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李渊其实早已叛隋起兵的念头。

李渊作为隋朝统治集团的一翼代表人物，其实早就有叛变的念头，只是在正式起兵的前几年里，他的隐蔽工作做得很好。

大业七年，隋末农民起义序幕拉开以后，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分崩离析，隋炀帝对关陇军功集团的不信任以及打压，使得当时大部分世家大族对隋王朝产生了别样的想法，说白了，就是隋炀帝不仅打击其他士族，连造就隋王朝的关陇集团都不放过，过分高估了皇权的影响力，从而使得当时各系势力蠢蠢欲动。关陇集团出身的李渊，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其实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产生叛隋的想法。

据《旧唐书·宇文士及传》载，李渊与宇文士及“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资治通鉴》载，大业九年正月，“诏征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为骁果，修辽东古城以贮军粮。”这年李渊任卫尉少卿督运于怀远镇，路过涿郡与宇文士及有过密谈。他们俩关着门谈的“时事”，也就是起兵反隋的事情。

这可以从李渊称帝后笑裴寂时说的话里面得到证明：

也就是说，起兵其死你那，即大业九年上半年，李渊与宇文士及说过取天下的悄悄话。

李渊和宇文士及说悄悄话的同时，他还听取了自己老婆窦氏的建议，特向隋炀帝进献“鹰犬”，作为“自安之计”，一次来掩盖自己叛隋之意。这些活动不仅识李渊个人政治抱负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隋末统治集团内部策划起兵的新动向。

大业十一年四月，李渊任陕西河东抚慰使，奉命镇压农民军。其副将夏侯端曾劝说李渊：

这番话是对当时的形式和李渊处境的精辟分析，像李渊这样名望高、兵力强的宿将，也感受到了处境的险恶。因此，对于夏侯端的劝说，李渊“深然其信”，完全赞同。这说明李渊起兵反隋的念头，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在增长，只不过是在等待时机罢了。

大业十二年，李渊为左骁卫大将军，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他“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赶到叛隋起兵的时机快到了。当时的形势，李渊很清楚：各地农民军逐渐由分散趋向联合，汇集成几支大的力量；各地的豪强也纷纷割据自雄。隋王朝统治危在旦夕。

同时，太原又是军事重镇，兵源充足，且“食支十年”，饷粮丰富。因此，他“私喜此行”。他把长子李建成留在河东，命其“于河东潜结英俊”；而把李世民带到太原，命其“于晋阳密招豪友”，为起兵作了组织上的准备。这说明李渊造反的政治企图及开始其策略部署。

太原是西北边防重镇，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李渊佣兵太原，是隋炀帝亲自委任的；但是，隋炀帝对李渊并不放心，特意派了亲信高君雅、王威做太原副留守，暗中监视李渊的行动。

隋炀帝的如意算盘是，派李渊守太原，既可利用他镇压农民军，抵御突厥，又可防止他走上杨玄感兵变的道路。而李渊却乘机掌握了五郡之兵，把太原作为起兵的根据地。

虽然重兵在握，但要密谋造反，还必须有一支能指挥自如的基干队伍。因此，在大业十三年初，当李渊获悉隋炀帝的忌杀态度稍有改变时，就指使刘文静假造诏令：

于是乎“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他打着皇帝的旗号招兵买马，名位“伐辽东”，实际上是在鼓动人心，集结军队。

到了二月份，马邑人刘武周起兵，杀太守王仁恭，三月又引突厥直逼太原。这时候，李世民催促李渊快快起兵，说：“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

李渊以讨伐刘武周为理由，召集诸将商议，提出自行募兵。原来负有监视李渊行动使命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迫于非常形势，只好同意说：“公地兼亲贵，同国休戚，若俟奏报，岂及时机；要在平贼，专之可也。”

这话显然是提醒李渊，募兵仅仅是为了对付刘武周，要更隋王朝休戚与共，决不可另有图谋。李渊遂放手叫李世民及其亲信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其等，召募新兵。“远远赴集，旬日间近万人”。这支队伍是李渊、李世民父子私自控制和直接指挥的，成为晋阳起兵的主力。

从以上史料来看，李渊是一个老成持重、富于谋略手段的人。晋阳起兵是在他主持下进行的，并不是被人逼迫，也不是所谓的“皆世民之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