔在註文中寫下上述一段文字，並認爲“讀《通鑑》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在胡三省注所提及的內容之外，特別要指出《資治通鑑》關於佛教傳入的記述。早在仁宗皇?四年（1052），司馬光寫有一篇《秀州真如院法堂記》，明確表示出對佛教傳入的看法。自稱“平生不習佛書，不知所以雲者”，但“亦嘗剽聞佛之爲人矣”。“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爲人也，清儉而寡慾，慈惠而愛物。故服弊補之衣，食蔬糲之食，巖居野處，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道，皆以涓潔其身不爲物累。”“而末流之人，猶不免棄本而背原”，乃至“後世之爲佛書者，日遠而日訛，莫不侈大其師之言而附益之，以淫怪誣罔之辭以駭俗人而取世資，厚自豐殖，不知饜極。故一衣之費，或百金不若，綺紈之爲愈也；一飯之直，或萬錢不若，膾炙之爲省也。高堂巨室，以自奉養佛之志。豈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而。”寫這篇《法堂記》“將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本源，而勿放蕩於末流”[39]。嘉?七年（1062），在《論寺額札子》中進一步指明：“竊以釋、老之教，無益治世。”同時，也看到“流俗憨愚，崇尚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爲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40]。

司馬光的如此認識，使《資治通鑑》記佛教在各朝各代的興廢十分翔實。若將書中相關記述聯貫起來，同樣是一篇佛教在中國的興廢史，不亞於《通鑑紀事本末》中任何一篇紀事。以下作簡要摘錄，以供查閱。東漢明帝永平八年，記佛教最初傳入的情況：“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至桓帝，天子逐漸開始篤好：“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41]

北朝情形與東漢相似，至十六國後趙佛教開始盛行。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國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爭造寺廟，削髮出家。”（卷九十五）後秦姚興崇信佛教，“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親帥羣臣及沙門聽羅什講佛經”，“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卷一一四）。

北魏太武帝與崔浩信奉道教，引發了天平真君七年“盡誅長安沙門，焚燬經像，並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的第一次毀佛之舉，卷124詳記了這一事件經過。及高宗即位，“向所毀佛圖，率皆修復。魏主親爲沙門師賢等五人下發，以師賢爲道人統。”[42]宣武帝時，“佛教盛於洛陽，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爲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使沙門統僧暹等“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閒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百餘寺”[43]。孝明帝熙平元年（516），“胡太后又作永寧寺”，“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像高八丈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爲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剎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44]。

北齊崇佛黜道、北周禁燬佛道，卷一六六、一七一均有記述。隋文帝興復佛法，“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佛像。於是時俗隨風而靡”[45]。

南朝佛教流行，以齊、梁爲盛。卷一三六記南齊竟陵王蕭子良身爲宰相，“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範縝“盛稱無佛”，展開一場辯論。“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喧譁，難之，終不能屈。”梁武帝興佛，建同泰寺，三次到寺中捨身。第二次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46]。

記述唐代佛事，篇卷更多。高祖武德九年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下詔沙汰僧尼道士，太宗貞觀十三年傅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武則天天授元年敕藏《大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玄宗開元二年姚崇上言沙汰僧尼、毋得創建佛寺，代宗大曆二年君臣皆好佛、內外臣民承流相化、政刑日紊，憲宗元和十四年遣使迎佛骨、韓愈上表切諫，武宗會昌五年詔改釋教之弊、毀寺4600餘、歸俗僧尼26萬餘，宣宗大中元年“反會昌之政”、僧尼之弊皆復其舊，懿宗鹹通十四年遣使詣法門寺迎佛骨，廣造浮圖，競爲侈靡。五代十國時期，後晉、閩王、楚王、後周世宗等崇佛、毀佛情況，亦均有記述。

以如此篇幅記述佛教興廢，卻沒有關於法顯、玄奘西行求法的記述，也沒有佛教各宗在唐代興衰的記述，顯然其目光還是集中在與“國家盛衰、生民休慼”相關的佛教事上，這是不能不指出的。

