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一场将中国历史上的最强王朝带入黑暗深渊的战争

唐朝，一个让所有华人引以为傲的朝代，一个无论在政治、经济、外交、艺术人文、军事各个方面都遥遥领先世界的王朝。然而就在它意气风发地向世人展现自己傲然英姿之际，一场动乱却将这个不可一世的帝国拖向崩溃的边缘，好在最终得以幸免于难，但却从此一蹶不振，再难重现昔日辉煌。

这场划分大唐帝国兴衰的“安史之乱”究竟为什么会发生？是唐玄宗晚年老朽昏庸，宠幸奸臣，又或是另有蹊跷，仔细研究动乱之前大唐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后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永远不能否认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个治国能力极强的皇帝，大唐的国力在他手上到达了顶峰。唐朝初年除了军事方面，无论在经济、人口都弱于隋朝。这也是为什么李世民时期唐朝仅是“贞观之治”，而在李隆基治下则被尊为“开元盛世”。

中国历史上有个惯例，对于全民小康的时期称为“某某之治”，只有超级大国的时代才配被称为“盛世”。“之治”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而“盛世”除了唐玄宗时代的“开元盛世”外，就只有一千年之后的“康乾盛世”了。

唐玄宗李隆基的治国手段最核心的就是用人，他极善于平衡各势力间的权力，并让其相互制衡。李林甫在相位时，玄宗放任他独掌大权，他深知李林甫的为人口蜜腹剑，由他去处理朝廷上的党派斗争必定会引发许多人对他的不满。而在李林甫将所有人得罪个遍后，只能回头寻找皇帝这一个靠山，这样权力最终又会转回皇帝自己手上。

这是非常高明且微妙的政治手段，极其需要君臣之间的默契。在李林甫做丞相的期间，尽量权倾朝野、嫉妒贤能，但政务却被处理得井井有条，由于身后有皇帝这个强大后盾，众臣皆敢怒不敢言。即便受宠如安禄山，面对这个能将自己看穿的宰相，也是害怕得瑟瑟发抖。

可问题就出在李林甫在位期间排挤各种贤臣，导致朝堂之上有能力的人才严重不足，以至于他死后继任者青黄不接，像杨国忠这种只知道敛财的无能之辈都可以上位，接任相印。

在李林甫死后，玄宗仍旧试图使用同一套手段来扶持安禄山，将他拔到高无可高的地位上，引起其他武将对其的不满。同时让与安禄山不和的杨国忠担任相位，以此来制衡他的权力。并将安禄山的死对头，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和陇右、河西两省节度使的老将哥舒翰安插在他辖区周围，李隆基认定如若安禄山有反心，三者势必不会同流合污，反而会更加积极平叛。

然而机关算尽的李隆基严重高估了杨国忠，这个连给李林甫提鞋都不配的新任宰相完全控制不住安禄山，只知道野蛮打压，相反将安禄山推到了朝廷的对立面，最终引发叛乱。而在“安史之乱”初期，玄宗错误地强行更改前线将领作战计划，导致优势转向叛军一方，这个锅李隆基只能自己背了。

节度使的权力

唐初沿袭了之前隋朝总督的职位，到唐睿宗李旦时期始改为节度使。节度使的权力非常大，往往掌握有辖区的财政、民生、军事等方面的完全管理权，节度使的设立对于一个庞大的帝国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古代信息流通迟缓，如果逐一向中央汇报，除了信使花在路途上的时间之外，由于全国各地上报的奏折数量过于庞大，朝廷相关部门的受理时间也使得整个过程显得十分冗长。

中央为了更快速地处理各地出现的紧急情况，将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下放给了地方节度使。而这之中最重要的是部队将领的任免权。在唐玄宗以前，对于部队低级军官的选拔还是需要上报兵部来审核的，而高级军官更是需要宰相亲自任命。玄宗之后节度使权力扩大，节度使拥有了手下部队各级军官的直接任免权，这对藩镇作乱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于造反这件事来说，首先就是要有一支忠诚度高且值得信赖的武装，而节度使正可以利用委任军官这个手段来拉拢各级士官对自己的忠诚。这也直接导致了坐拥三省节度使的安禄山起兵造反的时候，在他辖区能辐射到的范围内竟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平日深受安禄山恩惠的各地将领城守纷纷开门投降，唐玄宗李隆基甚至绝望地喊出“河北二十四郡，竟无一义士乎”这样的哀嚎。

不应该被忽视的城傍制度

唐朝之所以在对外军事上保持非常强势的地位，很多程度上是得益于城傍制度。城傍就是将被征服的游牧民族打散，安置在原本就属于他们放牧区域的族群。他们不需要像汉族子民一样缴纳税赋，但却有随时接受被征召入伍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