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明神宗萬曆時期（公元1573年～公元1620年），那些對朝廷上疏建言或者觸忤爲皇帝斂財的礦監稅使的人，動輒就會被朱翊鈞下入詔獄。

爲此，刑科給事中楊應文上疏道：

“監司（有監察州縣之權的地方長官的簡稱；明代布政使、按察使亦因有監察官吏之權，稱爲監司。）、郡守（明代之知府）、縣令、普通民衆，一時間被逮押入鎮撫司大獄者有一百五十多人。雖然已經對他們進行了拷打審問，但是，遲遲不移送法司，鎮撫司大獄禁衛森嚴，水火不入，天氣暑熱，致使疫癘之氣，充斥囹圄。”

錦衣衛指揮使駱思恭也上言道：

“按照以前的慣例，熱審每年都要舉行，時間一般會安排在小滿之前。現在，已經有兩年沒有執行熱審制度了。鎮撫司大獄中關押人犯二百多位，他們關押日久，不予決斷，很多人通過拋擲瓦片來聲冤。”

順便說說熱審。

熱審是中國古代爲了疏通監獄的淤塞、減少癘疫的發生，在夏日實行的對罪犯予以減免或保釋的制度。

《禮記·月令》曰：

“盂夏之月，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系。”

明代的熱審即依此而來。

明成祖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首出熱審制度。開始時，熱審僅決遣輕罪；等到後來，稍微寬鬆，流徒以下，均可命出獄聽候。

爲了清楚熱審時令的詳情，再說一下小滿。

小滿是中國農曆二十四節氣之一，是夏季的第二個節氣，其含義是夏熟作物的籽粒開始灌漿飽滿，但還未成熟，只是小滿，還未大滿；具體時間一般在公曆每年的5月20日到22日之間，具體標準視太陽到達黃經60°時爲準。

另外，鎮撫司大獄中的狀況，就連鎮撫司的陸逵也向上彙報道：

“鎮撫司大獄中的獄囚，對關押很是怨恨，爲了表達不滿與抗議，有人甚至持刀自斷手指。”

（曾見新聞報道，韓國人爲了表達對日本人的抗議，有持刀自斷手指的舉動。至此方知，大明王朝時，中國人早已開此先河了。能不能說，中國人也是有過骨氣的呢？）

楊應文、駱思恭、陸逵的上疏，朝廷都未予處理回應。

但是，這個時候，天下告訐的惡風已經逐漸衰弱了，大臣被逮捕入罪者也相對較少了。到了萬曆末年的時候，即便是朝臣被逮押執系，處置也相對較爲寬大。於是，錦衣衛大獄中羈押的官民也逐漸沒有多少了。

明熹宗（朱由校）天啓時期（公元1620年～公元1627年），錦衣衛都指揮使田爾耕、鎮撫許顯純是大太監魏忠賢的義子，他們的黨羽孫雲鶴、楊寰、崔應元等助之爲惡，拷打折磨楊漣、左光斗等人（其刑訊之慘烈狠毒、泯滅人性，史料多有記載，此處不贅）。

當時，對於凡被認定有貪贓之罪的人的辦理，還限定了審訊的期限，並按期限進行督責。規定期限內，受審者沒有招供或承認，負責審訊的官校就要被處以杖責之刑。所以，官校們在審訊時，無所不用其極。一般規定的審訊期限是兩天，兩天之內，受審者沒有繳納足夠的金銀，就要在獄中接受全刑。

所謂全刑，就是木枷、鐐銬、棍杖、拶[zǎn]指（用拶子套入手指，再用力緊收，是舊時的一種酷刑）、夾棍（用三根相連木棍夾擠受刑者足部，使之產生劇痛、流血灑地。）這五種刑具全部使用一遍。