總之，《資治通鑑》確如胡三省所說“不特紀治亂之跡而已”，而於文化史方面的內容亦有可謂“尤致其詳”者，諸如諸子思想，釋、道崇廢，經籍藝文、科學技術（天文曆法、雕版印刷、都市建築、水利工程）等，只不過需要從浩瀚的篇卷中細細爬梳，這正是編年史體裁的侷限。

順便說一下《資治通鑑》的不記史學，宋文帝元嘉十五年，並建玄學、史學、文學、儒學爲四學。對此，司馬光寫有一則“臣光曰”：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爲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47]

編寫史著的司馬光爲何這樣認識史學，其所編著的《資治通鑑》是儒是史？或許正因爲此，才如胡三省所說，書中頗多“欲存之以示警”者，“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48]

四、欲存示警的“微意”

因事立論、感慨而發，是《資治通鑑》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繼承《左傳》“君子曰”和各紀傳史“史臣曰”的傳統。司馬光本人所寫“臣光曰”118則，引前人（自荀子至歐陽修）議論97則。胡三省在《新注資治通鑑序》中指出，“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己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這是在告訴讀者，司馬光在現實中“議國事相是非”有不能“言者”，借《資治通鑑》以發其“忠憤感慨”。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分別見於卷一週威烈王二十三年、卷五十一漢順帝永建二年、卷一九二唐太宗貞觀二年“臣光曰”，讀者自見可明。“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下面有述。

1．以禮爲紀綱

開篇第一句“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之後，便有一則近千字的“臣光曰”，開頭兩段這樣寫：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紀綱哉！……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

“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必須“以禮爲之紀綱”，才能維繫和鞏固等級統治。全書以三家分晉爲開端，就是因爲“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因而司馬光感嘆：“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爲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敘西漢高帝七年事，借叔孫通制禮，“臣光曰”進一步發揮“禮”的功用：

禮之爲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

同時指責叔孫通“徒竊禮之糠?，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之禮倫沒而不振，以迄於今，豈不痛甚矣哉！”

以禮爲紀綱，國家治亂、人物功過，均以是否重禮、以禮進行教化爲衡量標準。卷六十八建安二十四年末“臣光曰”總結東漢盛衰：

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廣開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淆，是非顛倒，可謂亂矣。……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49]

顯然與開篇的“臣光曰”前後呼應，將東漢末與東周末相比擬。

中唐以下藩鎮割據，朝廷姑息。唐肅宗乾元元年，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裨將李懷玉殺其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對此，又一則“臣光曰”發論：

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50]

不僅治天下用禮，治軍也要用禮，禮爲綱紀，貫穿於社會上上下下、方方面面！

2．用賢爲本，立法是末

用賢爲本，立法是末，既是司馬光“以禮爲綱紀”的重要內容，又與其時政主張緊密相關。

東漢靈帝熹平四年，爲避免“州郡相黨”，下制實行迴避，“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即婚姻之家及其親屬，不得在兩家所在州交互爲官。因“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臣光曰”評論說：

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閒益密，有功者以閡文者不賞，爲奸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

所謂本，即用賢也；所謂末，即立法（禁令）也。司馬光批評“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財如豺虎，暴殄?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接着話鋒一轉：“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爲笑而深爲可戒哉！”[51]顯然，這是在“借古諷今”、影射時政。

三國魏明帝景初元年，劉?作百官考課法，百官議而不決，事竟不行。“臣光曰”說得更加明白：“爲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於譭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淆；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僞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爲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爲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爲曲私欺罔之資也。”同時表示反對“爲之善法，繁其條目，謹其簿書”，認爲劉?之法是“不得其本而趨其末”。[52]

用賢爲本，司馬光特別矚目東漢光武帝。對其即位後先訪求賢才，“臣光曰”評論道：“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置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53]前秦苻堅甘露十二年（370），前燕宗室慕容垂降秦，秦相王猛忌其有雄略，勸苻堅殺之，苻堅不從，王猛又設計陷害慕容垂，苻堅仍然“待之如舊”。爲此，司馬光寫了一段評論：“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強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彼敵國之材臣，來爲己用，進取之良資也。”[54]此外，在《稽古錄》等相關的著述中，也有類似的表述，如對唐在“六年之中，海內威服，何成功之速哉？”的回答：“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好用善謀，樂聞直諫……”[55]

