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倩（1927——）女，京劇旦角演員。原工花旦，改工老旦。原名高晨。北京人。先後師事王瑤卿、於連泉、韓世昌、雪豔琴、歐陽予倩、程玉箐等。中華戲校解散後，曾受李少春提攜，搭入該班演出。1947年，加入焦菊隱主辦的北平藝術館中華戲校校友劇團，演出新平劇。1950年加入新中國實驗京劇團，後改爲中國京劇院。後因塑造角色的需要，改工老旦，飾演現代戲《紅燈記》之李奶奶、《平原作戰》之張大娘等。

《紅燈記》改變了我的人生

高玉倩口述

建國以後，我很早就加入了中國京劇院，一直演旦角，沒想到的是，一出現代京劇《紅燈記》整個改變了我的藝術人生。說起這事的原委，是1964年劇院導演阿甲的一個電話，在之前我從來沒接到過他的電話。阿甲說，他剛從外地回來，讓我現在到他家來一下，有事要和我談。我問，什麼事啊？他說，你過來就知道了。於是，我當天就過去了，他給我一個劇本讓我回去看看，這就是《紅燈記》。回去我就從頭到尾細讀，讀着讀着眼淚就下來了，覺得這真是出情節感人催人奮進的好戲啊！但絕沒想到這戲裏有我什麼角色。第二天上班，我就找阿甲交還劇本並把這讀後感談了，他點了點頭隨即說，你來這劇中的李奶奶怎樣，可以麼？什麼！？我來李奶奶？聽到這話我實在是太驚異了，我是唱旦角的，而李奶奶應該是老旦的活兒，這不跳行了麼，那怎麼行呢？阿甲看出了我的意思，說我看你能演，而且肯定行。我說，演了這活兒，今後怎辦呀？如果演砸了，我往後在臺上就沒飯了啊。阿甲讓我不要考慮這些，回去再好好讀劇本體會人物準備投入排練。就這樣，我接受了扮演李奶奶的任務。

我一遍一遍的再細讀劇本，一次又一次的被李玉和一家三代特別是李奶奶的革命情懷感動的唏噓不已。很快的，我就真的入戲了，首先是激起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滿腔仇恨，記起我小時候從山東回來，正是北京被日本佔領時期，每天奔戲園子打從前門樓那兒過，總看見拿槍的日本兵一臉蠻橫的對着中國人，那是怎樣的國家遭入侵百姓受欺辱的年代呀，一輩子也忘不了啊！漸漸深入下去，我就開始琢磨起李奶奶這人物該怎麼演、怎樣才能演得像演得好的具體方法手段上來。接了一個新戲的角色，一般的都是先找表演上的俏頭，我不是這樣，而是採取一字一句不放過一點一滴下苦功夫的“笨”方法。首先是從李奶奶這人物的形態與神態入手，上班下班的路上我就學着老太太走路的步態，平時的手勢、眼神也刻意模仿着老人的樣子，回到家裏呢，就係上一條破圍裙在腰裏，幹什麼都琢磨着按照老人的自我感覺去做-----就這樣慢慢的向人物靠攏，進入了李奶奶的角色。然而，待我去破解的還有更大的難題與挑戰，那就是嗓子。我本是唱旦角的從沒學過老旦，可李奶奶按行當屬老旦唱唸都得用大嗓，怎麼辦？既然我接受了這角色，那只有自己另闢蹊徑小嗓改大嗓，用心去揣摩、去練。這我都得揹着團里人去下私功，因爲什麼？你練着練着嗓子呲花了、再不就唱半截兒沒音兒了這是常有的，讓人聽見多不好。真是很難的啊！那會兒我整天就跟着了魔似的，結果愣是把大嗓給練出來了。不過也有個顧慮，心想這戲演完了興許小嗓也找不回來了，那我就離開京劇院當老師去得了。但沒想到的是，這京劇革命以來《紅燈記》一演就是那麼多年，而我的藝術人生就和李奶奶緊密的聯繫在一起再沒分開過。

《紅燈記》拍電影與原來阿甲排的演出本，做了很大的改動，由原來的三個小時壓縮成兩個小時，而且爲了突出李玉和把李奶奶的戲減去了不少，光唱腔就刪去兩段。對此，我沒意見全接受。我抱定的宗旨是，不論怎麼改，只要是該到我的戲，比如“痛說革命家事”那場，我就要竭盡全力把戲做足、把人物演好，這總沒錯的啊！然而，還是遇到些令我無所適從的爲難事。文革中我受到過沖擊，特別的膽小，在八一廠拍電影的時候，我是處處小心謹慎唯恐出什麼差錯。每天的拍攝工作完了有專車接送大家回家，我不敢回家就住在廠裏，爲的是充分利用時間琢磨戲，也爲第二天早起化妝時間充裕。那時候我才四十來歲滿頭黑髮，化李奶奶的妝就要刷白，四五個人給弄，費好長時間，結果一照鏡頭效果不行，後來，就借鑑《智取威虎山》里老旦的化妝方法，戴頭套解決，沒想到就大禍臨身了。一天，京劇院叫我回單位開會，一聽是組織上叫，我就嚇得直髮抖。到了京劇院，領導厲聲問：誰叫你戴的頭套？江青同志指示拍電影不許戴頭套，都得是自己的頭髮，你知道不知道？我就連忙解釋，戴頭套並不是我個人出的方子，是通過劇組決定的，而且確實是我頭髮黑怎麼染也染不白，解釋半天才把我給放了。可我心裏啊就別提多害怕了，好嘛，對抗江青同志指示，那該是多麼嚴重的罪行啊！後來，樣片出來一部分，大家都去看，我躲在化妝間裏不敢去，怕砸了喫罪不起，整個樓就我一人坐在那兒發抖。因爲之前聽人說過，拍樣板戲電影用的是進口伊思曼膠片，非常昂貴，一尺就得很多很多錢。過了一會兒，他們回來了，一見到我就大聲說，老高啊，演吧！你就放開了演吧！這回行了啊！我這懸着的一顆心吧嗒一下子就放下。這種滋味啊，真是旁人難理會，唯有自身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