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经过一年多的苦战，中央红军付出惨重的代价，却并没有粉碎第五次“围剿”。而苏区的面积却在不断缩小，危急形势下，红军总部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因为博古、李德仍掌握军事指挥权，所以在冲破四次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已经伤亡过半，全军士气一度低落，惨重的损失让红军领导层开始反思，这也就有了后来著名的遵义会议，而促成会议召开的关键人物就是洛甫。

洛甫，其实就是张闻天的化名，他原名张应皋，字闻天，1900年生于江苏南汇，17岁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参加过五四运动，曾留学日本，1925年入党后赴苏联留学，认识了博古和王明等人，当时他给自己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所以回国后，就用谐音“洛甫”当作自己的化名。

1931年博古成为我党临时总负责人，有留苏经历，且与博古相识，立场一致的洛甫也受到重用，先是当中宣部部长后逐步提升，但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特别是广昌战役失败后，他同博古之间在军事方针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两人有了分歧。

湘江之战惨败之后，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中，虽然通过了主席的正确主张，但在红军的西进路上，博古和李德仍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1934年12月20日，在黄平的一片橘园中，洛甫与王稼祥商议眼前的形势，洛甫说，这样打仗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随后，洛甫联系了几位领导者和红军将领，并通知了主席，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最终在1935年1月15日，会议在遵义召开。

当时是洛甫最先提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决定取消两人的军事指挥权，而指挥权重新回到主席手中。而到了2月5日，在云贵川交界的“鸡鸣三省”之地威信县，洛甫遵从扎西会议的决定，正式取代博古成为总负责人。

在洛甫的全力支持下，主席对军队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最终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938年9月，洛甫主动让贤，不再担任“总负责”，抗战时期历任马列学院院长、《解放》周刊总负责人，1942年，他还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作了一年多的农村调查，为我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做了大量贡献。

抗战胜利后他来到东北，历任合江省省委书记、辽东省省委书记，为东北解放区的开辟和建设付出不少心血，建国初他出任驻苏联大使，回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1976年7月1日病逝于江苏无锡，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