3．息征伐之謀，罷拓土之兵

記歷代邊防，在《資治通鑑》中佔有重要位置，明顯地是在“以史爲鑑”。面對北疆遼、西夏的侵擾，司馬光不滿於熙、豐年間對西夏用兵，認爲“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其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而“救急保安之道”中有一點就是“罷拓土開境之兵”[56]，“息征伐之謀”[57]。元?元年，連上《論西夏札子》、《乞撫納西人札子》、《乞不拒絕西人請地札子》等，主張“返其侵疆”、“禁其私市”，認爲放棄米脂等寨，可以顯示“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若“惜而不與，萬一西人積怨憤之氣，逞兇悖之心”，“長驅深入，覆軍殺將，將兵連禍結”，導致“天下騷動”，“雖有米脂等十寨，能有益乎？”[58]強調“凡邊境安，則中國安，此乃國家安危之機。”[59]

這樣的施政主張帶進《資治通鑑》，凡窮兵黷武、開邊拓土，一概加以斥責。太初元年，漢武帝以寵姬李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出兵大宛，“臣光曰”對此評論道：

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系也。苟爲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僥倖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爲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60]

東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匈奴發生瘟疫，人畜死亡甚多，國力空乏，是用兵的絕好時機，然而光武帝拒絕了這“萬世刻石之功”，表示：“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處乎！”從此，“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在總評光武時，贊其“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工事，故年恢復前烈，身致太平”[61]。

歷來對胡三省所說“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認識不一，現將其事稍加介紹。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具奏其狀，宰相牛僧孺以受降會“失信”吐蕃，若其“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即使“得百維州何所用之”，遂命西川節度使李德裕以其城歸吐蕃，悉怛謀及所與來降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至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爲相，追論此事，有詔追贈悉怛謀右衛將軍。“臣光曰”評論雲：“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亡義猶恥之，況天子乎！……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胡三省注：“元?之初，棄米脂等四寨以與西夏，蓋當時國論大指如此。”[62]正是指上述司馬光欲將米脂四寨及熙河等讓給西夏，終因安燾、孫路以地圖力爭而止。

任何史書借古諷今、影射現實，都難免歪曲歷史、混淆是非，這是研讀史書時必須注意的問題。

不管神宗賜以書名“資治”，還是與司馬光時治主張相關，但應當注意兩點：其一，宋神宗賜名《資治通鑑》，雖然明確地將修史與“取鑑”、“資治”聯繫在一起，卻沒有像唐太宗詔修《隋書》等五代史那樣，“覽前王之得失”目的是“爲在身之龜鏡”[63]，即沒有以歷代君王得失作爲“自身”行爲、決策的鑑戒，更多的是要“爲臣者”引以爲鑑戒，因而不可能有唐太宗的作爲，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類似“貞觀之治”的局面。其二，司馬光“伏望”神宗“監前代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創出“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的局面，但他自己也沒有能夠認真做到“以史爲鑑”。北宋中期形成的新舊黨爭，一直延續到北宋滅亡，成爲當時政局的重要特點。司馬光不僅有《朋黨論》的專篇，在《資治通鑑》中對東漢的閹黨與清流之爭、中晚唐的牛李黨爭，都有非常詳細的記述。卷二四一唐穆宗長慶元年四月，寫牛李黨爭發端：“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頃軋，垂四十年。”卷二四五唐文宗太和八年十一月，寫黨爭進一步發展：“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緊接着，便是400餘字的“臣光曰”：

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

胡三省謂“溫公此論，爲熙、豐發也。”司馬光能夠清楚地認識歷史上的朋黨之爭，卻難以跳出現實中朋黨之爭的泥潭，《資治通鑑》的“取鑑”、“資治”功用因此大爲遜色！大凡史書只寫給別人看，讓別人“以史爲鑑”而不是爲“在身之龜鏡”，其鑑戒功用還能有多少實效？這正是中國史學和中國史家的悲哀所在！