刑訊過程，五毒俱下，受刑者無不血肉潰爛，呼喊叫號之聲沸反盈天，他們痛苦難忍，輾轉求死而不得。

在這種場景下，許顯純依然呼喝訓斥，神情自若。對於入罪者的最終處理，許顯純都伺察魏忠賢的心意，進行決斷。審訊時，魏忠賢所派遣的聽案記錄之人沒有達到現場，許顯純從來都不敢開始審訊。

當時，有一天晚上，許顯純下令，讓獄中關押之人分舍就宿。得到這個命令後，獄卒說道：

“今天晚上，肯定會有壁挺的人犯。”

所謂壁挺，是獄中的專用名詞，也就是“死”。

次日，就有了楊漣死去的訊息。

左光斗等人，先後在獄中被鎖住頭顱後拉死。

那時，獄中每死去一個人，都會停屍很多天，然後才用蘆蓆裹住，拖出牢房的大門。夏季天熱，死者往往會腐爛生蛆，慘不可言。因爲獄中的事件非常保密，所以，死者的家屬都不知道自己的親人故去的具體時日。

明思宗朱由檢緝拿誅滅魏忠賢一衆黨羽之後，那些被冤枉迫害致死者的子弟望着獄門呼天搶地、叩首祭拜，書寫祭文祭奠親人。

此情此景，悲慘異常，朱由檢聽聞之後，都曾爲之惻然。

自從大太監劉謹在明武宗時期（公元1505年～公元1521年）創立了立枷的刑罰之後，錦衣衛大獄中就一直使用這種殘酷的方式來折磨入獄者。

所謂立枷，是一種刑具，又稱爲站籠；它前面長，後面短，長的一端觸地。籠上有口卡住囚犯頸部，晝夜站立，直至死去；也有先在腳下墊物，套定卡住脖子後再撤出墊物，致囚犯懸空窒息而死。

明神宗時，御史朱應轂上疏，言及立枷之殘酷，請求朝廷廢除這一刑罰。

朝廷未予處理回應。

到了魏忠賢爲虐，更是變本加厲，將立枷所用的刑枷改成大枷，越發泯滅人性。

此外，這一時期還創設了斷脊、墜指、刺心等刑罰，真是慘無人道。

朱由檢曾經問身邊的人員道：

“立枷是做什麼的？”

宦官王體乾（明熹宗時的司禮監掌印太監，明思宗定魏忠賢逆案，被革職籍家。）回答說：

“立枷是用來懲處大奸大惡之徒的！”

朱由檢聽罷，神情嚴肅、面露不悅，說道：

“即便如此，使用立枷刑訊，還是讓人覺得可憐！”

因爲朱由檢這麼說，大約也是魏忠賢清楚其當時的處境，所以，他還是有所畏懼、有所收斂。

大明王朝東廠的禍害，到魏忠賢得勢時，達到了極端。

但是，縱觀有明一代，東廠與錦衣衛，幾乎沒有不相互牽連、相互勾結的時候。在處理刑獄時，判決的輕重，東廠常常能夠從皇帝那裏得到或顯或隱的訊息，往往能夠完全符合皇帝的心意。所以，在內廷，是沒有任何牽絆的。至於外朝，如果朝官對相關刑獄案件進行扞格，那麼錦衣衛就會出手，對朝官進行偵訪緝拿。隨後，所拿朝官被送入鎮撫司北司，嚴刑拷打，祕密審問，最後，鍛鍊成獄，以確保相關刑獄的處理判決與內廷心思一致。如此這般處理之後，纔會將刑獄移送法司。即便是東廠所獲的案件，刑訊審問之後，也必然會移交鎮撫司，再次進行刑訊審問，然後，移交刑部，擬定罪行。

東廠和錦衣衛，似乎沒有勢均力敵的時候，普通的狀況是：

東廠權勢較強的時候，錦衣衛就依附於東廠；東廠氣焰稍弱的時候，錦衣衛就會凌駕於東廠之上。

明世宗嘉靖時期（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的錦衣衛都指揮使陸炳緝拿司禮太監李彬、東廠太監馬廣，發掘其陰事，李彬與馬廣皆被問罪至死。這是因爲陸炳得了內閣首輔嚴嵩的心意，才成就的案件。由此可見，此時錦衣衛的威勢稍在東廠之上。同時，也可看出，此時內閣大臣的權勢稍重於宮內的中官。

