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告白》：伍綺詩，年輕人眼裏的一點點悲傷，總是比天還大

讀《無聲告白》的時候，總會想起《包法利夫人》；伍綺詩最難能可貴的地方，是她像福樓拜一樣，在日常甚至庸常的人生中，發現人性深處最具普遍性的動機和主題。於是，我們在閱讀《包法利夫人》的時候，時時都會驚恐地發現，其實自己心中也有一個包法利夫人。

故事的開頭，她便拋出一個懸念：“莉迪亞死了，可他們還不知道。”隨着莉迪亞之死，她抽絲剝繭，揭開上世紀美國七十年代，一箇中美結合的家庭中漸漸失衡的局面。莉迪亞的父親是華人，他這一輩子都想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希望成爲受歡迎的人，一個不會引人側目的普通人；莉迪亞的母親是美國人，年少時揹負着母親的期望力爭上游，希望在當時重男輕女的社會中取得成就，一直暗暗告訴自己，絕不要成爲自己母親那樣的家庭主婦。

《無聲告白》用敏銳的洞察力和勇敢的坦率，讓我們看到了不同的人對“與衆不同”會產生的渴望或恐懼，看到對於自己的期待、對於他人的期待又是怎樣對自己、對他人形成枷鎖，更無奈的悲劇是，一個人的反抗有時卻又成了另一個人的枷鎖。

《奧普拉》雜誌說《無聲告白》“講述了一個關於性別與種族的嚴肅主題”，亞馬遜編輯總結《無聲告白》“探索了身份危機、人生成就、種族、性別、家庭以及個人道路”，我卻覺得這只是故事精巧的外衣而已：這種對與衆不同的渴望和恐懼，這種期待、反抗和枷鎖，哪一種沒有在你我的內心中翻湧過？哪一種沒有在古往今來、世界各地，無孔不入地製造着一幕幕最日常而又最令人絕望的無聲的悲劇？

像所有最優秀的小說一樣，《無聲告白》所發現的，是一種超越了時代、地域、種族和性別的更普世的東西。就像《包法利夫人》的主題絕不是婚姻和出軌一樣，《無聲告白》也超越了一個移民二代家庭的身份尷尬。這樣的洞察和發現，是小說最成功的地方，也是小說作爲一種藝術最需要的品質，更是中國當代長篇小說最欠缺的，誰能告訴我，《白鹿原》《塵埃落定》史詩般的雄心和敘事之中，究竟有什麼超越性的洞察和發現？

作爲長篇處女作，《無聲告白》的敘事之嫺熟準確、結構之精巧流暢實在出人意料。雙線交錯敘事很容易流於刻意，伍綺詩卻能把它處理的幾乎讓人忘了這種複雜的設計，彷彿這個故事本就應該是這麼講的，甚至超過《我的名字叫紅》等名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