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百年潮》

18歲參加解放軍時，我曾問過戰友：政委爲啥叫“政治委員”，什麼叫政治？當時，戰士們文化水平低，大都講不出個道理來。有一個老兵向我解釋：凡是革命隊伍中的大事都歸團裏、師裏、軍裏的政委管，因此“大事”就是政治。我又問：什麼是“大事”？他說：衆人的事、軍隊的事是大事，個人的事、家庭的事是小事，我聽後覺得很有道理。我就是帶着這種認識走下了戰火紛飛的戰場，邁入了新中國的大門。不想，在給彭真當警衛員的日子裏，我對“大事”和“政治”的含義有了新的感受。

吳晗用餐少兩菜

1949年5月，中央調整了北平市的領導班子，葉劍英另有安排，市長改由華北軍區司令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聶榮臻兼任。當時，北平市委書記是彭真，市委副書記兼常務副市長是張友漁，市政府祕書長是薛子正。還有一位副市長就是到任不久的吳晗先生。吳晗時任民盟中央常務副主席，是毛澤東、周恩來從西柏坡帶進北平城的15位民主人士之一。他才華橫溢，學識淵博，是一位資深的歷史學家。中央任命他爲北平市副市長，可見對其十分器重。

北平剛解放時，市政府設在府右街南口路西的一座大院裏。當時機關幹部實行的是“供給制”，機關食堂分大、小竈，規定市級領導喫小竈，每餐標準“四菜一湯”。由於聶榮臻在軍隊裏有要職，彭真在市委機關工作，一般不在市政府用餐。正常情況下，到小竈用餐的只有張友漁、吳晗、薛子正三人。他們三人常常圍在一張桌子上喫飯，食堂管理員按規定在他們的餐桌上擺放“四菜一湯”，從不敢超過標準。

有一天，張友漁、薛子正兩人到市委開會中午未回，市政府的小竈只留下吳晗一人用餐。大概是食堂管理員怕做多了浪費，中午只給吳晗上了兩菜一湯。吳晗並未在意，喫完飯當管理員問他“您喫好了？”他說了句“謝謝，喫得很好”，就走了。

第二天，彭真到市政府有事，中午被大家留在小竈共進午餐。午餐的標準還是“四菜一湯”，四位領導邊喫邊聊，氣氛十分融洽。彭真十分關心和尊重吳晗，說話間常向他請教一些城市管理的問題。當彭真問及吳晗在工作和生活上有什麼困難和意見時，吳晗當即表示說：市政府機關的同志對他的工作、生活十分照顧，昨天還單獨爲他炒了兩盤菜。彭真一聽，臉上漸漸收起了笑容。等吳晗喫完飯，彭真站起身，很客氣地請吳晗先回去休息，並親自送至餐廳門口。回來後，彭真一臉嚴肅地坐在餐桌前對張友漁、薛子正二人說：“吳晗先生昨日在這裏喫飯，爲什麼只給上了兩盤菜，你們瞭解嗎？”薛子正一聽，忙叫人喊來管理員。管理員一見是彭書記問及此事，只好將昨日因吳晗一人用餐，“菜上多了怕浪費”的實際想法向彭真作了彙報，並一再解釋，吳晗先生喫完飯後，表示過很滿意。彭真說：“既然有標準就要按照標準辦。特別是對吳晗先生，他是一位黨外民主人士，是黨中央、毛主席爲我們請來的專家。國民黨反動派揚言：共產黨打仗行，但他們不懂得怎樣管理城市和發展經濟。我們在這方面確實是外行，所以要請一些黨外的有知識、有文化的專業人士和我們一同工作，一同建國。對這些人我們要格外尊重他們，除了在工作上支持之外，也要在生活上給予特別的照顧。如果昨天的午飯，只給你們（指張、薛二人）上兩盤菜或者是一盤菜我絕不會說什麼，但給吳晗先生少上兩盤菜就不行。我們不能讓人家覺得我們共產黨人都是勢利眼，給人家一種寄人籬下的感覺。昨天的事非同小可，這裏面有關執行黨的統戰政策，你們應當受到批評並向市委作出檢討，我們也要就此事寫出報告上報中央。”