等到後來，中官的地位日漸見重，內閣大臣的地位反倒在東廠宦官之下了。此時，錦衣衛指揮使沒有不奔競於東廠門下的，他們都甘願做東廠的役隸。

錦衣衛官校的升任授職，一般有四個途徑：一是勳衛，即建立功勳（多武職）功臣子弟；一是任子，即因父兄的功績，得以保任授職；三是科目，即通過科舉考試；四是功升，即在本衛就職期間因功授職。

明世宗嘉靖（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以前，朝中文官的子弟是不屑到錦衣衛去任職的。

明神宗萬曆初期，劉守有以名臣之子（據《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一《禁衛》載，劉守有乃明朝名臣、故大司馬、諡莊襄、劉天和之孫。）的身份執掌錦衣衛。自此以後，朝臣子弟，都很樂意往錦衣衛任職。

當時，士大夫與這些人平日也有往還，所以，刑獄危急緊迫時，頗倚賴他們從中使力。劉守有的兒子劉承禧，還有吳孟明，就是其中名聲比較響亮的人物。

朱由檢的疑心病很重，對羣臣沒有能放心的。

宦官王德華統領東廠，以殘忍刻毒來輔佐朱由檢。

其時，吳孟明掌錦衣衛大印，對於刑獄之事，他偶也也會輕縱、放舍，但是，無論如何，他都還得觀望東廠的意旨，不敢稍有違逆。

當日，鎮撫梁清宏、喬可用朋比爲惡。

那個時代，凡是縉紳之家，平日門下多少會有人來人往的蹤跡，爲了避嫌並免於禍患，這樣的人家，都是很晚纔起來開門，很早又快快把門關緊；大多數時候，他們都不敢相聚議論或竊竊私語。錦衣衛旗軍的校官在誰家走一遭，誰家就如同經歷大盜搶掠一般。在廠衛官校的眼中，官員的家，就是窩藏贓物的囊槖，所以，只要官員被盯上，官校入門之後，財產錢物，大家均分其利。

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和生活氛圍下，那些圖謀大明江山的組織和個人安排奸細潛入京師，打探消息虛實；那些傭夫販子暗中接受準備傾覆大明社稷的起義團體差遣，私下活動。如此狀況，即便民衆覺察，爲了不受牽連，也沒有人會主動去向官家舉發。

這種時局之下，即便是那些高門富戶，想要安然度日、想要獨善其身，都一刻也做不到。他們惶惶驚懼、畏縮不安，無有寧日。

那些狡黠奸詐之徒，乘着混亂，恣肆橫行，四處請託，如有人稍微違逆其意願，他們就會飛書誣陷，捏造罪名，尋章摘句、斷詞取義、以片言隻字進行陷害。其結果，常常會株連至十數人入罪下獄、甚至死於非命

姜採、熊開元下獄之後，朱由檢親自指示，下諭錦衣衛都指揮使駱養性，要求暗中將他們殺害。

（朱由檢身爲一國之君，不能光明正大，卻在暗中做這些猥瑣卑劣、讓人不齒的小動作，真是小氣小人，吊死煤山，不足以副其罪惡啊！）

駱養性得到朱由檢的諭旨後，泄漏了上意，並且上言道：

“姜採、熊開元二位臣子，即使罪該至死，也應當將他們交付所在官司，令所司書寫其罪，使天下清楚知道其獲罪之因由。皇上如果暗中派臣將他們殺掉，天下民衆、後世之人會說皇上是怎樣的人主啊？”

關於此事，正好很多大臣都爲姜採等人講話求情，所以，姜採等人沒有被立即處決，而是被長期拘繫。

就這一件事情而言，駱養性還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其他事情的處理時，駱養性肆虐也是非常多的。

