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此,唐太宗说:“国家之所以设立官职,为的就是选拔有才能的人才,替老百姓办事。长孙无忌是唐太宗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又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有才能又曾立过大功,唐太宗就任他为当朝宰相。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讲究出身、门第,这在封建社会里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但这恰恰是选拔人才过程中的严重弊端,因此,英明的领导者用人应该不拘一格。

大唐帝国这一宏伟大业的实际开创者唐太宗,不但以他高瞻远酬的高超谋略打下了唐室江山,留下了“浅水原大战”“虎牢关大战”等经典战例,而且他在治国用人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开创了流芳百世的“贞观之治”。这巨大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他卓越的用人策略分不开的。可以这么说,若没有唐太宗的善于用人就不会有大唐290年的帝业,就不会出现空前繁荣的“贞观之治”那么,唐太宗的用人方略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君王一向采取从士族地主里选择人才的方针,甚至一度形成上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以致成为禁锢人才发掘的一项弊政。对此,唐太宗力求整顿前初在用人上的过失,把眼光转向更广大的范围,采取了土度并举的方针。例如,他在当政时不但非常信任土族地主高士廉、长孙无忌、壮如鸣等人,还曾物色起用有才能的庭族人士马周。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鼓励百官上书直言政事得失。中郎将常何不善文墨,于是请家客马周代替自己写奏折二十多条。常何上奏后,这二十多条意见竟然每一条都十分符合唐太宗的心意。对此,唐太宗感到很惊讶,认为其中必有蹊跷,因为常何乃一介武夫,不通文墨,什么时候竟然修得如此远见卓识,于是追问常何原因。常何据实相告,唐太宗感到马周的确是一个贤能之才,随即宣旨召见他。

当马周迟迟未到时,他又“四度遣使催促”,显示了他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布衣人才是何等的重视。在与马周见面交谈后,唐太宗十分高兴和满意,马上授予其门下省的官职,最后又将其调为中书令。

皇帝从官中选官,并不是一件稀罕的事,但能够把网罗人才的视野从贵族转向平民的君王则为数不多,唐太宗可算其中的佼佼者。一方面,唐太宗不以人的身份背景、地位尊卑为选择的条件;另一方面,唐太宗还十分懂得唯能者是用的用人原则,提倡谁有本事就用谁。

一次,唐太宗给功臣们封官赐爵。他让人先宣读自己事先写好的名单,并说:“若谁有意见,请尽管向我提出来。”

唐太宗的叔叔李神通自认为为唐王朝打了许多重要的仗,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自己又是皇帝的叔叔,在众大臣中,应该是自己的功劳最大。但他一听到名单上把自己排在后面,心里就极为不服气,对唐太宗说:“当初,是我首先起兵响应您,跟随您东征西杀,为您夺得皇位立下了大功。可您今天怎么好像把我的功劳全都忘记了似的,竟然将我排在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的后面?与我们这些在战场上誓死为国家拼杀的人相比,他们有什么功劳可言?不过就是舞文弄墨、乱写乱画罢了!”

唐太宗笑了,说“叔叔您虽然首先举兵起义帮助我,可是您忘了,您后来还打了两次大败仗呢!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出主意、定计策,帮我取得了天下,论功劳,理应排在您的前面啊。您虽然是我的至亲,可是我不能徇私情加重对您的封赏啊!那样的话,对其他大臣来说就太不公平了!”听皇帝这么说,李神通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过了一会儿,房玄龄说“秦王府里的旧人,都是皇上的老部下了,那些没有升官的,难免会有一些怨言。''

对此,唐太宗说:“国家之所以设立官职,为的就是选拔有才能的人才,替老百姓办事。在这上面,绝不能以新旧分先后。新人有才能的,就要升官赐爵;旧人没有才能的,当然不能提拔。要不然,国家的事情怎么能够处理好呢?”

长孙无忌是唐太宗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又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有才能又曾立过大功,唐太宗就任他为当朝宰相。长孙皇后知道了,怕别人说闲话,就劝唐太宗不要给哥哥那么大的官职。“你这样想不对。我任用你哥哥,是因为他有做宰相的才干,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亲戚。”最后唐太宗还是坚持让长孙无忌做了宰相。

鬼谷子《符言第十二》篇讲:“德之术曰:勿望而拒之。”广采众论,不拒绝任何意见。允许别人提意见,就会增加对方的参与意识,众心成城。李世民的用人之道向来为史家所称道,他用人不看出身,

只看其是否有能力、有才华,从而唯才是用、用其所长,因此,李世民一朝出现了很多名垂青史的人物,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长孙无忌等等。

英雄就是英雄,不必问其出处,人才也是如此。用人就当为才所以,谁有本事就用谁,凭借这一原则就能获得贤能之才的鼎力相助,有此源源不断的智慧源泉,何事不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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