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宝宝河局当千艺术品金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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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急骤恶化。咸丰二年（1852年）户部奏称：“两载以来，军需河饷糜帑已二千数百万两，以致度支告匮，筹划维艰。”同年六月十六日户部密摺言：“自广西用兵以来，迄今三载，经臣部奏拨军饷及各省截留筹解，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户部银库，截止本月十二日止，正项待支银仅存二十二万七千余两。” 在这种支出日多、财政窘迫、军饷困难、国库空虚的情况之下，清政府企图借实行通货膨胀的政策，进一步对百姓进行搜刮与掠夺。

咸丰皇帝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奏摺上亲自朱笔批示：“所奏不为无见，然小钱大钱，制虽异，用实同，现铸小钱，铜尚不足，何况大钱乎！汝知一未知二也。至器用多铜，原干例禁，本年曾经降旨。况古制亦非尽善，举一事必欲复古，试问井田，封建尚可复乎？此摺著户部存记，若有可行时，不妨采择入奏。钦此。”

虽然，何绍基铸造大钱的建议未能获得朝廷的批准，但是，出于当时“军饷增多，帑金不足，”的现实情况，在清朝政府的最高统治阶层，已经拉开了铸造大钱的论战。

此后，清朝政府中的有关部门主管，如御史蔡绍洛、刑部尚书周祖培、大理寺卿恒春、户部尚书孙瑞珍、巡防大臣绵愉、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等，均先后向朝廷力陈铸造大钱的利处。然而，以户部左侍郎王茂荫为首的反对派，包括左庶子庞钟璐、御史蔡征藩等一批官吏，竭力反对铸造大钱。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江宁（今南京），并将南京改为天京，革命势力遍及长江流域各省，战局的急剧发展，使得当时市场银贵钱贱，货币信用发生严重危机，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咸丰三年，军旅数起，饷需支绌，东南道路梗阻，滇铜不至，刑部尚书周祖培、大理寺卿恒春、御史蔡绍洛等先后条陈钱法，请改铸大钱，以充度支。”在这种情况之下咸丰大钱终于应运而生。

“咸丰元宝”是清文宗于咸丰三年(1853）始铸的当百以上大钱，有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当千共六种，币材混杂，精粗不一，大小错出，轻重倒置。宝福局所铸最大当百“咸丰元宝”，钱径达8厘米，重达296克；而新疆库车局所铸当百“咸丰元宝”，钱径仅3.8厘米，重32.6克。宝河局曾开铸当百、当五百和当千三种“咸丰元宝”，其中当千“咸丰元宝”，是各铸钱局开铸同值“咸丰元宝”中最小的。

一枚宝河局铸造的当千“咸丰元宝”刻花钱。用来刻花的这枚宝河局当千“咸丰元宝”，其钱径比宝泉局、宝源局、宝苏局、宝福局、宝浙局等铸钱局所铸的当百“咸丰元宝”的钱径都小得多，重量也只有70.2克，但钱上刻花十分精致，与其他咸丰刻花钱有明显的不同。面文“咸丰元宝”四字，楷书，上、下、右、左直读，“丰”字为繁体字，“宝”字为繁体“缶”宝；其边缘阔0.45厘米，内、外各刻一道细线，组成内、外两个大、小圆，中间刻首尾相连的“e”纹；在“咸”与“元”、“元”与“丰”、“丰”与“宝”、“宝”与“咸”之间扇形的地张上，分别刻琴、棋、书、画图案，使该钱具有了文人气息；更为突出的是，将直径1.2厘米的穿廓，别具一格地刻成了锯齿形，这是其他刻花钱所没有的。背文“当千”，汉字，楷书，分列穿上和穿下，满文“宝河”，分列穿左和穿右；0.45厘米宽的边廓，内、外也各刻一道细线，组成内、外两个大、小圆，中间则刻规范的双线波浪纹；在汉字“当”与满文“河”、满文“河”与汉字“千”、汉字“千”与满文“宝”、满文“宝”与汉字“当”之间，分别刻有花卉等纹饰，既美观，又大方；方穿的穿廓并未刻花，以显示正、背两个穿廓的不同。 这枚宝河局当千“咸丰元宝”刻花钱，保存完好，包浆老旧，有一定的收藏意义和欣赏价值。