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年（215年），刘备如愿进入蜀地，就此摆脱桎梏，奠定了一方霸业的基础。按照当初约定，刘备取得益州，需要将当初借得的荆州归还江东。话所如此，鉴于荆州绝佳的战略地位，刘备又岂能轻易出让？于是孙权气愤曰：“猾虏乃敢挟诈！”

说到这，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对于刘备的“奸猾”，孙权其实是心知肚明。可既然如此，他为何不派人亲自去攻占益州，反而许诺刘备前去呢？要知道，周瑜称刘备有“枭雄之姿”，关张为“熊虎之将”，这样一个颇有潜力的军事集团，一旦成长起来，必将会给江东带来重大损失。

关于攻蜀计划，江东其实早有谋划，见于《三国志·周瑜传》：“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如果仔细分析这一计划，便会发现孙权倘若自己攻蜀，将会面临五大难题。

其一，周瑜刚刚去世，江东方面缺乏能独当一面的大将。鲁肃善于谋略，一生未曾参与过军事行动；甘宁是益州本地人，又颇有野心，孙权担心他一去不复返；吕蒙这样的将军，刚刚显露出头角，还需要磨练。由此可见，缺乏一员攻蜀的主将，是孙权面临的一大难题。

其二，江东多水师，缺少一定数量的精锐步兵与骑兵。孙权先后四次攻打江淮要地合肥，皆以失败告终。一方面，这固然是孙权只擅长防守而短于进攻；可另一方面，也是江东缺乏步卒与骑兵，难以适应平原作战。平原尚且如此，更别提山路崎岖的蜀地了。

其三，孙权进攻蜀地，一直图谋益州的刘备岂能甘心？《三国志·鲁肃传》说：当初孙权打算进取益州，于是向刘备咨询意见。

后者的回到却是：“备与璋讬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显而易见，这是刘备的冠冕堂皇之举。但也正因如此，说明刘备在江东时也生出了谋取益州的打算。一旦孙权进攻蜀地，“似有养虎”的刘备集团便可能立即成为潜在威胁。

其四，远在北方的曹操虎视眈眈。从《三国志·武帝纪》可知，曹操在赤壁之战败走后，反而加强了对江东的监管与打压政策。建安十四年（209年）、十八年（213年）与二十二年（217年），曹操都曾对江东方面用兵。倘若孙权派兵进攻益州，势必要从江陵一带的防线抽调精锐。倘若此时曹操来袭，孙权又当如何？

其五，彼时的益州、汉中，也并非轻易便能打下。一方面，孙权在益州境内没有一定的政治、人脉基础，倘若贸然进攻，便是师出无名。君不见，刘备入蜀后，也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笼络人心，才敢在部分东州士族的支持下发起对益州的进攻。

而另一方面，刘璋也不好对付。虽说益州没有上将，但李严、黄权、高沛、杨怀等人，也都各司其职，抵御外敌不在话下。《三国志·刘璋传》中说，刘备于建安十九年（214年）来到成都城下。可即便如此，刘璋还是颇得军民忠诚：“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倘若不是刘璋投降，刘备拿下益州恐怕也是损失惨重了。而孙权要派人进攻益州，且不说一路是逆流而上，波折不断；就算进入蜀地，恐怕也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返”。

基于以上五点，孙权最终放弃了周瑜生前留下的入蜀计划，转而将这个“硬骨头”送给刘备去“啃”。孙权此举，一半是无可奈何下的妥协，一半也是他的腹黑之处。

既然江东攻取益州很难，倒不如让刘备集团前去进攻。一来，刘备集团就算拿下益州，也会有不小损失，从而削弱这个威胁的潜在影响力。二来，从当时局势来看，曹操已经兵指汉中，随时准备将之攻取。如此一来，曹刘双方必将因为争夺益州或汉中打起来。隔岸观火，才是江东最擅长做的事。

另外，孙权将刘备支走，也肯定不怕他不归还荆州。刘备入蜀以后，吕蒙便与关羽时常在长江两岸对峙，似乎下一时刻，便会爆发以场大战。“备既定益州，权求长沙、零、桂，备不承旨，权遣吕蒙率众进取。备闻，自还公安，遣羽争三郡。”显而易见，刘备入蜀以后，孙权便在谋划将荆州夺回。这么一来，他后来选择与曹操联手，将关羽置于死地，倒也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