錦衣衛的舊例，是有功行賞。這種有功行賞，只在緝拿圖謀不軌者後才適用。到了後來，有功行賞，大都是假冒、濫充，根本就沒有規範標準，所報的功績，一百件中，沒有一件是真實的。

廠衛橫肆，官民困苦重重。對於官民困苦，無論如何上疏建言、無論如何請求申述，朝廷都視而不見、無動於衷；對於廠衛上言請求，無論是多麼的敗壞法度、無論是多麼地荒誕不經，皇帝都會立即採納聽從。

明穆宗（朱載垕）隆慶（公元1567年～公元1572年）初年，給事中歐陽一敬上疏，極言廠衛等的弊端，說是：

“負責抓捕的隸役，他們很容易逞勢。而且，對於這些人的獎勵升遷，都是以他們辦理案件數量的多少、抓捕人數的衆寡爲標準。這些人，憑藉可以逞兇的勢焰、能夠邀功的標準，冤枉誣陷他人，以獲取自身的利益。基於此，沒有什麼是他們不能做的。其間，有的強盜已經自首，可以免罪，他們故意讓強盜多牽連無辜的平民進來，以增加入罪者的數量；他們搜刮人家的合法收入與財產，誣陷成盜賊贓物，還裹挾市井豪強，作爲僞證；他們暗地裏僞造圖書，攜帶在身上，並假造妖書批語，用妖言假印的律條來誣陷無辜；他們對於姓名相似的人，從不證實，就不清不楚地就把人抓起來；他們抓到父親，如果其訴說兒子孝順，他們反會判其子忤逆之罪。所以，那些被偵緝查訪的人家，俗語稱之爲“剗[chǎn]”。由此也可看出，其毒害之烈，是如何地觸目驚心。因而，上請皇上，從今以後，必須制定制度，事關機密、案情重大、關係到國家憲令大典的案件，廠衛依照慣例，可以上奏請求皇上裁奪。至於那些案情與罪狀尚不明晰，還沒有經過審訊議定的案件，一定要等法司詳細擬定判狀之後，視案件的判決結果，再確定是否予緝事人員記功。此外，還需兵部、刑部全都查問明白之後，再行請旨升遷獎賞。雖然緝事人員抓捕了官民，但審理之後，確定沒有犯罪的，就不得虛冒成案以求升賞。至於其它訴訟案件，廠衛緝事人員一概不得插手，以免侵犯法司的事權。如若所獲案件無法成立，而錦衣衛官校和鎮撫司人員將官民拷打成重傷，甚至死亡的，須允許法司參與調查治理。法司如果縱容隱瞞、曲意附和廠衛，則須聽憑科道官參與查實驗證。如此，就會使功勞與實際相符合，緝訪也自然會做到合乎事實。那麼，冤枉無辜和濫施刑法的情況，就可以杜絕了。”

朱載垕並沒有聽用歐陽一敬的建言。

內廷的宦官與外朝的法司一同錄囚（亦稱慮囚。中國古代由皇帝或有關官吏訊察囚犯並決定可否原宥的制度。明清時期，皇帝一般不再親自錄囚。），是從明英宗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開始的。當時，朱祁鎮命令何文淵、王文審理行在的疑案，敕令宦官興安一同參與。之後，周忱、郭瑾前往南京辦案，朱祁鎮也同樣敕令宦官同往參與。這個時候，雖然朝廷還沒有執行五年大審（是明朝的會審制度之一，即皇帝定期派出使者，代表皇帝重新審理在押囚犯的制度。）的制度，但是，京師與南京的內廷宦官已經得以參與三法司刑獄的審理了。

明代宗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朱祁鈺命令太監王誠會同三法司，一同審錄京師的刑獄。這一次，沒有審理南京的刑獄，也是因爲災異而開創了先例。