[1] 《唐史論斷序》，《四庫全書》本。由此序內容而論，實即《唐史記》75卷的序文，作於皇?四年草成該書之際。

[2] 《傳家集》卷七十一。

[3] 《傳家集》卷十七，《進通志表》。

[4]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0八，治平三年四月辛丑。

[5] 《玉海》卷四十七，《治平資治通鑑》。

[6] 《文獻通考》卷一九三，《經籍考二十》引“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序》亦以“修書分屬，漢則劉?，三國訖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範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

[7] 參見王曾瑜《關於編寫<資治通鑑>的幾個問題》，《文史哲》1979年第3期。

[8] 《文獻通考》卷一九三，《續資治通鑑長編舉要》引乾道四年李燾上表。

[9] 《傳家集》卷六十三。

[10] 《文獻通考》卷一九三《經籍考二十》引高似孫《緯略》。

[11]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五0，神宗元豐七年十二月戊辰。

[12]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七《編年類》。

[13]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七《編年類》。

[14] 《緯略》卷十二；《文獻通考》卷一九三《經籍考二十》所引亦作“二百二十二家”。

[15]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七《編年類》。

[16] 《史略》卷四《通鑑參據書》。

[17] 《新校資治通鑑敘錄》卷首。

[18] 《通鑑學》第三章。

[19] 陳光崇：《張氏<通鑑學>所列<通鑑>引用書目補正》,高振鐸：《通鑑參據書考辨》，均收《資治通鑑叢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陳光崇：《<通鑑>引用書目的再檢核》，收《通鑑新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周徵松：《通鑑考異所見書目檢核》，《山西師大學報》1986年第3期。

[20] 參見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廈門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348－349頁。

[21] 《郡齋讀書志校證》卷十四《類書類》。

[22] 《答範夢得》。

[23] 洪邁《容齋四筆》卷十一《冊府元龜》。

[24] 劉羲仲：《通鑑問疑》。

[25] 《癸辛雜識》後集。

[26] 《稽古錄》卷十六《上歷年圖序》。

[27]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唐文宗太和七年八月。

[28] 《日知錄》卷二十六《史記通鑑兵事》。

[29] 《傳家集》卷四十四《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30] 《資治通鑑》卷二，周顯王十年“臣光曰”。

[31] 《資治通鑑》卷二三三。

[32] 《資治通鑑》卷二九二，後周世宗顯德二年九月。

[33] 《傳家集》卷六十三。

[34] 《新資治通鑑注序》，《資治通鑑》卷首。

[35]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唐玄宗開元十二年四月。

[36] 《資治通鑑目錄》卷一。

[37] 《資治通鑑》誤作“興光歷”，據《資治通鑑目錄》、《魏書?律曆志》改。

[38] 以上均見於《資治通鑑》正文。《新唐書?歷志一》以“唐終始二百九十餘年，而歷八改”，《資治通鑑》有肅宗至德歷，而無元和觀象歷。《資治通鑑目錄》另有一些記載：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曆以建子月爲正”，漢高祖元年“漢初用殷歷，或雲顓頊歷”，魏明帝太和歷，西晉泰始元年“晉更名景初歷曰泰始”，北周天和元年“周初用天和歷”，北周大象元年“周初用丙寅元歷”，前蜀武成二年“初用胡秀林永昌歷”，後晉天福四年“晉用馬重績調元小歷”等等，可補《資治通鑑》之闕。

[39] 《傳家集》卷七十一。

[40] 《傳家集》卷二十六。

[41] 《資治通鑑》卷五十五，桓帝延熹九年七月。

[42] 《資治通鑑》卷一二六，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十二月。

[43] 《資治通鑑》卷一四七，梁武帝天監八年十一月。

[44] 《資治通鑑》卷一四八，梁武帝天監十五年十一月。

[45] 《資治通鑑》卷一七五，陳宣帝太建十三年十二月。

[46] 《資治通鑑》卷一五三，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

[47] 《資治通鑑》卷一二三，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十二月。

[48] 《新注資治通鑑序》，《資治通鑑》卷首。

[49] 《資治通鑑》卷六十八，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末。

[50] 《資治通鑑》卷二二0，唐肅宗乾元元年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