聽了彭真的一席話，張、薛二人當即表示承擔責任，管理員也一再向彭真保證，今後再不會發生類似的事。

這麼一件小事我以爲過去了，沒想到幾天後，彭真、劉仁（時任北平市委副書記）、張友漁、薛子正等幾位領導一塊被叫到中南海開會，回來後馬上召開市委、市政府機關黨員幹部大會。在會上，彭真給大家介紹了那天午飯發生的事。許多同志見爲這麼件小事專門開大會，不大理解，在下面竊竊私語。此時，彭真在會上大聲講道：“毛主席、周副主席剛剛把我們幾個市領導叫去，就此事批評了我們。毛主席說：過去我們在解放區，在農村待慣了，到了城市還是老一套。我們有些同志只注意搞節約，不注意團結人，不注意搞統戰，不注意黨的形象和影響，更不注意黨的方針政策，這樣做要不得。周副主席也要求我們的各級幹部，就此事認真反省一下，如何搞好統戰工作，不要只看眼前利益，凡事要往大處去看、去想就對了。”

這次大會，吳晗也到會參加。彭真代表市委、市政府當面向吳晗表示道歉，感動得吳晗熱淚盈眶。吳晗在會上發言，表達了對共產黨、新中國的熱愛和嚮往之情，決心要用畢生的精力爲黨、爲國家和人民作出貢獻。

1957年3月，經彭真、劉仁介紹，黨中央批准，吳晗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黃敬遲到罰三杯

1949年9月中旬，新政治協商會議即將在北平召開。時任天津市委第一副書記、市長的黃敬也到北平參加大會和開國大典活動。

會前某日，北平市的幾位領導彭真、聶榮臻、張友漁、吳晗和薛子正，邀請黃敬遊覽頤和園，中午在頤和園內的聽鸝館設便宴招待。約好上午10點鐘在頤和園昆明湖畔的一處小亭子聚齊，由張友漁親自去黃敬下榻的飯店接他。不想，因黃敬有事耽擱了時間，加上當時到頤和園的道路不好，人多路窄且多爲土路，等他們趕到頤和園時，彭、聶、吳、薛等幾位領導已在湖邊恭候多時了。老戰友們相會十分親熱，大家邊說笑邊遊玩，沿頤和園的水榭、長廊漫步，共同沐浴着秋日的溫暖陽光，領略着昔日皇家園林湖光山色的美景。

不知不覺時已至正午，來到聽鸝館門前，祕書長薛子正說：“飯已準備好了，請黃市長入席吧。”黃敬高興地說：“頤和園我過去曾來過，卻從未在此喫過飯，今日承蒙各位的盛情，真是三生有幸，謝謝啦。”

聽鸝館裏擺了兩桌飯菜，首長們坐主桌，我們這些祕書、警衛、司機們一桌。彭真代表市委市政府簡單地說了幾句祝酒詞，大家就喫喝起來。

黃敬性格豪爽，席間話多酒也有量。談到城市建設和管理問題時，黃敬說：“進城以後，不管是建設也好，管理也好，還不都得我們拿主意、想辦法。我們是城市的管理者，上級可以管我們，但下級就該服從我們。今天，我和張市長在來的路上，被你們北平的交警攔住了車子。你們的司機和張市長還真怕交警，人家不舉手裏的棒棒，硬是不敢走。”說到此處，黃敬已顯露出在路上的不滿之意。他接着有些洋洋自得地說：“我也會開車，在天津我就不怕交警（當時北平、天津剛解放不久，交通警察大都是被留用的解放前的舊警察），有的交警要攔我的車，我一露臉他們就得馬上放行。”