明憲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朱見深命令司禮太監王高、司禮少監宋文毅分別參與京師和南京的會審。同時，朝廷還派恤刑使前往各地參與地方刑獄的審理，這一制度也就從此建立。

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朱見深命太監懷恩會同法司錄囚。其後，審錄刑獄，必須在農曆的丙歲、辛歲舉行。

明孝宗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不再派內廷宦官參與外朝法司對案件的審理。

到了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因爲給事中丘俊上疏，朱祐樘又派遣內官參與會審。

凡是有大的錄審，內廷宦官會捧着皇帝的敕令前往，張黃蓋於大理寺。其時，還要搭一個三尺高的法壇，內官中間就坐；三法司的朝官左右兩邊陪坐；御史、郎中以下的官員，只能捧着案牘，站在下面，唯唯諾諾，小心謹慎地聽候吩咐，奔走效勞。三法司審查檢閱已定的案子，案件量刑與原判有所出入、或者有所輕重，全都是按照內官的意思改易的，過程中，一點不敢違逆內官的意旨。

明憲宗成化時期，會審之中，有一個案件，是弟弟幫助兄長與人爭鬥，將人毆打致死。對於此案，太監黃賜想要按照最輕的處罰做減刑處理，但是，刑部尚書陸瑜等人堅持不能減刑。於是，黃賜說道：

“同居一室，其中有人與別人爭鬥，其他人還都會披着頭髮、戴上帽子前去解救，更何況是親兄長與人爭鬥呢！”

陸瑜等人不敢辯駁發難，結果，就歪曲法律，進行了判決。

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公元 1606年）大審時，御史曹學程因爲向皇帝建言而被久久拘押在獄中，羣臣請求寬赦他，朱翊鈞統統不予許可。此時，刑部侍郎沈應文代理刑部尚書之職，他聯合都察院與大理寺的長官，出具書面意見，呈送到太監陳矩手上，請求他寬恕曹學程的罪過。隨後會審，案子判定後，還一同署名上奏。接下來，陳矩又私下稟報朱翊鈞，說是曹學程的母親年老，應該憐念。於是，朱翊鈞纔有所鬆動，最終釋放了曹學程。這算是一件美事，同時，也可以看出，太監的權力之重，達到了如何的程度。

錦衣衛都指揮使也可以參與法司在午門外進行的刑獄審理，另外，還可以參與秋後承天門內外的案件會審；但是，不參與大審。

每年處決死刑犯人後，相關部門都會用圖文將每個已行刑囚犯的畫像及罪狀，張榜公佈在錦衣衛官署的外牆上，讓民衆觀看省思。

那些奉詔參加審錄的內廷宦官，他們死了以後，可以在其墓寢之中圖寫壁畫，壁畫的內容，是該太監坐北朝南，他的身旁，是司法堂的上官，還有御史、刑部郎中等領着囚犯鞠躬聽命的狀況，把這作爲一種榮耀，以昭示後世。

明憲宗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皇帝敕令內廷宦官監斬強盜宋全。

明世宗嘉靖中，宦官犯法，朱厚熜詔令，對其免於逮捕審訊，只是下交司禮監處理。

爲此，刑部尚書林俊上言道：

“內廷外朝，原本是一體的，宮中有宦官犯法，就應該下交司法審理，以驗明其罪並公正處理，不應當把宦官犯法的事情交司禮監，而廢棄了祖宗的制度。”

朱厚熜未予採納。

按照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制度，宦官是不得識字、不得干預政務的，他們的職事，不過就是充任宮中的掃除之役而已。

洪武末年時，朱元璋曾焚燒了錦衣衛大獄的刑具，還曾下詔申明，大概是要昭示天下與後世，永不再用錦衣衛大獄。

然而，明成祖朱棣出於種種私慾戒備與暗黑心理，違反了他老子不再用錦衣衛大獄的規定，結果，給其子孫留下很大的禍患，殘害了很多天下的忠貞良善，直至江山社稷被滿清佔領。君子爲之痛惜，嗚呼！

（本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