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兰台，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发生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长期被人忽略。

这就是日俄两国在战争结束后所面临的外交形式。

沙俄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国际形势并不好，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是非常反对沙俄在东亚的扩张的，可以说国际舆论对沙俄很不利，沙俄在国际上也相对孤立。

可是日俄战争结束后，沙俄竟然发现自己在外交上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战前紧绷的外交僵局一下子就不复存在了，欧美各国都对沙俄非常友好起来。

而日本作为“日俄战争”的胜利者，在战争结束后反而在国际外交上面临空前的困境。日本突然发现自己因为打赢了日俄战争，在国际上居然成了“孤儿”。

这种“孤立”可以说直接催生了日本国内反西方民粹主义，也为日本后来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埋下了伏笔。

可以这么说，日本之所以后来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和欧美列强在“日俄战争”后对日本的 “孤立”和“歧视”有直接关系。

我绝不是为日本军国主义辩护，也不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发生是一件“情有可原”的事情。可是站在历史研究立场，却不得不承认欧美列强在20世纪初期意识形态上盛行的“种族主义”确实是导致日本日后走向军国主义的一大元凶。

当时“种族主义”在西方社会流传的有多广泛？

就连伟大的爱因斯坦都深受“种族主义”的影响。

爱因斯坦在20世纪在亚洲旅行时，在日记里把中国人、日本人称作“低智商人种”，并且把日本人、中国人视作“对我们（白人）的威胁”。

20世纪西方国家这种以人种、肤色区分远近亲疏的现象，日本明治维新元老伊藤博文早在1883年就已经发现了：

“每逢东西两洋交涉，欧土各国则连横合作，欺凌孤立之我。其心术毕竟无他，唯在人种与宗教之异同。……彼等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之类与山中野猿无异，……盖敬爱彼之不开化如山中野蛮者，却不认可我东洋之进步，是与彼等无同宗兄弟之谊也。”

无独有偶，日俄战争时期正在欧洲旅行的孙中山先生也发现了西方社会对亚裔的歧视。

孙先生观察到当日本海军在旅顺港附近一举歼灭俄国太平洋舰队时“欧洲全部人民为之悲忧，如丧考妣”。“英国虽然是和日本同盟，而英国人一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多数也都是摇首皱眉，以为日本得了这个大胜利，终非白人之福。”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俄双方在美国调停下于1905年9月5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斯海军基地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美国方面给予了沙俄谈判代表超规格同情和礼遇，俄国人被这种“种族亲情”感动得潸然泪下。

而与此同时，英日虽然是同盟，但是日俄战争结束后，当时英国的印度总督却在担心日本的胜利会导致印度人争相赴日留学，然后在日本人的影响下敌视英国对印度的统治。

不少日本高层精英都发现欧美国家这种种族主义倾向。

日本著名的法学家寺尾亨就直言：“欧人并未视我如同等，欧美人对同种表示同情，有危难时相救之情，而对异人种却无丝毫同等之感，也难生同情。”

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甲级战犯德富苏峰也说：“欧美中真心爱我日本者，几乎未有一人。我等与其在人种、宗教、风俗、习惯上之纽带皆无。日本乃广阔世界之一异客、一孤鸟。”

事实上日俄战争之后，欧美各国，尤其是列强国家都出现了强烈的反日、排日情绪，比如1906年10月1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明文规定日裔儿童不得与白人在同一学校就读。

1913年，又通过《外国人土地法》，限制日本移民在美国合法拥有和租赁土地。

1919年，巴黎和会否决了日本代表团提出的人种平等法案，其中又以日本传统盟友英国以及澳大利亚、美国反对最为坚决。

20世纪20年代，美国海军甚至认为“日本一旦掌握了亚洲大陆的资源与人力，其控制下的黄色民族就会统一起来，有色人种的大浪将不可避免地涌向太平洋东岸，而美国的安全、白色人种的优势都将受到威胁。”

以上种种都表明日俄战争后，日本虽然获得了战场上的胜利，但是在种族主义盛行的年代，日本的胜利也使得欧美列强对日本这个非白人国家心存忌惮。

而这种源自“种族”的忌惮就像一柄双刃剑，直接催生了日本军国主义。

从这个角度说，二战时日本这头名为“军国主义”战争怪物是日本人和西方社会共同制造的产物。

参考资料：

《日俄战争前后美国远东扩张政策与日美对中国东北铁路的争夺》、《日俄战争后日俄美的东北亚政策》、《日俄战争前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以罗斯福和塔夫脱为研究重点》、《日本明治末年的黄祸论--以田口卯吉和森鸥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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