見黃敬話說到這兒，彭真接過話題笑着對黃敬說：“黃敬同志，你的做法在天津行，因爲在天津你是‘老大’。可在北平，我們在座的都不是‘老大’。不光我們，連周副主席也不是（當時新中國還未成立，周恩來是黨的副主席之一）。前不久，周副主席身邊的一位司機給他送一份緊急公文，由於不聽交警的指揮發生了交通事故。周副主席知道後當即把司機的領導找來，嚴肅地批評了他們，並要當事人作出深刻檢查，要求中央機關所有的同志都要服從警察的管理，支持北平市的工作。”

黃敬見彭真這麼一說，臉上立刻收起驕矜自得之色。黃敬和彭真是老相識了。彭真曾在天津工作多年，擔任過中共天津市委書記，1929年6月在天津被捕入獄，1935年秋出獄後又出任過中共天津工作組負責人。1945年，彭真當選爲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候補書記。在彭真面前，黃敬怎敢自認“老大”。

彭真見黃敬低頭不語，接着又說：“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要我們進城後要經受住人民的考驗、歷史的考驗，要我們考出個好成績，不要做李自成。我們就要踏踏實實地坐下來學習，學習經濟知識、城市管理知識、法律法規知識。不要讓人家講我們共產黨人是一羣嘯聚山林的山大王，只會打游擊不會搞建設。過幾天我們就要建國了，毛主席對我說過，建國後我們要先制定一部國家的大法，就是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今後我們還要研究頒佈許許多多涉及多方面工作的法律、法規。我們要學會用法來管人，用法來管事，用法來治理國家。那種自以爲是、無法無天的遊擊習氣要徹底糾正過來，尤其是我們這些黨的高級幹部，更應該以身作則，帶頭執法守法纔對。”（1949年10月19日，彭真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作者注）

說到這裏，彭真爲緩和嚴肅的氣氛，笑着對黃敬說：“黃敬同志，在北平有毛主席、周副主席，有黨中央管着我們，我們每天都在謹慎從事，不敢懈怠。在天津你是‘老大’，深得中央的信任，希望你能像周副主席那樣要求自己，要求部屬，當好天津人民的父母官。”

黃敬見狀忙說道：“老彭啊，快別再提什麼老大不老大的話了。在您和諸位面前，我黃敬只配當學生，今天這頓飯使我學了不少東西，你老彭的一番高論，讓我銘記終生。回去後從我開始，所有機關幹部都要認真檢查一下思想問題，努力做好天津市的各項工作，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薛子正見席間氣氛過於嚴肅，忙插話說：“黃敬同志有此認識和態度，真值得我們學習，但不管怎麼說，今天遲到總是不應該，讓諸位同仁等你多時，應該罰酒三杯。”黃敬一聽，忙站起身來連聲說道：“該罰、該罰、我認罰。”說着伸手端起桌上的酒盅，在幾位好友的笑鬧聲中，連幹三杯。

班禪赴宴“挨一蜇”

新中國成立後，和平解放西藏作爲國家的一件大事，被提上黨中央的議事日程。1951年初，中央致電十四世達賴喇嘛，歡迎他派代表來京進行和談。同時，中央特別邀請十世班禪活佛來京共商祖國統一大計。

1951年4月22日，阿沛·阿旺晉美作爲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率和平談判代表團抵達北京。

4月27日，班禪活佛率青海塔爾寺堪布會議廳的僧俗官員一行45人也抵達北京。周恩來總理和朱德、李濟深親往車站迎接。當天晚上，周總理又設宴款待班禪，爲他和塔爾寺的僧俗官員接風洗塵。這次見面是班禪和周總理的第一次見面，各自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班禪視周恩來爲“最可信賴的長輩”，而周恩來讚譽班禪是“少年活佛，英俊瀟灑”。那年十世班禪剛滿13歲。

