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戰士退出賽場

4月8日,在威斯康辛州初選尚未開票時,伯尼·桑德斯宣佈退出2020年美國大選民主黨初選。至此,民主黨曾經的初選隊伍已經只剩喬·拜登一人。2020年大選格局將是拜登VS特朗普。

由於政治主張原因,桑德斯始終未獲得民主黨當權派認可。但是,在初選大幕拉開之初,很少有人認爲桑德斯會如此早的退出戰鬥,特別是在內華達州初選時,桑德斯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彼時拜登還苦苦掙扎在第四位。然而,自2月29日的南卡羅來納州初選起,形勢急轉直下,特別是桑德斯在此後初選中的得票率均極其反常的遠低於選前民調。這種變化並不符合美國選舉政治的一般規律。

歸根結底,這種不同尋常來自於新冠肺炎疫情。若無疫情,桑德斯可能在7月的黨代會上被拜登擊敗,但在4月就失敗,不是拜登而是疫情能做到的。某種程度上來講,桑德斯的迅速失敗是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對美國政治乃至全球政局最大的影響,遠高於被病魔擊倒的英國首相約翰遜。

二、疫情怎樣擊敗了桑德斯?

美國政治有趣之處在於,應對不利的當權派們(首要是特朗普,其次是民主黨當權派,當然包括拜登)愈發穩坐釣魚臺,反倒是對疫情應對並沒有多大責任的桑德斯卻先被幹掉了。

爲什麼呢?大體來說,疫情從三個方面毀掉了桑德斯的競選。

最重要的是股市暴跌。從根本上來講,美股暴跌並不是因爲疫情,而是因爲漲的太久了,早就處於不正常高位,該跌跌了,正好來了疫情這根導火索。而桑德斯對資本市場素來不友好,例如他明確要求上調金融市場的各種交易稅,希望以此增加每年3000億美元稅收。客觀來說,這些主張有助於緩解財政赤字和過度金融化等問題,也是他贏得選民青睞的重要因素。

然而,與中國不同,美國直接炒股的散戶不多,但股市與普通人的綁定程度非常高(普通人退休金還有各種保險大多以基金等形式持有股票)。在股市大漲時,選民自然支持通過增稅方式讓賺的盆滿鉢滿的資本家手裏稍微多分出一些收益。但是,在股市暴跌大背景下,選民首先關心的是自己的養老金,桑德斯的主張就顯得非常不合時宜。疫情應對不利,死的畢竟是少數人,股市纔是大多數美國人的命根子。所以,選民首先要選的是能保住股市而非應對疫情的總統。

其次,疫情讓桑德斯的主要經濟主張沒意義了。一方面,爲了應對疫情,特朗普推出大規模發錢計劃。若在平時,這一做法之“左”,都超過桑德斯了,和楊安澤的“基本收入計劃”差不多。就算共和黨總統願意做,共和黨議員也不會答應,多數民主黨議員都未必會答應。然而,疫情讓共和黨總統幹成了民主黨極左翼都幹不出來的事。雖然肯定是短期的,但大選也是近在咫尺的,這段時間裏已經不可能再用福利議題來爭取選民了。

另一方面,“最低工資提升至15美元/小時”是桑德斯的標誌性主張,並且他成功的讓這一主張在2016年進入民主黨黨綱,這意味着該主張在民主黨內有深厚的羣衆基礎。然而,疫情來了,工作都沒了,提最低工資還有啥意義。

第三,疫情對競選活動的限制抵消了桑德斯和激進派選民的動員優勢。在美國中,現場集會的動員效果始終是各類傳媒無法替代的。2016年,由於身體不好,希拉里競選集會數量遠少於桑德斯和特朗普,這是她雖然具有絕對的資金優勢和黨內乃至主流媒體一致支持,但選戰打的很難看的重要原因。同樣,依靠身體優勢,桑德斯在2020年民主黨初選中集會次數遠多於拜登,本來效果還是不錯的,拜登因此也一直戴着“脫離羣衆”帽子。

進一步而言,拜登代表溫和派,桑德斯代表激進派。兩派選民行爲邏輯不同,溫和派選民一般只是自己投票,並不熱衷競選活動;激進派選民不僅自己投票,更善於通過競選活動影響其他選民。因此,競選活動越多對桑德斯越有利。可疫情又讓其優勢無處發揮。

不過,桑德斯其實還有機會。 此次疫情暴露出美國醫療體系、醫保體系和高昂藥價等諸多問題,而這些恰恰是桑德斯數十年持之以恆堅決反對的關鍵領域,也是特朗普和拜登的軟肋。然而,桑德斯卻出人意料的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也許這是因爲他是君子,不願意在國難之時挑起政爭;也許因爲他的妥協性,就像2016年他在初選中遭到民主黨的系統性不公正對待後,依然在大選中全心全意爲希拉里普選,而不像特朗普那樣會拼命乾死和任何敢惹他的人。

其實,即使什麼都不說,桑德斯也還有一個機會,就是繼續拖着,反正因爲疫情,多個州的初選已經被推後到6月底,剛剛選過的威斯康辛州的開票日期也被大幅延長。在疫情的不確定性下,一切皆有可能。例如,萬一拜登感染了呢?

當然,對中國來說,桑德斯退選特別是早早退選,是件好事。特朗普和拜登均比較實際,爲了利益可以反華,有好處也會暫時收起刀槍。桑德斯則更注重意識形態,從貿易到人權到香港等所有問題都對中國抱有明確敵意。所以,雖然從個人層面我更欣賞桑德斯這樣信仰堅定的政治家而非拜登、希拉里這樣圓滑的政客,爲他的退選而惋惜;但作爲中國人還是樂於看見這一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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