4月28日晚，北京市政府受周總理委託，在市政府大樓設宴盛情款待班禪，以盡地主之誼。參加宴會的有彭真、張友漁、吳晗、薛子正。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邢西萍）作陪。西藏方面除班禪活佛外，作陪的有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阿沛·阿旺晉美、班禪駐京（指南京）辦事處處長詹東·計晉美等人。

當時，市政府條件差，根本沒有大一點的乾淨餐廳供宴會用。薛子正只好讓大家騰出二樓的一間會議室，臨時改做宴會廳。做飯的廚房在辦公區的另一端，相距約300米遠，中間還要穿過一處大院子。院子裏生長着許多樹木。正是春光明媚時，紫色的丁香迎風盛開，香氣撲鼻，令人陶醉。

由於是盛宴，廚房的距離又遠，考慮到安全問題，薛子正叫來我們這些首長身邊的警衛和勤務（當時稱公務員），一共七八個人爲宴會服務。宴會開始後，大家按照事前的分工，端茶的端茶，上菜的上菜，最多的是提着盛菜的食盒，來回奔跑在廚房和宴會廳之間。大家都在盡力地工作着，生怕出點紕漏挨批評。可偏偏不遂人願，在宴會中就出了件意想不到的“大事”

宴會過半時，班禪年少，喫得又快，最先放下碗筷要去洗手。當時，屋裏只在牆角處放了一個臉盆架，臉盆邊上搭着條半溼半乾的新毛巾。臉盆裏的水，是剛剛由一個同志從外面端進來的。

班禪站起身走到臉盆處，在洗完手擰毛巾時，突然大叫起來，引得在場的領導都跑過來看究竟。只見班禪雙眉緊鎖，哭喪着臉，嘰哩哇啦地講些藏語，使勁地甩着左手。班禪的陪同詹東·計晉美聽了班禪的述說，拿起臉盆裏的毛巾一看，上面趴着只蜜蜂，原來是班禪的手被蜜蜂給蜇了。薛子正叫人找來機關的醫務人員，又是上藥，又是包紮，好一陣忙亂，才使班禪平靜下來。宴會不歡而散。彭真等幾位領導送走了客人回到宴會廳，大家相繼坐下後，誰也不說一句話。

過了好一會兒，彭真發話問：“怎麼搞的，蜜蜂怎麼會爬到臉盆的毛巾上？”薛子正答：“我問了，是剛纔打水的同志端着臉盆路過院裏的丁香樹下，無意中蜜蜂跌落到臉盆裏的。”彭真聽後，提高了嗓音狠狠地批評起薛子正來：“你這個祕書長是怎麼幹的？爲什麼不事前叫人用鐵壺將水打好？做事粗心大意馬馬虎虎，你看你用的這些人！”彭真用手指着我們這些站在牆邊的警衛和勤務怒氣沖天地說：“一個個愣頭愣腦，衝鋒打仗還可以，端着臉盆像過敵人的封鎖線，根本就不是幹這事的料！爲什麼不去北京飯店請幾個服務員過來？”這時，在場的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插話說：“老彭，算了！也沒什麼大事。”彭真一聽扭頭對他說：“不！這個問題很嚴重，是一次政治事故。今天我們是受黨中央和周總理的委託以北京市政府的名義宴請班禪，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動。班禪活佛是西藏的宗教領袖，是來和中央商討和平統一的國家大事的。接待工作中出了問題，是會影響到黨的大政方針的。你回去後先向中央彙報一下這裏的事，我們馬上向中央寫出書面檢討，請求處分。”

過了幾天，彭真帶着市委市政府的幾位領導來到中南海，當面向周總理彙報了事情發生的經過，並主動承擔了責任。

在彭真身邊工作的那段時間裏，我對“政治”的含義有了極其深刻的認識。政治不光是指一些大事，有些看起來不起眼兒的小事，也會演變成大事。大事、小事是因人、因時、因地而異的。後來，我調到國管局工作。幾十年來時刻牢記着“服務工作無小事”的教訓，兢兢業業地工作在機關後勤戰線上，直到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